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逍遙津兩戰,張遼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無情地擊碎了孫權以絕對優勢兵力從東路北上開拓疆土的美夢。他的勝利,並非是僥倖。從兵種上看,地處江南的東吳,從來就沒有過成建製的騎兵部隊。原因其實大家都想得到,就是江南無法養馬。而曹魏的騎兵,即使與羌胡那些馬背上長大的民族相比也不遜色。而冷兵器時代的騎兵就好像如今的裝甲部隊,沒有自然或人工的合適掩護,步兵僅僅算是精銳騎兵的一塊點心。張遼正是將所有的優勢都把握住並幾乎發揮到了極致:己方善戰而嚴陣以待,對手輕敵又漫不經心,以剽悍的騎兵在平原曠野衝擊遲緩的步卒,完全彌補了數量上的劣勢,其勝利也就是水到渠成了。這一戰對孫權的心理打擊巨大,從此一聽到張遼的名字孫權就頭疼,再不敢窺視合肥。曹丕稱帝後,張遼因病離開前線修養,孫權又開始動合肥的腦筋。曹丕聽說後,就命令張遼帶病與曹休等出征。孫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告訴部下:“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


    不拘一格降人才


    誠然,碧眼兒的勃勃雄心終不會因為合肥的挫折而長久消沉。但當他不得已把目光從東邊收回後,又會盯上什麽地方呢?


    十一月,漢中的張魯帶著家屬投降,從此這股割據勢力名亡實亡。為了安撫張魯,更由於他本來就不是胡作非為倒行逆施的暴徒,曹操拜他為鎮南將軍萬戶侯,還把他的五個兒子以及閻圃等人都封了侯。當年跟著韓遂馬超作亂的程銀侯選跟著也都占了光,全都官復原職。張魯逃亡的時候,黃權就建議劉備想辦法把他拉攏過來,然後就可以趁勢進取漢中了,但到底晚了一步。這下子,作為曹劉緩衝地帶的張魯消失,雙方就開始了沒完的劫爭,幾年後更是發展為大戰。黃權沒抓到張魯,幹脆進攻漢中,殺掉了幾個投降曹操的漢巴頭目。曹操不甘示弱,命令張合進攻巴郡(如今重慶地區)反擊,試圖將那裏的人口遷回漢中,給劉備來個釜底抽薪。劉備當然不幹,立即命令張飛應戰。經過五十多天的激戰,張飛大敗張合,曹操的計劃也就泡了湯。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從漢中回到了鄴城。五月,在魏公的基礎上又進爵魏王。想不到這次晉升節外生枝,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崔琰為曹操選拔賢能,曾推薦過一位名叫楊訓的官員。曹操進爵魏王,大家免不了要稱頌一番,這位楊大人也跟著寫了表章為曹操歌功頌德。大概他寫得肉麻了點,有人對此頗有微詞,甚至說崔琰怎麽會舉薦這種馬屁精。崔琰一聽,把楊訓的表章拿來看了看。嗯,是有點過分,就譏諷了這位楊大人幾句,也沒有別的什麽意思。哪知道,這下子捅了馬蜂窩,當時就有和崔琰不和的人跑到曹操那裏,硬說崔琰是在譏諷曹操進爵魏王這件事。曹操火了,立刻將崔琰下了獄。那些詆毀崔琰的人落井下石,趁著曹操還在氣頭上又添油加醋地胡說一通,曹操於是將崔琰賜死。崔琰的同僚毛玠見到,悶悶不樂,也因此被小人進了讒言,被曹操罷了官(搞人事的人到底容易得罪人啊)。荀彧之死是否出於曹操的壓迫還有爭議,這次可是清清楚楚,曹操第一次將功臣罷官下獄致死。曹操這時已經六十二歲了,看來六十歲退休是很有道理的(哈哈)。


    來而不往非禮也。曹操西征張魯時,孫權既然趁機攻擊合肥,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親自到了巢湖附近來“回訪”孫權。孫權不敢硬撐,退守濡須口。然而三月,麵對著比自己年輕二十六歲的對手,六十二歲的曹操或許感到了歲月的無情,撤兵回師,留下夏侯惇帶著曹仁張遼等人繼續對抗。孫權本來就不打算和曹操硬耗,派了使者去講和,曹操也因為自己軍中流行疾病而順水推舟地同意了。孫權看到手下的將領雖然也是人才濟濟,但卻各有各的缺點,打算趁此機會提拔幾位新人,於是命令周泰鎮守濡須口,自己準備班師。周泰出身貧寒,朱然徐盛等人雖然成了他的手下卻看不起這位“鄉巴佬”,不服。孫權心裏很清楚,就演了一齣好戲。臨走前,他先大宴群臣,喝得高興時卻突然讓周泰脫掉上衣。怎麽,孫大人要周將軍要跳脫衣舞助興?大家還沒來得及奇怪,就不約而同地倒吸一口涼氣:周泰的背上,密密麻麻布滿了傷疤!喧譁的場麵立即就肅靜了下來,隻有孫權還在親切地詢問周泰的傷勢。他每指到一處,周泰就吐出一段激烈的戰事。大家聽到,從驚訝到敬佩,最後毛骨悚然:這個鄉巴佬,原來如此了不起!孫權也動了真情,淚流滿麵地說:“幼平(周泰字幼平),你為了江東,每戰都奮勇如熊虎視死如回家;你為了江東,如今身上布滿傷疤,遠看猶如圖畫。我又怎能不待你如骨肉之親,委你以兵馬之重!”從此,徐盛等人對這位周將軍刮目相看,再也不敢有一絲不敬。


    曹操回到北方,也在為選拔人才絞盡腦汁。他於當年八月再次下了一道求賢令:“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曹操一生,曾經於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三下求賢令,其中以這一次最為著名。在這三道命令中,他反覆強調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明確反對兩漢以來奉行的“德行”和出身門第的傳統思想,對當時的社會思想具有重大的意義,以至於當代有學者指出它“標誌著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的大改革”(注1)。同時,曹操雖然舉出了吳起貪將這樣的例子,但細細看曹操手下的要員,無論是文臣的荀彧荀攸,武將的張遼張合,還是親族的夏侯兄弟,卻從來沒有誰有嚴重的品德問題,比如後世所不齒卻又最為泛濫的貪贓枉法公報私仇等等,倒是劉備手下出了法正那樣“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的傢夥。這是因為曹操選官的真正準則並不是簡單的“唯才是舉”,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他這幾道求賢令反對的核心,其實是按出身門第選拔人才的傳統思想。曹操不但不曾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準,而且很重視對名士的爭取。曹操手下的文臣如荀彧荀攸叔侄,陳紀陳群父子,司馬朗司馬懿兄弟,都是東漢末年的大士族。曹操得鄴城後,立即辟用袁紹原來轄區內的崔琰等名士;破荊州,也盡力搜羅本地的和北方逃來的士人,如蒯越韓嵩王粲劉巴。加上曹操一生節儉厭惡奢華,勤奮好學手不釋卷,確實對手下人起了表率作用。而曹操對武將的任用,則不拘一格。三國誌稱其"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對人才有效的羅致並能使其各顯神通,是曹操能由小變大,進而稱雄於建安時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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