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否則，隻此財力，既備東南萬裏之海疆，又備西北萬裏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
應該說，重視海防是對的，但放棄新疆則是犧牲領土主權。其他參與議復者對於海防頗為重視亦不少。如粵督英翰、皖撫裕祿說：“海防本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浙撫楊昌濬說：“今日自強之道，陸軍固宜整理，水軍更為要圖”；禮親王世鐸等奏稱：“倭人搆釁，有事生番，雖暫就和局，難保必無後患。故籌辦海防一事，實為今日不可再緩之舉”；蘇撫吳元炳稱：“禦外之道莫切於海防，海防之要莫重於水師”，等等。但他們在主張重海防的同時，並沒有提出放棄新疆的意見。可見李鴻章“海防為重”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放棄新疆”則是錯誤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擊是應該的。
另一些督撫和禦史等人，則主張禦外應以俄國為重點。通政使於淩辰借著丁寶楨、文彬、王文韶、吳元炳等人“力陳俄患可虞”而發揮己意說：
“夫外患莫大於俄夷，尤莫急於東北。東三省為根本重地，俄夷心懷叵測，覬覦已非一日。……若再以全力注於東南，三省空虛，該夷詭謀秘計萬一乘間竊發，尤為可慮。”
這顯然要以防俄作重點，但沒有明顯的放棄東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則主張注重塞防放棄海防建設。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說：“但使俄人不得逞誌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搆釁於東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為辭，而大肆渲染這一觀點。並在攻擊丁日昌之餘說：“李鴻章且欲並沿海各省舊製及新添之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師船而裁併之，以專養四十八隻大小輪船，是名為設防，實則撇防也；名為籌辦海防，實則暗以破壞曾國藩、彭玉麟苦心經營之江防也。”王家壁等人還抨擊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言論，這當然是對的，但批評李氏在新形勢下裁併舊式師船建立新式海軍的見解，則是以老觀點對待新問題，落後於形勢遠矣！其錯誤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較明確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雙方代表性言論。另外還有兩種人：一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確的態度，隻就總署所陳就事論事地談些練兵、製器、籌餉、用人等事，對於海防塞防孰輕孰重不置一詞。二是明確表示海防塞防應兩者並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觀點者。他說：“現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濟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於自顧，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濟之餉，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久遠，始事之時，即悉索以供，不留餘力，設後之厘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何出？萬一島族生心，調發日煩，需用孔急，將何策應之？凡此皆宜通籌合計，早為之所者。”又例如李瀚章說：“東南防務，固宜認真圖謀，西北征軍，尤貴及時清理。”他建議在東西並重前提下，在餉需分配問題上作某些改進。即西北征軍歲以數百萬計的靠沿海籌協的餉項，因“刻下創辦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難兼顧”，請西北各將領“汰弱留強，損無益之兵，以濟有益之用。”這個見解是對的。有人說，李瀚章實際上是輕塞防重海防。這有失公允。應該說，左宗棠在海防為重這一點上，與李鴻章的見解並不相左，左氏所擔心的，不僅是西北邊防之餉無著，也擔心在集中力量辦海防之後的經常性費用問題，如果在“島族生心”之時，常年餉需無策以應之怎麽辦？故建議“早為之所”的通盤規畫。這是有遠見的。
經過一番討論醞釀，清王朝權衡形勢和輕重得失，採納了海防塞防兩者並重的意見。諭令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權實操於李鴻章之手；西北塞防則著左宗棠督辦。從實際情況看，清廷的傾向性明顯地是海防重於塞防。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諭說：“海防關係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後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為持久之方。”所謂“擇要試辦”，主要是指先購買鐵甲艦一、二隻及相應的一些船隻，以及致富之道的機器採煤等事。在經費不足情況下，這種“擇要試辦”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顧、尤側重於海防的戰略決策也是正確的。
