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除造成“江浙官紳商民均以撫夷剿賊為當世之急務，否則不可收拾”的聲勢之外，吳煦還拋出了在以往難以被人們接受的“甘飲鴆毒”之說。他說：“譬之病入膏肓，勢已不治，明知毒藥，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則病（強）受之，或可藉以回生。若並此而不施治，直是無藥可救”。他還引用古典論證說：“惟思回紇助唐，契丹和宋，古人每至必不得已，偶有借力夷狄之時。”匯聚在上海的以馮桂芬、王韜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充當了他們的傳聲筒，說：“當今要務，首在平賊”，“用夷固非常道，不失為權宜之策”，而且“借師”不過是“回紇沙陀之事，於傳有之”，故行之無礙。王韜則獻議：（一）組織洋槍隊，“以西人為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槍隊。”（二）設立中西聯合的巡防局。他所寫《杜賊接濟管見十四條》中第一條“宜設巡防總局，與西官相為聯絡。”這實際上是於1862年成立的“上海會防局”的設想和先聲。這決不是王韜一個人憑空想出來的，而是上海有勢力的社會力量需要的反映。
1860年春夏間，上海官紳人等，不僅對“借師助剿”進行輿論製造，而且確也付之於行動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們用“借”
來的外國軍隊第一次直接對太平軍開火。當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軍進軍到上海城前時，城上的900名英法聯軍和清軍一起對之進行攻擊和屠殺。太平軍不得不被迫撤退。
這時，正是清廷中樞醞釀“兩害相權取其輕”策略傾向性比較明顯，但還沒有付諸實踐之際，上海發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與之相接近，又與之相違背的。鹹豐帝對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諭：“著薛煥即將此項夷勇裁撤，給與募費，作為商雇，並非官雇，以免將來有所藉口。”對於上海洋兵守城獲勝，則佯作不知，而褒獎薛煥、吳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為“解散”“裁撤”，實為允許保留，不過“作為商雇”和隻雇“呂宋夷人”而已。後者是避開“與中國構兵”的英法，不提他們為中國守城獲勝，用默認和“不知”來保存天朝的麵子。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表明以鹹豐帝為首的清廷中樞，已相當程度地對上海勢力的壓力讓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鹹豐帝倉皇逃到熱河。原先，洋人的槍炮隻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闖進“金鑾殿”了。這使清朝最高統治者親身嚐到外國侵略者的厲害。促使朝廷中有影響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戰向妥協、由頑固派向洋務派轉變，由不敢向外國“借師”轉而對“借師”表示出興趣，並對洋人的船炮長技表現出欲取為己用的傾向。《北京條約》簽訂後，這些“興趣”、“傾向”，就逐漸被鹹豐帝所接受並付之於實際行動，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官紳行之一隅的“借師助剿”，開始為最高統治者考慮定為中央的方針政策了。在以奕為首的當權派人物，明確提出太平天國為“心腹之害”，“外夷”不過是“肢體之患”，“藉夷剿賊”未嚐全不可取的論點之後，鹹豐帝在熱河行宮於1860年11月23日諭令東南督撫討論“借師”和“助運漕糧”問題。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說了句：“中國剿賊運漕斷無專藉資外國之理”，然後歸入正題說；“惟思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剿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早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和，藉口協同剿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國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於運漕一事，亦一併酌量具奏。這時的鹹豐帝與半年前斥責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鹹豐帝相比，不啻天淵。他此時的話雖講了不少，但實質是一句，即隻要能“早平”人民起義，“借師助剿”是可行的。
曾國藩暗地裏與薛煥、王有齡、吳煦磋商後，於1861年1月5日復奏說：“俄羅斯國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習技藝，（與英、法、美）均並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無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發逆，自非別有詭謀。……（應）獎其效順之憂，緩其會師之期。”對於法國之請“亦可獎而允之”，但必須“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並找到“借師”的歷史依據說：“康熙年間進攻台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剿，亦中國藉資夷船之一證”。但經過討論，最後仍未把“借師助剿”奉為國策。鹹豐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諭說：
“借夷剿賊，流弊滋多，自不可貪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有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剿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藉助，以示羈縻。”
它反映了清廷中樞在當時總的傾向是害怕在這件事上陷得太深。請鬼容易送鬼難，還是不請為妙。在這篇上諭中鹹豐帝又說：“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借兵剿賊，必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並舉英國“攻奪印度之事”，以證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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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春夏間，上海官紳人等，不僅對“借師助剿”進行輿論製造，而且確也付之於行動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們用“借”
來的外國軍隊第一次直接對太平軍開火。當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軍進軍到上海城前時，城上的900名英法聯軍和清軍一起對之進行攻擊和屠殺。太平軍不得不被迫撤退。
這時，正是清廷中樞醞釀“兩害相權取其輕”策略傾向性比較明顯，但還沒有付諸實踐之際，上海發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與之相接近，又與之相違背的。鹹豐帝對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諭：“著薛煥即將此項夷勇裁撤，給與募費，作為商雇，並非官雇，以免將來有所藉口。”對於上海洋兵守城獲勝，則佯作不知，而褒獎薛煥、吳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為“解散”“裁撤”，實為允許保留，不過“作為商雇”和隻雇“呂宋夷人”而已。後者是避開“與中國構兵”的英法，不提他們為中國守城獲勝，用默認和“不知”來保存天朝的麵子。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表明以鹹豐帝為首的清廷中樞，已相當程度地對上海勢力的壓力讓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鹹豐帝倉皇逃到熱河。原先，洋人的槍炮隻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闖進“金鑾殿”了。這使清朝最高統治者親身嚐到外國侵略者的厲害。促使朝廷中有影響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戰向妥協、由頑固派向洋務派轉變，由不敢向外國“借師”轉而對“借師”表示出興趣，並對洋人的船炮長技表現出欲取為己用的傾向。《北京條約》簽訂後，這些“興趣”、“傾向”，就逐漸被鹹豐帝所接受並付之於實際行動，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官紳行之一隅的“借師助剿”，開始為最高統治者考慮定為中央的方針政策了。在以奕為首的當權派人物，明確提出太平天國為“心腹之害”，“外夷”不過是“肢體之患”，“藉夷剿賊”未嚐全不可取的論點之後，鹹豐帝在熱河行宮於1860年11月23日諭令東南督撫討論“借師”和“助運漕糧”問題。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說了句：“中國剿賊運漕斷無專藉資外國之理”，然後歸入正題說；“惟思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剿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早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和，藉口協同剿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國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於運漕一事，亦一併酌量具奏。這時的鹹豐帝與半年前斥責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鹹豐帝相比，不啻天淵。他此時的話雖講了不少，但實質是一句，即隻要能“早平”人民起義，“借師助剿”是可行的。
曾國藩暗地裏與薛煥、王有齡、吳煦磋商後，於1861年1月5日復奏說：“俄羅斯國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習技藝，（與英、法、美）均並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無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發逆，自非別有詭謀。……（應）獎其效順之憂，緩其會師之期。”對於法國之請“亦可獎而允之”，但必須“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並找到“借師”的歷史依據說：“康熙年間進攻台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剿，亦中國藉資夷船之一證”。但經過討論，最後仍未把“借師助剿”奉為國策。鹹豐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諭說：
“借夷剿賊，流弊滋多，自不可貪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有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剿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藉助，以示羈縻。”
它反映了清廷中樞在當時總的傾向是害怕在這件事上陷得太深。請鬼容易送鬼難，還是不請為妙。在這篇上諭中鹹豐帝又說：“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借兵剿賊，必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並舉英國“攻奪印度之事”，以證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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