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雖然大權在握，但一直尊重漢獻帝權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獻帝手裏。曹操晉見獻帝，都按照當時三公見皇帝的慣例，左右有虎賚手持利刃相隨。建安十九年，曹操誅殺伏完的同一年，獻帝曾對曹操說：“您如果認為我值得輔佐就請輔佐，不能的話也隨你。”那時獻帝隻要一聲令下就可以將曹操殺死，曹操聽到這樣的言語後大吃一驚，汗如雨下(此後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當然，曹操回去後一句話也可以反過來殺掉獻帝，但是獻帝沒有下令殺曹操，曹操也沒有因此對獻帝有什麽不恭。由此可見，獻帝對曹操還是比較信任的，至少認為1，他，或者說這個天下還需要曹操；2曹操不會加害他。不明白為什麽類似的話，劉備對諸葛說出來，就是赤膽忠心，而獻帝對曹操說出來，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說過的“設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實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觀地說，應該稱曹操是東漢王朝的終結者和繼承者，他讓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過了最後的歲月並順利地繼承了其“遺產”。
曹操的軍事文學才能很少有人否認，稍微有爭議的是他的政績。個人認為，他的政績與軍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回顧三國前的歷史，東漢桓帝年間，中國的人口曾經達到五千多萬，但到了三國時銳減到七百多萬，甚至還不如四五百年前動不動就“斬首十萬”的戰國時代（那時還有一千多萬）。殺光這麽多人不可能，但餓死卻不難。究其根源，無非是天災人禍。自東漢桓帝靈帝以來，旱災、水災、瘟疫、暴動、少數民族叛亂不斷，民不聊生之餘人口、戶數大量減少。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加上爆發於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隨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產遭到了完全的破壞。這樣的亂世中，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使民眾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然而，漢末三國中的各個諸侯中，軍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內政上有作為的不多。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會自然的反映在軍事上(反過來，絕不容易)，大多數的人因此吃盡苦頭，最終受困於“米”而連證明自己是否是“巧婦”的機會都沒有。恢復生產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麵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製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並不過分。曹操在攻破鄴城後，鑑於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製，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大力製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可是連兩千年後的毛鄧江都頭疼的頑疾，溫相又打算如何應對？嘻嘻)。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注2)。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並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這些三國演義中不曾提及的“雞毛蒜皮”之厲害，可以從下麵的事例中反映出來：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後敗於劉備，但由於北方的元氣恢復他前後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雖有利誘不曾威逼)。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想想蜀漢投降時不過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口，就能明白這對劉備是什麽樣的釜底抽薪！畢竟，兵民是抗戰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穫，無異於如虎添翼。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幹戈親征皖城這麽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寧全上陣後俘獲太守朱光，遷(說得難聽點，劫)數萬百姓回吳。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拚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拚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隨貫徹了這些政策。後來曹真張合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麽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內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麵的建設乏善可陳。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內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財，尚情有可原。東吳則完全是敗筆：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裏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致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江南雖然號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產效率可想而知。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麽能爭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那麽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禦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裏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宰相劉羅鍋中舊官服一集的創意，是否來源於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注3)相比之下，劉備孫權的晚年則是昏聵糊塗。《三國誌?劉備傳》注引《典略》記載：“劉備稱漢中王，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而對孤軍奮戰的關羽卻……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後來成了陳群勸諫曹睿棄奢華罷宮室的反麵教材：“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後來的夷陵之戰中劉備的表現，就更慘不忍睹了。孫權的“老糊塗”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時候都有些糊塗，以至於張昭以紂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譏諷。後來孫權在太子廢立上的胡來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無所適從，已經成了笑柄了。關於曹操的人才政策，因為前麵已經有所介紹，這裏就不重複了。誠然，曹操並不是個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應該受譴責的。但綜合地看，他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無愧於陳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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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軍事文學才能很少有人否認，稍微有爭議的是他的政績。個人認為，他的政績與軍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回顧三國前的歷史，東漢桓帝年間，中國的人口曾經達到五千多萬，但到了三國時銳減到七百多萬，甚至還不如四五百年前動不動就“斬首十萬”的戰國時代（那時還有一千多萬）。殺光這麽多人不可能，但餓死卻不難。究其根源，無非是天災人禍。自東漢桓帝靈帝以來，旱災、水災、瘟疫、暴動、少數民族叛亂不斷，民不聊生之餘人口、戶數大量減少。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加上爆發於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隨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產遭到了完全的破壞。這樣的亂世中，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使民眾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然而，漢末三國中的各個諸侯中，軍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內政上有作為的不多。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會自然的反映在軍事上(反過來，絕不容易)，大多數的人因此吃盡苦頭，最終受困於“米”而連證明自己是否是“巧婦”的機會都沒有。恢復生產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麵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製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內就將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並不過分。曹操在攻破鄴城後，鑑於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製，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大力製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可是連兩千年後的毛鄧江都頭疼的頑疾，溫相又打算如何應對？嘻嘻)。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注2)。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並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這些三國演義中不曾提及的“雞毛蒜皮”之厲害，可以從下麵的事例中反映出來：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後敗於劉備，但由於北方的元氣恢復他前後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雖有利誘不曾威逼)。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想想蜀漢投降時不過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口，就能明白這對劉備是什麽樣的釜底抽薪！畢竟，兵民是抗戰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穫，無異於如虎添翼。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幹戈親征皖城這麽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寧全上陣後俘獲太守朱光，遷(說得難聽點，劫)數萬百姓回吳。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拚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拚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隨貫徹了這些政策。後來曹真張合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麽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內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麵的建設乏善可陳。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內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財，尚情有可原。東吳則完全是敗筆：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裏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致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江南雖然號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產效率可想而知。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麽能爭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那麽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禦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簡單地說，衣服沒有花裏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繡彩，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宰相劉羅鍋中舊官服一集的創意，是否來源於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注3)相比之下，劉備孫權的晚年則是昏聵糊塗。《三國誌?劉備傳》注引《典略》記載：“劉備稱漢中王，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而對孤軍奮戰的關羽卻……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後來成了陳群勸諫曹睿棄奢華罷宮室的反麵教材：“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後來的夷陵之戰中劉備的表現，就更慘不忍睹了。孫權的“老糊塗”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時候都有些糊塗，以至於張昭以紂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譏諷。後來孫權在太子廢立上的胡來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無所適從，已經成了笑柄了。關於曹操的人才政策，因為前麵已經有所介紹，這裏就不重複了。誠然，曹操並不是個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應該受譴責的。但綜合地看，他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無愧於陳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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