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經濟狀況對科索沃地區的打擊最為嚴重,阿族人民處境困難,不時發生政治騷動。在遭到當局鎮壓後,阿族往往把不滿發泄到當地塞族和黑山族居民身上,進行威脅和騷擾,迫使他們遷離科索沃。


    這些人到達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後,向親友訴說在科索沃的遭遇,激起當地塞族和黑山族的不滿,1988年曾發生多起塞族和黑山族抗議集會。


    阿族也在科索沃首府舉行針鋒相對的集會。


    1988年11月20日聯邦主席團要求立即停止召開單一民族的群眾性集會,以免加深民族隔閡。


    經濟危機引發了政局動盪,在塞爾維亞領導人的策動下


    80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颳起了一股“罷官風”。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上台後,認為狄托實施了“壓製和削弱”塞爾維亞的政策,在1974年憲法中大大提高自治省的地位,使兩個自治省與塞爾維亞“平起平坐”。因此米洛舍維奇強調要振興塞爾維亞。他通過“發動群眾”上街來搞掉“不聽話”的自治省領導,以便牢牢控製自治省。


    他還想伸手幹預其他共和國的事務。


    1988年10月6日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召開非常會議,接受了省委主席團集體辭職。


    7日黑山首府1萬多名職工舉行示威遊行,要求黑山共盟領導辭職,但被壓製下去。


    19日在南共聯盟中央全會上有4名主席團委員提出辭職(其中兩人曾先後擔任過一年製的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


    11月17日共盟科索沃省委決定解除省委主席團主席和1名主席團委員的職務,同時接受另外4名省委委員辭職這一決定宣布後,有7萬阿族居民舉行了抗議示威。


    12月28日波赫共盟中央全會改選了一半中央委員,並更換了一半派往南共聯盟中央的代表。


    在這種政治和經濟形勢下,以米庫利奇為首的聯邦政府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88年12月28日聯邦政府提出的緊縮開支、削減社會消費的議案遭到聯邦議會否決,米庫利奇總理提出政府集體辭職。


    這在戰後南斯拉夫的歷史上是空前的。


    在米庫利奇執政的兩年半時間裏,1986年的經濟狀況較好,社會總產值增加34%,工業增長4%,農業增長4%,職b工實際收入增加101%,這是近幾年所少有的。但也存在著b工資增長超過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情況,所以不能持久。


    1987年和1988年經濟情況又不斷惡化,社會總產值分別下降11%和22%,居民實際收入分別下降7%和9%。通貨b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904


    膨脹率仍不斷上升,1986年為881%,1987年為1674%,b1988年達到2412%,居世界前列。外債總額仍在200億美b元左右,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仍很沉重。


    1988年外貿逆差降為144億美元,出口彌補進口的8764%。失業人數繼續上b升,1988年為1124萬人,失業率達到1438%。


    b b第四節 馬爾科維奇總理執政時期(1989~190)


    米庫利奇政府集體辭職後,作為“看守內閣”繼續工作到新政府成立。這時國內的政局更加動盪不安。東部和西部共和國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


    1989年1月10日黑山首府狄托格勒爆發4萬學生和工人的示威遊行,要求對國內經濟狀況和群眾生活惡化負責的黨政領導人辭職,並且追究去年10月下令鎮壓群眾運動的人。


    11日遊行人數增到14萬,黑山黨政領導人紛紛辭職。


    得到塞爾維亞支持的黑山群眾運動領導人莫。布拉托維奇成了籌備黑山共盟10大的協調委員會主席。在4月的黑山共盟10大上,他當選為中央主席團主席。從此黑山與塞爾維亞結成了牢固的政治聯盟。黑山事件後,塞爾維亞、伏伊伏丁那和黑山共盟認為,南共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舒瓦爾(克羅埃西亞人)在去年不該支持黑山領導人壓製群眾運動,要求他引咎辭職。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共盟則反駁對舒瓦爾的“無原則攻擊”


    ,並堅決反對塞爾維亞的“罷官”運動。


    1月底2月初召開的南共聯盟20中全會否決了要求舒瓦爾辭職的議案。


    在醞釀聯邦政府總理候選人中,東西部共和國之間也有


    0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分歧。塞爾維亞提名博。約維奇,克羅埃西亞提名安。馬爾科維奇。最後馬爾科維奇得到多數聯邦單位的擁護而成為總理候選人。


    1989年3月16日聯邦議會批準了以馬爾科維奇為總理的聯邦政府。


    這屆政府精簡機構,將原來的16個部委減為12個部,政府成員由29人減為19人。馬爾科維奇在就職前曾說過,南斯拉夫在經濟政策中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加以排斥;二是選擇並實行了以自治協議和社會契約為特徵的契約經濟。他認為南應發展一種完全新型的社會主義,採用開放的市場經濟,實行民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


    馬爾科維奇就任總理後開始進行一係列的政策性調整,建議聯邦議會製定和修改一批重要的經濟法律,如《社會資本法》、《勞動關係法》、《企業法》、《社會計劃法》、《銀行法》、《商法》等;開始實行股份製,使所有製多元化;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強化競爭機製;改變信貸政策,放寬對基建投資的限製;改革價格體製,使多數產品的價格根據市場供求情況自由形成;放寬對外資的限製,改善投資環境,以便吸收更多的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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