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法占越南河內等地，有北窺滇、桂之勢，其中尤其是覬覦雲南銅礦，當局為了“抗鄰國無饜之請，裕邊方不匱之源”，採用兩條改革辦法：其一是集商資商辦，其二是用洋法開採。岑毓英說：“從前廠利豐旺，皆由三江、兩湖、川、廣富商大賈厚集資本，來滇開採。”他認為商辦優於官辦，商辦：“既免虧欠之弊，復省稽查 之勞，以簡馭繁，有利無害”，並強調“參用西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都察院禦史張佩綸則說：在主張集殷商巨本“與官本相輔而行”之外，要特別強調購置洋機器、聘用洋技術人員，實行大舉。這得到清廷“不為無見”的肯定。
同年，道員胡家楨奉岑毓英之命，招商股，購洋機，聘洋匠，以礦苗最旺的東川、昭通二府為中心，成立“雲南東昭商銅局”於上海三馬路長樂裏。然而，招股並不順利，原擬招15萬兩，3年間僅得7萬餘兩，另有官帑11萬餘兩。《雲南銅礦局示》中就集股難的原因說：“雖由於市道式微，銀根阻塞；然多半尚因他省前辦各礦，鮮睹成效，以致遲疑畏阻。”這是從全麵局勢說的。岑毓英認為，三年來“廠情之不旺，由於資本之難集；資本之難集，由於折耗之太甚。以致商民裹足不前。”這是從滇銅礦本身說的。二者均不無道理。
其實，雲南銅礦招商資用洋法開採仍不景氣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封建舊體製管理新式企業的矛盾所造成。19世紀80年代初的二、三年間，曾出現購買礦股的熱潮，1883年因受金融倒帳風潮影響，股票大幅度貶值，以礦股為尤甚。正在這時，雲南銅礦改為招集商股，其疲軟少人問津自不待言。但從企業本身說，有其主觀上的原因：（1）商本官辦不能取信於民。銅礦名為招商辦廠，實則由宮督理。這一點唐炯一針見血地說：“招商局設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騙，亦由前撫臣（指杜瑞聯——引者注）創設五金局，強欲官理民財，其勢不能相信，以是來源日絀，辦理尤難。”所謂“官理民財”，就是利用民間資本達到官方目的的同義語，也就是與民爭利。唐炯本人如何呢？他在滇藩任內及繼任滇撫和督辦雲南礦務時，也僅具有所謂“非商股不能輔官本之不足”的思想而已，並沒有本質的改變。於是（2）就必然出現官方壟斷銅產品不準在市場流通的局麵。1886年岑毓英奏明：“每年辦運京銅百萬斤，準一成通商，以次遞加，原冀歆動群情，不致畏難裹足”。然而情況並非如預期的有所改善，辦理結果是“所辦銅斤悉數歸官買”，並無餘銅通商。唐炯雖也看到必須“寬準通商”才能發揮商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積重難返無法做到。（3）銅產品不準投入市場專由官買，必然違反價值規律。唐炯奏稱：銅的開採，“無論漢、夷皆準開辦，但須報官，不準走私。所獲銅斤，悉赴下關呈繳領價，概由紳耆經手，亦不開支薪水。”這是由官紳來控製生產和流通全過程，以致所給每百斤“十兩三錢之價，民間僅敷工本”。這顯然有背價值法則，生產萎縮是意料中的事。（4）生產流通既由官控製就必然弊端百出，錢財流入私人腰包，《益聞錄》對此有一段記述：“雲南銅礦自經機器開採，出銅頗多。惟所用未得其人，每有潛入私襄，肆行吞蝕者，故經費支絀，旁觀者皆寒心。”
以上四條原因，從根本說是腐朽政府官辦和“官理民財”的鉗製所致。所以無論是官本官辦或1883年後招商承辦商本官管，均使礦務沒有起色。1890年起成立“招商礦務公司”，聘日本人多名為工程師，購機建爐，年餘虧折仍多，乃回復到原先招本地爐戶開採，公司僅專收銅之利的局麵。
雲南銅礦的開採，是洋務運動中一個失敗典型，其所以失敗，用輪船招商局、開平煤廠二企業的成功作一對照，就不難找出答案！
平泉銅礦與淄川鉛礦 如果說雲南銅礦恢復開採與重建，主要是為了鼓鑄製錢和民用家庭生活器皿之需，那麽，熱河平泉州銅礦和山東淄川鉛礦的開採，則主要是為了機器局製造軍火之用；如果說雲南銅礦主要由於官本官辦和商資官管而導致失敗結局的話，那麽平泉銅礦則因集商資商辦而獲得一定的成績，淄川鉛礦則因官商不定無章程可循而未成局麵。
平泉銅礦是1881年李鴻章為了使天津機器局製造子彈藥帽能取得廉價銅料而與熱河都統崇綺發起開辦的。是年設立“平泉銅礦總局”於天津，另於上海設分局，招商股4萬兩，先行試辦。經化驗表明平泉銅砂成色優良，“與英國紅銅相埒，極合製造之用”，乃於次年續招股本8萬兩，共12萬兩。以之購買機器設備等用去9萬餘兩。銅礦開工後生產情況較好。兩年間，解往天津機器局淨銅10批，運滬3次。但“開採之法已得，而熔化之工未精”，於是積砂甚多，到1883年春，共積存銅砂120萬斤，以每百斤熔煉淨銅20斤計，可得20萬斤淨銅。因照老法熔煉，出銅不能足數，乃計劃購買新的熔銅機器和聘洋技術人員，此兩項開支約需10萬兩左右，故於是年春決定再招股本12萬兩，共成24萬兩。
