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煦的上述思想指導下，1860年5月，上海的“借師”活動達到高潮。這個“高潮”主要是兩種因素決定的：一是英法聯軍特別是法國遠征部隊順利地到達吳淞集結，二是太平軍進軍神速，威脅上海。於是並不代表清廷旨意的經過與江督何桂清、蘇撫徐有壬、浙撫王有齡策劃的上海官紳們的所謂“官方”，頻繁地請求英法保護。請看下麵幾例。
其一，5月23日，署上海道吳煦和上海縣知縣劉郇膏以地方長官名義去英法領事館向英領密迪樂、法領愛棠緊急乞援。就在這一天，王有齡連發兩函向吳煦呼救，請代向英法借師：“餘無可乞之師，為今之計，救急良方莫如尊議借夷一法。前已迭次為言，未能定策。……請閣下再與彼族相商，陳說利害，苟能保住蘇、常，則彼族亦通商便利。況急人之難，無俟邀請。”這等於要吳煦向英法示意，可以為所欲為地幹涉中國內政。王甚至還表示：在“借師”這，件事上，“雖罵名亦所不顧”。
其二，5月25日，上海士紳派代表向英法領事乞援，請英法軍“助防上海城”。同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齡聯名飛劄吳煦：“迅即麵致各商，速請大英、大佛欽差即刻整隊前往蘇、常，代為攻剿”。公劄之外，王有齡還私下給函吳煦說：“現在惟有請夷兵速來，或到蘇，或到杭均可。事平之後，弟當任其咎。”也是在同一天，從蘇來滬的布政使薛煥剛到新閘，即連致兩信給吳煦，要他一定要辦好“夷人助順”之事。第二天即5月26日，從杭州趕回上海的楊坊，急忙去英法領事館接洽，向該兩國領事保證：由他負責“協防”所需要的經費。這顯然是王有齡的授意。
這一係列緊鑼密鼓的活動，果然奏效。就在楊坊保證供給“協防”的當天，上海貼出了由英國公使卜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署名的布告，宣稱：
“上海為各國通商口岸，本城華商與各國僑商有極廣泛的關係。如果上海成為內戰的舞台，則商業定將嚴重損害。”
以保護商務為藉口，作為英法聯軍“防守”上海的理由。事實確是如此。就在這一天，吳煦給浙撫王有齡的信說到：“商之夷人，允為保護，上海城鄉均令夷兵幫同防堵”。這樣，從1860年5月26日開始，英法軍隊開始在上海城鄉布防。“借師助剿”在上海地區與清廷中樞的旨意相違背地公開進行著。
不僅如此，吳煦在給王有齡的這封信中，還談到更大的“借師助剿”計劃說：“必須以戰艦為攻金陵，並以（洋軍）水陸兵由內河前往蘇州一帶。然此事甚大，夷人願否尚不可知，而上憲誰人擔當，茫無頭緒。”也就是說，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沿海買辦官紳的“借師助剿”，急需有一位督撫一級的“上憲”出麵，與清廷中樞力爭辦成此事。上海的“夷兵協防”固須清廷首肯，向內地發展尤要得清廷中樞的同意。這實際上是要向當時尚與英法對峙的清王朝施加壓力。
吳煦心目中的“上憲”基本上不外乎下述四人：江督管夷務欽差大臣何桂清、蘇撫徐有壬、浙撫王有齡和巡撫銜的江蘇藩司薛煥。何栓清職銜最高，但他也認為自己的責任最重而意存猶豫。他在5月間致吳煦信中還說：“弟所處之境，為千古未有之事”。但到6月2日蘇州失守，6月5日吳煦派上海捕盜局火輪船去瀏河接何桂清來滬，情況發生驟變：他完全同意上海官紳代擬的“借夷”底稿而匆忙於6月25日繕摺奏報。奏中說：“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踞，蘇省已無一兵一將，全境空虛，……值此逆焰猖狂，若偵知夷釁未解，勢必重利啖夷，乘機勾結，該夷誌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勾連，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這分明是用“賊與夷串成一氣”來恐嚇鹹豐帝。奏疏署名者除何桂清而外，還有浙撫王有齡。奏摺還特意告訴鹹豐帝四點：一、蘇撫徐有壬已發出“借師助剿”照會，派有關官員去上海接洽；二、薛煥也參與其事；三、蘇州紳士們也主動具稟“借夷”；四、何桂清已與英使卜魯斯談判此事了。
這就使鹹豐帝處於尷尬狀態之中。他勃然大怒地下諭：“徐有壬照會英、佛，欲借夷兵防守蘇州……紕繆已極！此事斷不可行。”對何桂清，嚴厲斥責其擅自與“英酋”商談“借夷”事不配做“清朝臣子”，予以“拿問”；而對於薛煥則先後給予署江督、欽差大臣和蘇撫等職官，但不許其提及“借夷”之事。這樣，上海不再有“大憲”奏請“借夷”了，盡管暗地裏在上海一隅借師事仍在升級。6月2日，由吳煦、楊坊主持成立了華爾洋槍隊，雇歐美及東南亞籍的軍事人員約200名，7月中旬該洋槍隊偷襲鬆江得逞。從此，上海買辦官紳有了自己的一支“商辦”“僱傭軍”。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盡管清廷下諭不許新提升的“大憲”薛煥做“借夷”之事，但以薛煥為首的江浙大憲仍照行“借夷”之策。薛煥在英法軍隊開進上海城後，指示由吳煦、楊坊出麵乞請英法聯軍助攻蘇州。法軍司令孟鬥班一度擬組織一支英法混合部隊去蘇州“阻止起義軍”。王有齡與吳煦在密議讓“借”來的“印度人改裝內地服飾，能不觸目尤妙”，“如兩國已許（入內地）剿賊”，則要吳煦“先救杭州之急”。在上述一係列醞釀中，王有齡表示還要奏請清廷同意江浙辦理“借夷兵”“助順”事宜，並要薛煥與之會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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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5月23日，署上海道吳煦和上海縣知縣劉郇膏以地方長官名義去英法領事館向英領密迪樂、法領愛棠緊急乞援。就在這一天，王有齡連發兩函向吳煦呼救，請代向英法借師：“餘無可乞之師，為今之計，救急良方莫如尊議借夷一法。前已迭次為言，未能定策。……請閣下再與彼族相商，陳說利害，苟能保住蘇、常，則彼族亦通商便利。況急人之難，無俟邀請。”這等於要吳煦向英法示意，可以為所欲為地幹涉中國內政。王甚至還表示：在“借師”這，件事上，“雖罵名亦所不顧”。