由求強轉變為求富為主並以求富來達求強的目的；由對內鎮壓人民革命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並重點建設海防。隨著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略性的轉變，洋務派集團成員必然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是前進的表現。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我在1980年發表的《洋務運動發展論》中說過下麵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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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重視海防是對的，但放棄新疆則是犧牲領土主權。其他參與議復者對於海防頗為重視亦不少。如粵督英翰、皖撫裕祿說：“海防本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浙撫楊昌濬說：“今日自強之道，陸軍固宜整理，水軍更為要圖”；禮親王世鐸等奏稱：“倭人搆釁，有事生番，雖暫就和局，難保必無後患。故籌辦海防一事，實為今日不可再緩之舉”；蘇撫吳元炳稱：“禦外之道莫切於海防，海防之要莫重於水師”，等等。但他們在主張重海防的同時，並沒有提出放棄新疆的意見。可見李鴻章“海防為重”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放棄新疆”則是錯誤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擊是應該的。
另一些督撫和禦史等人，則主張禦外應以俄國為重點。通政使於淩辰借著丁寶楨、文彬、王文韶、吳元炳等人“力陳俄患可虞”而發揮己意說：
“夫外患莫大於俄夷，尤莫急於東北。東三省為根本重地，俄夷心懷叵測，覬覦已非一日。……若再以全力注於東南，三省空虛，該夷詭謀秘計萬一乘間竊發，尤為可慮。”
這顯然要以防俄作重點，但沒有明顯的放棄東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則主張注重塞防放棄海防建設。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說：“但使俄人不得逞誌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搆釁於東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為辭，而大肆渲染這一觀點。並在攻擊丁日昌之餘說：“李鴻章且欲並沿海各省舊製及新添之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師船而裁併之，以專養四十八隻大小輪船，是名為設防，實則撇防也；名為籌辦海防，實則暗以破壞曾國藩、彭玉麟苦心經營之江防也。”王家壁等人還抨擊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言論，這當然是對的，但批評李氏在新形勢下裁併舊式師船建立新式海軍的見解，則是以老觀點對待新問題，落後於形勢遠矣！其錯誤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較明確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雙方代表性言論。另外還有兩種人：一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確的態度，隻就總署所陳就事論事地談些練兵、製器、籌餉、用人等事，對於海防塞防孰輕孰重不置一詞。二是明確表示海防塞防應兩者並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觀點者。他說：“現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濟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於自顧，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濟之餉，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久遠，始事之時，即悉索以供，不留餘力，設後之厘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何出？萬一島族生心，調發日煩，需用孔急，將何策應之？凡此皆宜通籌合計，早為之所者。”又例如李瀚章說：“東南防務，固宜認真圖謀，西北征軍，尤貴及時清理。”他建議在東西並重前提下，在餉需分配問題上作某些改進。即西北征軍歲以數百萬計的靠沿海籌協的餉項，因“刻下創辦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難兼顧”，請西北各將領“汰弱留強，損無益之兵，以濟有益之用。”這個見解是對的。有人說，李瀚章實際上是輕塞防重海防。這有失公允。應該說，左宗棠在海防為重這一點上，與李鴻章的見解並不相左，左氏所擔心的，不僅是西北邊防之餉無著，也擔心在集中力量辦海防之後的經常性費用問題，如果在“島族生心”之時，常年餉需無策以應之怎麽辦？故建議“早為之所”的通盤規畫。這是有遠見的。
經過一番討論醞釀，清王朝權衡形勢和輕重得失，採納了海防塞防兩者並重的意見。諭令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權實操於李鴻章之手；西北塞防則著左宗棠督辦。從實際情況看，清廷的傾向性明顯地是海防重於塞防。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諭說：“海防關係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後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為持久之方。”所謂“擇要試辦”，主要是指先購買鐵甲艦一、二隻及相應的一些船隻，以及致富之道的機器採煤等事。在經費不足情況下，這種“擇要試辦”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顧、尤側重於海防的戰略決策也是正確的。
由求強轉變為求富為主並以求富來達求強的目的；由對內鎮壓人民革命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並重點建設海防。隨著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略性的轉變，洋務派集團成員必然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是前進的表現。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四、洋務派集團的新構成
我在1980年發表的《洋務運動發展論》中說過下麵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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