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以後，命令已起草完畢。在最後階段，我批準伊柳辛吸收總統法律助理尤裏。巴圖林參與起草文件。我曾懷疑。是否值得這樣做。這倒不是因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讓盡量少的人家受過重的情報負擔，特別是如此重要的情報負擔。據我所知，在計算機裏有-個專門的係統，它能夠保護機器免受多餘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幹擾和破壞。人們為什麽會產生心絞痛和失眠，就是因為獲取了大量的消極信息的緣故……
但是。出現了一些重大問題，解決它們需要有專門的法律知識。於是我讓尤裏·巴圖林參與此事。他和以前一樣。精確而內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這裏又產生了與憲法法院及其在頒布命令之後的地位有關的一些問題。當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談及命令的一些要點和與憲法法院有關的問題時，我是這樣說明的：在選舉新的聯邦會議之前，憲法法院停止開會。此後，經過長時間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憲法法院成員聚會，而是建議它在新的立法機關選舉之前不召開會議，那麽，表述就更準確。這樣，措詞緩和，憲法機關也不會感到難堪，而我又完全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此後。就憑著法官們的良心作出選擇：要麽放棄政治爭吵，要麽在政治爭吵中積極地站到最高蘇維埃一邊去。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時。在克服危機的道路上，還有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關鍵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參與這項工作，我邀請國防部長格拉喬夫、內務部長葉林、代理安全部長戈盧什科和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奧加廖沃別墅來。實際上，除了總理之外，戰略領導班子的所有成員都聚集到這裏了。當時，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正從美國啟程回國，他在那裏已結束了對美國的正式訪問，我約定第二天早晨11時與他見麵。
他們是否會支持我？如果某個人不同意，怎麽辦?反正已沒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議會，並不是因為它使我厭煩。而是這個最高蘇維埃已變成了最強大的破壞力量，它已構成對俄羅斯安全的威脅。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不走這一步。然而，走這一步的代價是什麽呢？很多事情將取決於這個星期天聚集在老奧加廖沃的這些人的立場。
維克托·葉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樣，我知道，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對他這樣一個實力部的領導人來說，已經難以忍受了。民警機關也被搞得很緊張。一些蘇維埃，特別是那些勢力強大的地方蘇維埃一直企圖把民警機關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我是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認識維克托·費多羅維奇這個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戰士在演習時取得的成就，這是令人愉快的時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時刻，那是在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斯科科夫和魯茨科伊在巴蘭尼科夫的積極支持下曾提議讓葉林辭職。當時，我曾激烈地反對解除葉林的部長職務。他才剛剛工作4個月，況且犯罪增多，也不僅僅是葉林一個人的過錯。把一切罪過都推在部長一個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當時，葉林受到了嚴重警告。此後不久，我又有機會進一步熟悉他，這時我發現他是一個深透、有頭腦、並且極為誠實的人。我更不必說，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說他的專業技能。總之，他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維爾。格拉喬夫。近幾個月來，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討論過國家陷入的那種僵局。格拉喬夫深信，這個最高蘇維埃早就該解散了。在這些談話中，他不止一次地勸我更堅決一些。他說，我是白白地拖延時間。我回答說，問題不在於堅決不堅決。而是要考慮解散議會所要付出的代價。無疑，解散議會的決定，一定會得到國防部長的全力支持，對此我毫不懷疑。從帕維爾。謝爾蓋耶維奇那種具有戰鬥性的精神狀況來看，我感到，他已猜出為什麽我們在這裏聚會，並為採取的步驟而高興。
安德烈·科濟列夫。這又是一個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鬥的、充滿沙文主義情緒的議會給俄羅斯的國際威望帶來多大的危害。最高蘇維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愛好者，在這一點上。還不如共產主義停滯時期。那時，有些人至少還裝作贊成裁軍，主張為世界和平而鬥爭，等等。而這些代表毫不掩飾地在大多數問題上與國際社會相對抗：如在南斯拉夫衝突問題上，在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各國的相互關係上，不妨再回憶一下最高蘇維埃關於黑海艦隊的聲明……。如果最高蘇維埃中這夥90年代的新共產主義者掌握俄羅斯政權，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隻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慄。
