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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個時期由於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尋找工作。而各企業實行集約化經營後盡量減少用工，失業問題逐漸嚴重起來。
1963年失業者230272人，失業率636％，1980年失業者增b至784499人，失業率達到1214％。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進外資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在1967年就通過了《外資法》。但由於擔心被指責為“出賣主權”和
1《南斯拉夫統計年鑑1983年》，第82頁。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73
“讓外國資本剝削國內工人”
，南為外國投資規定了種種限製，如贏利的部門不準外國投資；外資的份額不得超過49％；合資企業的領導由南公民任正職，外資代表隻能任副職；合資企業內要建立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想方設法鼓勵外資的贏利繼續在南投資，對利潤匯出規定了種種限製，等等。
這些規定使外國投資者裹足不前，他們寧可向南企業提供貸款以購買他們的設備和專利，而不願冒巨大的風險與南合辦企業。
結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裏，南引進外資隻有2億多美元，為同期所借外債的1％。
這個階段南社會主義自治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的某些缺陷開始暴露出來。
南過早地和過分地強調國家經濟職能消亡，取消了聯邦宏觀調控的權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國的權力中心，增大了離心傾向。
在聯邦各機關中普遍實行各共和國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則，這樣做一方麵造成新的實際不平等，使發達共和國的人才不能在聯邦機關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麵聯邦機關中的代表，由於受所派共和國的約束，在共和國的利益和聯邦利益發生矛盾時，很難顧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
聯邦議會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實行協商一致的原則，各項法律和決議必須由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代表團一致同意通過。這種議事規程對於尊重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在經濟問題上的自主權，妥善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防止聯邦機關的瞎指揮，當然有積極意義。但協商一致原則被濫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經濟問題“議而難決，決而難行”
，貽誤時機。
南把企業的決策權和管理權交給直接生產者，這對於調
27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增強他們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義，但在目前的生產發展水平和勞動者覺悟水平的條件下，職工總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較少地考慮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因而在企業的分配上，隻注重消費，不注重積累，想盡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結果積累率不斷降低，企業缺乏發展的後勁。
70年代企業的投資有相當大的部分要靠外國貸款來解決。
聯邦的援助不發達地區基金，數額不少（每年有10多億美元）
，對促進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較高，而且發達共和國中的不發達地區得不到這種基金的資助，所以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共和國把提供基金當作負擔。另外，社會計劃中規定的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合辦企業並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麵提供援助的指標，由於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實現。結果援助的資金有相當大的部分隻起到“輸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對不發達地區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不採取任何控製措施，以致新增的產值被迅速增長的人口吞掉，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未能明顯地縮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擴大了。
70年代裏石油價格猛漲（南每年需進口約1200萬噸石油）
，西方國家經濟衰退和限製進口，給南斯拉夫經濟增加了新的困難。南由於政策上的失誤和自治體製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過長，投資超過實際的可能；個人消費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外貿逆差和國際收支赤字激增；外債負擔越來越沉重；失業人數猛增；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當局曾把1979年定為“穩定經濟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73
年“
，但由於缺乏具體的有力措施，沒有收到什麽成效。隻是由於狄托總統健在，靠著他個人的崇高威望，國內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麵。
47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第四編 改革與危機
概 述
1946年事件以後，波蘭和匈牙利率先實行經濟體製改革，開東歐改革的先河。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為了摒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蘇聯模式，建立比較符合本國特點的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模式。但是，波蘭的改革嚐試由於內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壓力，在1949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則由於蘇聯的武裝幹涉而夭折了。隻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達爾的領導下繼續前進，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相結合，在1968年～1972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0～80年代，波蘭和匈牙利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民主德國的領導人猶豫觀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隻有阿爾巴尼亞，繼續在集權化和“一大二公”的“左”傾道路上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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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失業者230272人，失業率636％，1980年失業者增b至784499人，失業率達到1214％。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進外資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在1967年就通過了《外資法》。但由於擔心被指責為“出賣主權”和
1《南斯拉夫統計年鑑1983年》，第82頁。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73
“讓外國資本剝削國內工人”
，南為外國投資規定了種種限製，如贏利的部門不準外國投資；外資的份額不得超過49％；合資企業的領導由南公民任正職，外資代表隻能任副職；合資企業內要建立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想方設法鼓勵外資的贏利繼續在南投資，對利潤匯出規定了種種限製，等等。
這些規定使外國投資者裹足不前，他們寧可向南企業提供貸款以購買他們的設備和專利，而不願冒巨大的風險與南合辦企業。
結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裏，南引進外資隻有2億多美元，為同期所借外債的1％。
這個階段南社會主義自治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的某些缺陷開始暴露出來。
南過早地和過分地強調國家經濟職能消亡，取消了聯邦宏觀調控的權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國的權力中心，增大了離心傾向。
在聯邦各機關中普遍實行各共和國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則，這樣做一方麵造成新的實際不平等，使發達共和國的人才不能在聯邦機關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麵聯邦機關中的代表，由於受所派共和國的約束，在共和國的利益和聯邦利益發生矛盾時，很難顧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
聯邦議會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實行協商一致的原則，各項法律和決議必須由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代表團一致同意通過。這種議事規程對於尊重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在經濟問題上的自主權，妥善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防止聯邦機關的瞎指揮，當然有積極意義。但協商一致原則被濫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經濟問題“議而難決，決而難行”
，貽誤時機。
南把企業的決策權和管理權交給直接生產者，這對於調
27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增強他們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義，但在目前的生產發展水平和勞動者覺悟水平的條件下，職工總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較少地考慮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因而在企業的分配上，隻注重消費，不注重積累，想盡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結果積累率不斷降低，企業缺乏發展的後勁。
70年代企業的投資有相當大的部分要靠外國貸款來解決。
聯邦的援助不發達地區基金，數額不少（每年有10多億美元）
，對促進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較高，而且發達共和國中的不發達地區得不到這種基金的資助，所以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共和國把提供基金當作負擔。另外，社會計劃中規定的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合辦企業並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麵提供援助的指標，由於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實現。結果援助的資金有相當大的部分隻起到“輸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對不發達地區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不採取任何控製措施，以致新增的產值被迅速增長的人口吞掉，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未能明顯地縮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擴大了。
70年代裏石油價格猛漲（南每年需進口約1200萬噸石油）
，西方國家經濟衰退和限製進口，給南斯拉夫經濟增加了新的困難。南由於政策上的失誤和自治體製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過長，投資超過實際的可能；個人消費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外貿逆差和國際收支赤字激增；外債負擔越來越沉重；失業人數猛增；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當局曾把1979年定為“穩定經濟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73
年“
，但由於缺乏具體的有力措施，沒有收到什麽成效。隻是由於狄托總統健在，靠著他個人的崇高威望，國內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麵。
47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第四編 改革與危機
概 述
1946年事件以後，波蘭和匈牙利率先實行經濟體製改革，開東歐改革的先河。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為了摒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蘇聯模式，建立比較符合本國特點的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模式。但是，波蘭的改革嚐試由於內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壓力，在1949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則由於蘇聯的武裝幹涉而夭折了。隻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達爾的領導下繼續前進，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相結合，在1968年～1972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0～80年代，波蘭和匈牙利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民主德國的領導人猶豫觀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隻有阿爾巴尼亞，繼續在集權化和“一大二公”的“左”傾道路上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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