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把舉辦民用工業企業提到實施日程，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講的餉需匱乏，謀求新的生財出路之外，以下兩點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業內部經濟規律的作用。具體地說，就是軍用工業的發展導致民用工業的興起。本書在敘述近代軍用工業中已經說到：洋務軍用工業是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值規律的刺激而創辦的。創辦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方便取用軍需彈藥，更重要的是因為自製的軍用產品價廉。實踐證明，自己生產的軍火彈藥，用同樣數目的銀錢可以獲得一倍二倍乃至數倍的使用價值。隨著軍用工業的發展，鉛、銅、鋼鐵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這些東西要靠向外洋購買，取用不便是一個方麵，昂貴的價格也致使洋務派取得廉價軍火的目的落空，因為原料燃料價昂，軍火成品價必然增高。這就促使洋務官僚們為了不買或少買外洋軍火，為了取得廉價的原料燃料，而舉辦煤炭和鋁銅鐵礦的開採與冶煉等工業企業了。從這一點說，近代洋務軍用工業與洋務民用工業是有內在的經濟規律聯繫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經講到，清政府由於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與英法侵略軍交戰，用款甚巨，財政極度匱缺。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從侵權以致侵利：輪船航行於沿海內江，使“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侵尋而及內江，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者愈半”，航運之利多為洋商所奪；紡織品和棉紗大量進口，使小手工業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洋商占有了中國小生產者失去的財富；鋼鐵鉛銅及其製品和煤炭的大量進口，賺去的錢財日益增加，等等，這就促使洋務派產生舉辦民用工商業的強烈願望。這表明洋務企業有抵禦列強經濟侵略挽回利權的民族性的一麵。
洋務民用工業企業主要有四大類：（1）輪船航運業，這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2）電線電報業；（3）礦業，即煤炭、鐵、鉛、銅等礦的開採和冶煉業，煤以開平、基隆、湖北興濟為代表，金屬的開採與冶煉以貴溪、大冶和漢陽鐵廣為代表；（4）紡織業，以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華盛紡織廠為代表。此外，鐵路的修建和金融銀行等行業籌辦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規模舉辦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務運動尾聲階段。
三、由“製內”到禦外侮的戰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三、由“製內”到禦外侮的戰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由求強到求富的轉變之外的第二個轉變，就是由鎮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這個政治路線的變化，是與當時形勢變化相適應的。那就是：一方麵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列強從“中外和好”變為軍事侵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這以俄國侵占伊犁，尤其是以日本侵略台灣為標誌。日本侵略台灣，清政府於1874年10月30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約》，清政府震驚之餘更注重於防日的戰略部署。在簽約後的第五天，總理衙門即急忙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措施上奏。練兵，著重於精練海軍一支，配備鐵甲船10艘和其他兵船，除現已有之輪船外，要求採取購買與自製相結合的辦法，馬上購備上述這些艦隻；簡器，強調配備攻擊鐵甲船之炮，改前瞠槍為林明敦等最精利的後門槍；籌餉、用人、持久等條，雖向為清政府所常談，這次也多有新的闡發。總的看，六條內容比較明顯地是為了有效地禦侮。為什麽要這樣做？該奏摺雲：日本侵台，“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幹我之備虛”，以致以我之屈辱結束。因此，必須趕緊備戰，“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再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他們預見到，日本尋釁不過是一個開端，此後列強紛至遝來正無已時。“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這就是說，防禦外寇入侵，不是臨時性的策略，而是一個戰略性決策。清廷隨即於總署上奏的當天，將奏稿內容下達給沿海沿江有關督撫、將軍和船政大臣議復，並限於一個月內奏復。緊接著又將廣東巡撫張兆棟上奏所附丁日昌於1867年擬訂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交督撫們一併議奏。於此可見清政府對於抵禦外侮的迫切性了，於此可見清政府對海防塞防權衡上以海防尤其是防日更為重視的傾向性了。文祥點明此意說：總署所奏“切籌海防一折，係遠謀持久，尚待從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文祥還提醒要長期地警惕日本侵略，他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這種把防禦日本侵略提高到戰略性地位的觀點，是正確的，有遠見的。
