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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741940
1974保加利亞382
486618
414b捷克斯洛伐克437
632463
368b波 蘭422
647478
343b羅馬尼亞429
722471
278b b b b匈 牙 利688
740312
260b b b b資料來源：《1976年經互會國家統計年鑑》1976年莫斯科版，第66～67頁。
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使傳統的工業——輕紡工業、食品工業和農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造成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嚴重短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現在捷
246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在煤、鋼、電力、水泥等重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已經趕上和超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在消費品工業（如轎車、彩電、電冰箱、洗衣機、電話等）和食品工業的人均產量卻大大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片麵發展重工業不隻造成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而且造成原料、材料和能源的高消耗和效益的低下，使經濟增長呈下降趨勢。這反映了粗放型經濟的源泉（主要是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和資金）逐漸枯竭和向集約型（主要靠科技革命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轉變遇到困難。
東歐國家國民收入增長呈下降趨勢如下表：國 家1941～19441946～19601961～1964保加利亞1229667b b b捷克斯洛伐克817019b波 蘭866462b羅馬尼亞1426691b匈牙利476041b b b國 家196～19701971～19741976～1980保加利亞887861b捷克斯洛伐克694433b波 蘭609812b b b羅馬尼亞7711470b匈牙利686434b b b資料來源：《經互會國家（1960～1974）
》，華沙，1976年版，第4、39頁；《1982年經互會國家》，華沙，1982年版，第4、26頁。
東歐國家在1971～1974年經濟的增長主要由外債促成，在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下，脆弱的東歐經濟不堪一擊，很快就陷入了危機的深淵。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46
2農業的長期滯後。
b工業的迅速發展和農業的長期滯後，是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主要表現。
東歐國家在40年代仿照蘇聯30年代農業集體化的做法，採用行政辦法實行農業合作化，不但沒有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且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得不解散通過強迫命令而建立並沒有經濟效益的大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
1946年，匈牙利調整了農業合作化政策，根據本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願望，在自願互利的原則下，重新進行了合作化。
匈牙利還改變了重、輕、農的次序，把發展農業放在優先的位置上，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匈牙利人均糧食占有量躍居世界前列。但是多數東歐國家，仍墨守成規，繼續按重、輕、農的序列發展經濟，致使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為了增加對工業的投資，東歐國家長期實行義務交售製，以低廉的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是一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東歐國家農業落後的另一個原因是追求所有製的“一大二公”。
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進行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合併工作，使合作社的經營規模越來越大，並建立農工綜合體，或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升格”為國營農場。這種做法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抵製。
據波蘭經濟學家耶日。克列爾估計，東歐國家在1940～1980年間工業生產年增長率為94％，而農業生產年增長率b僅為33％，也就是說工業生產比農業生產增長快近3倍，這b
46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裏要考慮到人口自然增長的因素。
在這30年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17％1所以東歐一些國家的農業生產趕不上日益b增長的居民的食品（包括肉類）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國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外匯用來購買糧食和飼料。
農業落後的主要表現是產量低。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四種穀物（小麥、大麥、黑麥、燕麥）每公頃的平均產量，西歐國家高達440～400公斤，捷克斯洛伐克為3400公斤，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隻有20～2400公斤，阿爾巴尼亞隻有140公斤。
農業生產還呈下降趨勢。
東歐國家糧食產量低是由於機械化、化學化程度不高所致。
以使用化肥為例。
1984年聯邦德國每公頃使用428公斤化肥，民主德國為331公斤，捷克斯洛伐克為329公斤，匈牙利為261公斤，波蘭為232公斤，保加利亞199公斤，南斯拉夫為144公斤，羅馬尼亞為129公斤。
1980年阿爾巴尼亞人均糧食占有量隻有2338公b斤，人均肉的占有量隻有112公斤。
阿爾巴尼亞仍然是歐洲b最貧窮的國家。
3沉重的債務負擔。
b40～60年代，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進行的冷戰，在史達林兩個平衡的世界市場理論的影響下，東歐國家和蘇聯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狀態，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隔絕，喪失了一次科學技術革命的機遇。
70年代以後，統一的世界市場的思想漸漸為越來越多的東歐人士所接受。東歐同