在續招新股的同時，向西洋置辦了熔煉機器、聘請了德國礦師和精幹熔化的技師5名，由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詔主持其事，具體工作由所雇的德國人德璀琳負責。除舊礦之外，別開新礦。但設廠、安機、購地等，未能按預計進行，多延時日，平泉銅礦辦得並不理想。當然，客觀上，礦脈也不理想，礦石也較難提煉，並不像預期那麽好。到1892年冬徐潤出關驗礦時，“平泉銅礦殘破不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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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道員胡家楨奉岑毓英之命，招商股，購洋機，聘洋匠，以礦苗最旺的東川、昭通二府為中心，成立“雲南東昭商銅局”於上海三馬路長樂裏。然而，招股並不順利，原擬招15萬兩，3年間僅得7萬餘兩，另有官帑11萬餘兩。《雲南銅礦局示》中就集股難的原因說：“雖由於市道式微，銀根阻塞；然多半尚因他省前辦各礦，鮮睹成效，以致遲疑畏阻。”這是從全麵局勢說的。岑毓英認為，三年來“廠情之不旺，由於資本之難集；資本之難集，由於折耗之太甚。以致商民裹足不前。”這是從滇銅礦本身說的。二者均不無道理。
其實，雲南銅礦招商資用洋法開採仍不景氣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封建舊體製管理新式企業的矛盾所造成。19世紀80年代初的二、三年間，曾出現購買礦股的熱潮，1883年因受金融倒帳風潮影響，股票大幅度貶值，以礦股為尤甚。正在這時，雲南銅礦改為招集商股，其疲軟少人問津自不待言。但從企業本身說，有其主觀上的原因：（1）商本官辦不能取信於民。銅礦名為招商辦廠，實則由宮督理。這一點唐炯一針見血地說：“招商局設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騙，亦由前撫臣（指杜瑞聯——引者注）創設五金局，強欲官理民財，其勢不能相信，以是來源日絀，辦理尤難。”所謂“官理民財”，就是利用民間資本達到官方目的的同義語，也就是與民爭利。唐炯本人如何呢？他在滇藩任內及繼任滇撫和督辦雲南礦務時，也僅具有所謂“非商股不能輔官本之不足”的思想而已，並沒有本質的改變。於是（2）就必然出現官方壟斷銅產品不準在市場流通的局麵。1886年岑毓英奏明：“每年辦運京銅百萬斤，準一成通商，以次遞加，原冀歆動群情，不致畏難裹足”。然而情況並非如預期的有所改善，辦理結果是“所辦銅斤悉數歸官買”，並無餘銅通商。唐炯雖也看到必須“寬準通商”才能發揮商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積重難返無法做到。（3）銅產品不準投入市場專由官買，必然違反價值規律。唐炯奏稱：銅的開採，“無論漢、夷皆準開辦，但須報官，不準走私。所獲銅斤，悉赴下關呈繳領價，概由紳耆經手，亦不開支薪水。”這是由官紳來控製生產和流通全過程，以致所給每百斤“十兩三錢之價，民間僅敷工本”。這顯然有背價值法則，生產萎縮是意料中的事。（4）生產流通既由官控製就必然弊端百出，錢財流入私人腰包，《益聞錄》對此有一段記述：“雲南銅礦自經機器開採，出銅頗多。惟所用未得其人，每有潛入私襄，肆行吞蝕者，故經費支絀，旁觀者皆寒心。”
以上四條原因，從根本說是腐朽政府官辦和“官理民財”的鉗製所致。所以無論是官本官辦或1883年後招商承辦商本官管，均使礦務沒有起色。1890年起成立“招商礦務公司”，聘日本人多名為工程師，購機建爐，年餘虧折仍多，乃回復到原先招本地爐戶開採，公司僅專收銅之利的局麵。
雲南銅礦的開採，是洋務運動中一個失敗典型，其所以失敗，用輪船招商局、開平煤廠二企業的成功作一對照，就不難找出答案！
平泉銅礦與淄川鉛礦 如果說雲南銅礦恢復開採與重建，主要是為了鼓鑄製錢和民用家庭生活器皿之需，那麽，熱河平泉州銅礦和山東淄川鉛礦的開採，則主要是為了機器局製造軍火之用；如果說雲南銅礦主要由於官本官辦和商資官管而導致失敗結局的話，那麽平泉銅礦則因集商資商辦而獲得一定的成績，淄川鉛礦則因官商不定無章程可循而未成局麵。
平泉銅礦是1881年李鴻章為了使天津機器局製造子彈藥帽能取得廉價銅料而與熱河都統崇綺發起開辦的。是年設立“平泉銅礦總局”於天津，另於上海設分局，招商股4萬兩，先行試辦。經化驗表明平泉銅砂成色優良，“與英國紅銅相埒，極合製造之用”，乃於次年續招股本8萬兩，共12萬兩。以之購買機器設備等用去9萬餘兩。銅礦開工後生產情況較好。兩年間，解往天津機器局淨銅10批，運滬3次。但“開採之法已得，而熔化之工未精”，於是積砂甚多，到1883年春，共積存銅砂120萬斤，以每百斤熔煉淨銅20斤計，可得20萬斤淨銅。因照老法熔煉，出銅不能足數，乃計劃購買新的熔銅機器和聘洋技術人員，此兩項開支約需10萬兩左右，故於是年春決定再招股本12萬兩，共成24萬兩。
在續招新股的同時，向西洋置辦了熔煉機器、聘請了德國礦師和精幹熔化的技師5名，由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詔主持其事，具體工作由所雇的德國人德璀琳負責。除舊礦之外，別開新礦。但設廠、安機、購地等，未能按預計進行，多延時日，平泉銅礦辦得並不理想。當然，客觀上，礦脈也不理想，礦石也較難提煉，並不像預期那麽好。到1892年冬徐潤出關驗礦時，“平泉銅礦殘破不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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