對劉禪採用譙周的建議而降魏，裴鬆之在《三國誌?譙周傳》中引用了孫盛的冷嘲熱諷：《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譙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劉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戈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薑維、廖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憂無所投寄而慮於必亡耶？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亦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劉禪既暗主，譙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範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原來偶然不偶然
然而冷靜分析，這些激烈的言辭未必公允。這裏首先進行一個對比，晉滅吳時孫皓最後採用光祿勛薛瑩、中書令胡沖的建議降晉，裴鬆之在《三國誌?孫皓傳》末同樣引用了一段孫盛的評論：孫皓淫虐放縱，酷虐眾生，晉絕其祚，如湯武革命，漢高奮劍，是順應天意。孫盛這時既沒有譴責薛瑩和胡沖，也未提亡國復國的事情。孫盛是東晉學者，東晉偏據江東，偏安一隅卻自充正統，類似於蜀漢，故其學者的觀點不免偏頗。他的話，其實是說給東晉小朝廷聽的，因此他以蜀漢類比東晉，“勸”劉禪硬挺卻誇孫皓識相。其次，根據《三國誌?孫休傳》及《三國誌?霍戈傳》注引《襄陽記》記載，魏發動滅蜀之役後，蜀漢都督巴東的右大將軍閻宇被召回，閻宇留二千人命令巴東太守羅憲守永安。蜀向吳告急後，吳將丁奉進攻壽春，丁封、孫異救蜀，留平、施績駐南郡為機動。後來吳軍聽說蜀漢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襲擊羅憲之實，羅憲對這樣見利忘義的行徑極為憤慨：“趁火打劫，這就是你們的道義？何況你們還能撐幾天？我決不做東吳的俘虜！”隨後他激勵將士堅守頑抗。不久後鍾會鄧艾相繼兵敗身死，東吳見到益州出現權力真空而再起吞併西蜀的野心，連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後派撫軍將軍步協西上，直接要攻拔羅憲這個絆腳石。羅憲知道勢單力孤，反過來派參軍突圍向魏國的安東將軍陳騫求救，並力戰擊退東吳的"侵略"。兵敗後的吳人大怒，派出王牌鎮軍將軍陸抗(陸遜子)增兵三萬圍攻，直到六個月後司馬昭派遣荊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羅憲時吳軍才撤走。可見，羅憲守軍隻有兩千，不是重兵，而東吳的"盟友"關係根本靠不住。這個問題其實好理解，兵敗國破的劉禪又憑什麽繼續和東吳稱兄道弟？劉備得益州，就是因為劉璋引狼入室，劉禪求東吳，也好比飲鴆止渴，其最好的結果不過是重蹈劉璋的覆轍。如果繼續憑藉本身的力量抵抗，薑維從劍閣撤退後無險以據，與蜂擁而上的魏軍進行野戰凶多吉少。此時蜀漢的安南將軍霍戈駐守南中，大概有萬餘人馬，是唯一可以藉助的力量。即使薑維與劉禪成功退至南中與霍戈會合，麵對外敵和內叛，恐怕也難以支撐。原因很簡單，劉禪不像劉備，胸懷大誌並且有百折不撓、化險為夷的本事，昏暗無能的劉禪隻剩下敗落家業、喪權辱國的能耐，而蜀漢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難？更何況一萬人的駐軍本身就證明那裏並不太平。弱國庸主即無法在亂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紂的地步才會滅亡，沒有道理。另一方麵，劉禪即使南退南中想當勾踐，司馬昭也不是夫差；縱使譙周要學申包胥，孫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爾袞並會把其變為吳三桂。劉禪把社稷當兒戲，故他不會死社稷，卿大夫為行將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個烈士的虛名外並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由於三國演義的渲染，蜀漢給大家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但從現有的史料中看，這樣的印象並沒有事實依據。蜀漢的滅亡，實際上是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並非偶然，不是靠什麽人的個人能力能夠挽救的。劉禪薑維譙周等不過是這一過程的殉葬品。從魏國的角度看，這次行動計劃周密準備充分實力雄厚，鄧艾鍾會也體現出了相當的軍事素養，各自在關鍵時刻對漢中和陰平的處理都幹淨漂亮。諸葛緒的表現雖然不算出色，但中規中矩，戰役第一階段時他對陰平一帶的威脅直接拖住了蜀漢陽平關方麵援軍的後腿，其作用不能忽視。最為關鍵的是，三路大軍左右開弓在事實上達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軍在短時間內取得重大戰果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滅蜀的決定性一擊是偷渡陰平，這個戰役本身確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顧整個魏滅蜀的過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為這個偶然性的最佳註解，必然性總是通過偶然性來體現的。