其二，5月25日，上海士紳派代表向英法領事乞援，請英法軍“助防上海城”。同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齡聯名飛劄吳煦：“迅即麵致各商，速請大英、大佛欽差即刻整隊前往蘇、常，代為攻剿”。公劄之外，王有齡還私下給函吳煦說：“現在惟有請夷兵速來，或到蘇，或到杭均可。事平之後，弟當任其咎。”也是在同一天，從蘇來滬的布政使薛煥剛到新閘，即連致兩信給吳煦，要他一定要辦好“夷人助順”之事。第二天即5月26日，從杭州趕回上海的楊坊，急忙去英法領事館接洽，向該兩國領事保證：由他負責“協防”所需要的經費。這顯然是王有齡的授意。
這一係列緊鑼密鼓的活動，果然奏效。就在楊坊保證供給“協防”的當天，上海貼出了由英國公使卜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署名的布告，宣稱：
“上海為各國通商口岸，本城華商與各國僑商有極廣泛的關係。如果上海成為內戰的舞台，則商業定將嚴重損害。”
以保護商務為藉口，作為英法聯軍“防守”上海的理由。事實確是如此。就在這一天，吳煦給浙撫王有齡的信說到：“商之夷人，允為保護，上海城鄉均令夷兵幫同防堵”。這樣，從1860年5月26日開始，英法軍隊開始在上海城鄉布防。“借師助剿”在上海地區與清廷中樞的旨意相違背地公開進行著。
不僅如此，吳煦在給王有齡的這封信中，還談到更大的“借師助剿”計劃說：“必須以戰艦為攻金陵，並以（洋軍）水陸兵由內河前往蘇州一帶。然此事甚大，夷人願否尚不可知，而上憲誰人擔當，茫無頭緒。”也就是說，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沿海買辦官紳的“借師助剿”，急需有一位督撫一級的“上憲”出麵，與清廷中樞力爭辦成此事。上海的“夷兵協防”固須清廷首肯，向內地發展尤要得清廷中樞的同意。這實際上是要向當時尚與英法對峙的清王朝施加壓力。
吳煦心目中的“上憲”基本上不外乎下述四人：江督管夷務欽差大臣何桂清、蘇撫徐有壬、浙撫王有齡和巡撫銜的江蘇藩司薛煥。何栓清職銜最高，但他也認為自己的責任最重而意存猶豫。他在5月間致吳煦信中還說：“弟所處之境，為千古未有之事”。但到6月2日蘇州失守，6月5日吳煦派上海捕盜局火輪船去瀏河接何桂清來滬，情況發生驟變：他完全同意上海官紳代擬的“借夷”底稿而匆忙於6月25日繕摺奏報。奏中說：“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踞，蘇省已無一兵一將，全境空虛，……值此逆焰猖狂，若偵知夷釁未解，勢必重利啖夷，乘機勾結，該夷誌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勾連，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這分明是用“賊與夷串成一氣”來恐嚇鹹豐帝。奏疏署名者除何桂清而外，還有浙撫王有齡。奏摺還特意告訴鹹豐帝四點：一、蘇撫徐有壬已發出“借師助剿”照會，派有關官員去上海接洽；二、薛煥也參與其事；三、蘇州紳士們也主動具稟“借夷”；四、何桂清已與英使卜魯斯談判此事了。
這就使鹹豐帝處於尷尬狀態之中。他勃然大怒地下諭：“徐有壬照會英、佛，欲借夷兵防守蘇州……紕繆已極！此事斷不可行。”對何桂清，嚴厲斥責其擅自與“英酋”商談“借夷”事不配做“清朝臣子”，予以“拿問”；而對於薛煥則先後給予署江督、欽差大臣和蘇撫等職官，但不許其提及“借夷”之事。這樣，上海不再有“大憲”奏請“借夷”了，盡管暗地裏在上海一隅借師事仍在升級。6月2日，由吳煦、楊坊主持成立了華爾洋槍隊，雇歐美及東南亞籍的軍事人員約200名，7月中旬該洋槍隊偷襲鬆江得逞。從此，上海買辦官紳有了自己的一支“商辦”“僱傭軍”。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盡管清廷下諭不許新提升的“大憲”薛煥做“借夷”之事，但以薛煥為首的江浙大憲仍照行“借夷”之策。薛煥在英法軍隊開進上海城後，指示由吳煦、楊坊出麵乞請英法聯軍助攻蘇州。法軍司令孟鬥班一度擬組織一支英法混合部隊去蘇州“阻止起義軍”。王有齡與吳煦在密議讓“借”來的“印度人改裝內地服飾，能不觸目尤妙”，“如兩國已許（入內地）剿賊”，則要吳煦“先救杭州之急”。在上述一係列醞釀中，王有齡表示還要奏請清廷同意江浙辦理“借夷兵”“助順”事宜，並要薛煥與之會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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