尼古拉。戈盧什科。我對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義上的權利拒絕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國家擺脫危機構那個方案。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況且戈盧什科還隻是個代理安全部長。我們這是把他拖進一個複雜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議會的決定與他的政治觀點和處世原則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會有何反應。但這也許是件好事，因為又有一次機會使我在危急的時刻考驗一個人。我很快就會清楚，我們將有一個新的安全部長，還是我不得不選擇另外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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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現了一些重大問題，解決它們需要有專門的法律知識。於是我讓尤裏·巴圖林參與此事。他和以前一樣。精確而內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這裏又產生了與憲法法院及其在頒布命令之後的地位有關的一些問題。當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談及命令的一些要點和與憲法法院有關的問題時，我是這樣說明的：在選舉新的聯邦會議之前，憲法法院停止開會。此後，經過長時間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憲法法院成員聚會，而是建議它在新的立法機關選舉之前不召開會議，那麽，表述就更準確。這樣，措詞緩和，憲法機關也不會感到難堪，而我又完全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此後。就憑著法官們的良心作出選擇：要麽放棄政治爭吵，要麽在政治爭吵中積極地站到最高蘇維埃一邊去。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時。在克服危機的道路上，還有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關鍵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參與這項工作，我邀請國防部長格拉喬夫、內務部長葉林、代理安全部長戈盧什科和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奧加廖沃別墅來。實際上，除了總理之外，戰略領導班子的所有成員都聚集到這裏了。當時，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正從美國啟程回國，他在那裏已結束了對美國的正式訪問，我約定第二天早晨11時與他見麵。
他們是否會支持我？如果某個人不同意，怎麽辦?反正已沒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議會，並不是因為它使我厭煩。而是這個最高蘇維埃已變成了最強大的破壞力量，它已構成對俄羅斯安全的威脅。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不走這一步。然而，走這一步的代價是什麽呢？很多事情將取決於這個星期天聚集在老奧加廖沃的這些人的立場。
維克托·葉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樣，我知道，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對他這樣一個實力部的領導人來說，已經難以忍受了。民警機關也被搞得很緊張。一些蘇維埃，特別是那些勢力強大的地方蘇維埃一直企圖把民警機關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我是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認識維克托·費多羅維奇這個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戰士在演習時取得的成就，這是令人愉快的時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時刻，那是在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斯科科夫和魯茨科伊在巴蘭尼科夫的積極支持下曾提議讓葉林辭職。當時，我曾激烈地反對解除葉林的部長職務。他才剛剛工作4個月，況且犯罪增多，也不僅僅是葉林一個人的過錯。把一切罪過都推在部長一個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當時，葉林受到了嚴重警告。此後不久，我又有機會進一步熟悉他，這時我發現他是一個深透、有頭腦、並且極為誠實的人。我更不必說，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說他的專業技能。總之，他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維爾。格拉喬夫。近幾個月來，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討論過國家陷入的那種僵局。格拉喬夫深信，這個最高蘇維埃早就該解散了。在這些談話中，他不止一次地勸我更堅決一些。他說，我是白白地拖延時間。我回答說，問題不在於堅決不堅決。而是要考慮解散議會所要付出的代價。無疑，解散議會的決定，一定會得到國防部長的全力支持，對此我毫不懷疑。從帕維爾。謝爾蓋耶維奇那種具有戰鬥性的精神狀況來看，我感到，他已猜出為什麽我們在這裏聚會，並為採取的步驟而高興。
安德烈·科濟列夫。這又是一個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鬥的、充滿沙文主義情緒的議會給俄羅斯的國際威望帶來多大的危害。最高蘇維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愛好者，在這一點上。還不如共產主義停滯時期。那時，有些人至少還裝作贊成裁軍，主張為世界和平而鬥爭，等等。而這些代表毫不掩飾地在大多數問題上與國際社會相對抗：如在南斯拉夫衝突問題上，在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各國的相互關係上，不妨再回憶一下最高蘇維埃關於黑海艦隊的聲明……。如果最高蘇維埃中這夥90年代的新共產主義者掌握俄羅斯政權，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隻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慄。
尼古拉。戈盧什科。我對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義上的權利拒絕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國家擺脫危機構那個方案。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況且戈盧什科還隻是個代理安全部長。我們這是把他拖進一個複雜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議會的決定與他的政治觀點和處世原則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會有何反應。但這也許是件好事，因為又有一次機會使我在危急的時刻考驗一個人。我很快就會清楚，我們將有一個新的安全部長，還是我不得不選擇另外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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