注1很大程度上，這是個數學問題。眾所周知，軍隊的主要目的是保衛國家，因此在邊境上部署的軍隊密度高於內地。這裏做一個簡化的模型，第一，隻有邊境才需要軍隊，內地不需要；第二，所需要的軍隊數量與邊境長度成正比；第三，國民的數量與國土的麵積成正比。那麽，對於大國來講，它的邊境與小國相比是線性增長，而它的麵積卻是平方增長，因此隻需要相對較少的軍隊，相反小國卻必須負擔相對較多的軍隊。某種意義上，蜀漢有相當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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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偶然不偶然
然而冷靜分析，這些激烈的言辭未必公允。這裏首先進行一個對比，晉滅吳時孫皓最後採用光祿勛薛瑩、中書令胡沖的建議降晉，裴鬆之在《三國誌?孫皓傳》末同樣引用了一段孫盛的評論：孫皓淫虐放縱，酷虐眾生，晉絕其祚，如湯武革命，漢高奮劍，是順應天意。孫盛這時既沒有譴責薛瑩和胡沖，也未提亡國復國的事情。孫盛是東晉學者，東晉偏據江東，偏安一隅卻自充正統，類似於蜀漢，故其學者的觀點不免偏頗。他的話，其實是說給東晉小朝廷聽的，因此他以蜀漢類比東晉，“勸”劉禪硬挺卻誇孫皓識相。其次，根據《三國誌?孫休傳》及《三國誌?霍戈傳》注引《襄陽記》記載，魏發動滅蜀之役後，蜀漢都督巴東的右大將軍閻宇被召回，閻宇留二千人命令巴東太守羅憲守永安。蜀向吳告急後，吳將丁奉進攻壽春，丁封、孫異救蜀，留平、施績駐南郡為機動。後來吳軍聽說蜀漢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襲擊羅憲之實，羅憲對這樣見利忘義的行徑極為憤慨：“趁火打劫，這就是你們的道義？何況你們還能撐幾天？我決不做東吳的俘虜！”隨後他激勵將士堅守頑抗。不久後鍾會鄧艾相繼兵敗身死，東吳見到益州出現權力真空而再起吞併西蜀的野心，連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後派撫軍將軍步協西上，直接要攻拔羅憲這個絆腳石。羅憲知道勢單力孤，反過來派參軍突圍向魏國的安東將軍陳騫求救，並力戰擊退東吳的"侵略"。兵敗後的吳人大怒，派出王牌鎮軍將軍陸抗(陸遜子)增兵三萬圍攻，直到六個月後司馬昭派遣荊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羅憲時吳軍才撤走。可見，羅憲守軍隻有兩千，不是重兵，而東吳的"盟友"關係根本靠不住。這個問題其實好理解，兵敗國破的劉禪又憑什麽繼續和東吳稱兄道弟？劉備得益州，就是因為劉璋引狼入室，劉禪求東吳，也好比飲鴆止渴，其最好的結果不過是重蹈劉璋的覆轍。如果繼續憑藉本身的力量抵抗，薑維從劍閣撤退後無險以據，與蜂擁而上的魏軍進行野戰凶多吉少。此時蜀漢的安南將軍霍戈駐守南中，大概有萬餘人馬，是唯一可以藉助的力量。即使薑維與劉禪成功退至南中與霍戈會合，麵對外敵和內叛，恐怕也難以支撐。原因很簡單，劉禪不像劉備，胸懷大誌並且有百折不撓、化險為夷的本事，昏暗無能的劉禪隻剩下敗落家業、喪權辱國的能耐，而蜀漢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難？更何況一萬人的駐軍本身就證明那裏並不太平。弱國庸主即無法在亂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紂的地步才會滅亡，沒有道理。另一方麵，劉禪即使南退南中想當勾踐，司馬昭也不是夫差；縱使譙周要學申包胥，孫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爾袞並會把其變為吳三桂。劉禪把社稷當兒戲，故他不會死社稷，卿大夫為行將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個烈士的虛名外並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由於三國演義的渲染，蜀漢給大家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但從現有的史料中看，這樣的印象並沒有事實依據。蜀漢的滅亡，實際上是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並非偶然，不是靠什麽人的個人能力能夠挽救的。劉禪薑維譙周等不過是這一過程的殉葬品。從魏國的角度看，這次行動計劃周密準備充分實力雄厚，鄧艾鍾會也體現出了相當的軍事素養，各自在關鍵時刻對漢中和陰平的處理都幹淨漂亮。諸葛緒的表現雖然不算出色，但中規中矩，戰役第一階段時他對陰平一帶的威脅直接拖住了蜀漢陽平關方麵援軍的後腿，其作用不能忽視。最為關鍵的是，三路大軍左右開弓在事實上達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軍在短時間內取得重大戰果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滅蜀的決定性一擊是偷渡陰平，這個戰役本身確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顧整個魏滅蜀的過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為這個偶然性的最佳註解，必然性總是通過偶然性來體現的。
注1很大程度上，這是個數學問題。眾所周知，軍隊的主要目的是保衛國家，因此在邊境上部署的軍隊密度高於內地。這裏做一個簡化的模型，第一，隻有邊境才需要軍隊，內地不需要；第二，所需要的軍隊數量與邊境長度成正比；第三，國民的數量與國土的麵積成正比。那麽，對於大國來講，它的邊境與小國相比是線性增長，而它的麵積卻是平方增長，因此隻需要相對較少的軍隊，相反小國卻必須負擔相對較多的軍隊。某種意義上，蜀漢有相當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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