1。見耶日。切皮列夫斯基主編：《社會主義國家史》，華沙1986年版，第44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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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b b b b匈 牙 利688
740312
260b b b b資料來源：《1976年經互會國家統計年鑑》1976年莫斯科版，第66～67頁。
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使傳統的工業——輕紡工業、食品工業和農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造成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嚴重短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現在捷
246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在煤、鋼、電力、水泥等重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已經趕上和超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在消費品工業（如轎車、彩電、電冰箱、洗衣機、電話等）和食品工業的人均產量卻大大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片麵發展重工業不隻造成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而且造成原料、材料和能源的高消耗和效益的低下，使經濟增長呈下降趨勢。這反映了粗放型經濟的源泉（主要是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和資金）逐漸枯竭和向集約型（主要靠科技革命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轉變遇到困難。
東歐國家國民收入增長呈下降趨勢如下表：國 家1941～19441946～19601961～1964保加利亞1229667b b b捷克斯洛伐克817019b波 蘭866462b羅馬尼亞1426691b匈牙利476041b b b國 家196～19701971～19741976～1980保加利亞887861b捷克斯洛伐克694433b波 蘭609812b b b羅馬尼亞7711470b匈牙利686434b b b資料來源：《經互會國家（1960～1974）
》，華沙，1976年版，第4、39頁；《1982年經互會國家》，華沙，1982年版，第4、26頁。
東歐國家在1971～1974年經濟的增長主要由外債促成，在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下，脆弱的東歐經濟不堪一擊，很快就陷入了危機的深淵。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46
2農業的長期滯後。
b工業的迅速發展和農業的長期滯後，是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主要表現。
東歐國家在40年代仿照蘇聯30年代農業集體化的做法，採用行政辦法實行農業合作化，不但沒有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且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得不解散通過強迫命令而建立並沒有經濟效益的大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
1946年，匈牙利調整了農業合作化政策，根據本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願望，在自願互利的原則下，重新進行了合作化。
匈牙利還改變了重、輕、農的次序，把發展農業放在優先的位置上，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匈牙利人均糧食占有量躍居世界前列。但是多數東歐國家，仍墨守成規，繼續按重、輕、農的序列發展經濟，致使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為了增加對工業的投資，東歐國家長期實行義務交售製，以低廉的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是一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東歐國家農業落後的另一個原因是追求所有製的“一大二公”。
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進行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合併工作，使合作社的經營規模越來越大，並建立農工綜合體，或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升格”為國營農場。這種做法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抵製。
據波蘭經濟學家耶日。克列爾估計，東歐國家在1940～1980年間工業生產年增長率為94％，而農業生產年增長率b僅為33％，也就是說工業生產比農業生產增長快近3倍，這b
46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裏要考慮到人口自然增長的因素。
在這30年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17％1所以東歐一些國家的農業生產趕不上日益b增長的居民的食品（包括肉類）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國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外匯用來購買糧食和飼料。
農業落後的主要表現是產量低。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四種穀物（小麥、大麥、黑麥、燕麥）每公頃的平均產量，西歐國家高達440～400公斤，捷克斯洛伐克為3400公斤，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隻有20～2400公斤，阿爾巴尼亞隻有140公斤。
農業生產還呈下降趨勢。
東歐國家糧食產量低是由於機械化、化學化程度不高所致。
以使用化肥為例。
1984年聯邦德國每公頃使用428公斤化肥，民主德國為331公斤，捷克斯洛伐克為329公斤，匈牙利為261公斤，波蘭為232公斤，保加利亞199公斤，南斯拉夫為144公斤，羅馬尼亞為129公斤。
1980年阿爾巴尼亞人均糧食占有量隻有2338公b斤，人均肉的占有量隻有112公斤。
阿爾巴尼亞仍然是歐洲b最貧窮的國家。
3沉重的債務負擔。
b40～60年代，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進行的冷戰，在史達林兩個平衡的世界市場理論的影響下，東歐國家和蘇聯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狀態，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隔絕，喪失了一次科學技術革命的機遇。
70年代以後，統一的世界市場的思想漸漸為越來越多的東歐人士所接受。東歐同
1。見耶日。切皮列夫斯基主編：《社會主義國家史》，華沙1986年版，第44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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