督撫大臣們如期議復。大家對於趕緊加強軍事力量以著重防禦外寇的戰略決策，意見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標對準誰卻有分歧，也就是對海防為主還是塞防為主有著不同的意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集中人力物力專事海防經營，放棄塞防。他分析了東南海上敵人與西北邊塞敵人的情況，對於新疆的形勢，他說：俄踞伊犁，英國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結互分其利，“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隻須新疆各回部“奉正朔”即可。他認為這樣做，俄英既免各懷兼併，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在這一前提下，他力陳其理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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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民用工業企業主要有四大類：（1）輪船航運業，這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2）電線電報業；（3）礦業，即煤炭、鐵、鉛、銅等礦的開採和冶煉業，煤以開平、基隆、湖北興濟為代表，金屬的開採與冶煉以貴溪、大冶和漢陽鐵廣為代表；（4）紡織業，以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華盛紡織廠為代表。此外，鐵路的修建和金融銀行等行業籌辦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規模舉辦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務運動尾聲階段。
三、由“製內”到禦外侮的戰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三、由“製內”到禦外侮的戰略性轉變和對海軍海防建設的強調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由求強到求富的轉變之外的第二個轉變，就是由鎮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這個政治路線的變化，是與當時形勢變化相適應的。那就是：一方麵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列強從“中外和好”變為軍事侵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這以俄國侵占伊犁，尤其是以日本侵略台灣為標誌。日本侵略台灣，清政府於1874年10月30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被迫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約》，清政府震驚之餘更注重於防日的戰略部署。在簽約後的第五天，總理衙門即急忙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措施上奏。練兵，著重於精練海軍一支，配備鐵甲船10艘和其他兵船，除現已有之輪船外，要求採取購買與自製相結合的辦法，馬上購備上述這些艦隻；簡器，強調配備攻擊鐵甲船之炮，改前瞠槍為林明敦等最精利的後門槍；籌餉、用人、持久等條，雖向為清政府所常談，這次也多有新的闡發。總的看，六條內容比較明顯地是為了有效地禦侮。為什麽要這樣做？該奏摺雲：日本侵台，“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幹我之備虛”，以致以我之屈辱結束。因此，必須趕緊備戰，“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再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他們預見到，日本尋釁不過是一個開端，此後列強紛至遝來正無已時。“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這就是說，防禦外寇入侵，不是臨時性的策略，而是一個戰略性決策。清廷隨即於總署上奏的當天，將奏稿內容下達給沿海沿江有關督撫、將軍和船政大臣議復，並限於一個月內奏復。緊接著又將廣東巡撫張兆棟上奏所附丁日昌於1867年擬訂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交督撫們一併議奏。於此可見清政府對於抵禦外侮的迫切性了，於此可見清政府對海防塞防權衡上以海防尤其是防日更為重視的傾向性了。文祥點明此意說：總署所奏“切籌海防一折，係遠謀持久，尚待從容會議，而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文祥還提醒要長期地警惕日本侵略，他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這種把防禦日本侵略提高到戰略性地位的觀點，是正確的，有遠見的。
督撫大臣們如期議復。大家對於趕緊加強軍事力量以著重防禦外寇的戰略決策，意見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標對準誰卻有分歧，也就是對海防為主還是塞防為主有著不同的意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集中人力物力專事海防經營，放棄塞防。他分析了東南海上敵人與西北邊塞敵人的情況，對於新疆的形勢，他說：俄踞伊犁，英國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結互分其利，“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隻須新疆各回部“奉正朔”即可。他認為這樣做，俄英既免各懷兼併，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在這一前提下，他力陳其理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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