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說明，先進思想家們對西方的認識，不僅是在技藝方麵，而且還擴展到了政治方麵。當然這種了解是很膚淺和直覺的。那時，隻在技藝上提出“師夷”，沒有一位說要在民主政治上“師夷”的。在技術和政治兩個方麵提出“師夷”，並以此兩者——技藝、邦法——為中心製訂和打算實行的較為係統的資本主義綱領，當推1859年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這個綱領，在太平天國所處的戰爭環境中，當然不可能實行，卻表明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國政治家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師夷長技”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已到了實踐的階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國實行也絕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隻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卻能無所顧忌地提請天王實踐罷了。其實，在洪仁玕寫《資政新篇》的後一年，封建地主知識分子馮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廬抗議》中，在學習西學上第一次寫了《采西學議》、《製洋器議》兩篇專文，除係統地陳述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外，在政治方麵的論述雖趕不上洪仁玕，卻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發雇，他敢於將封建專製與民主製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較。這表明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發生發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將提上實踐的日程。當然，科技上學習西方的步子走得更遠，馮桂芬在這方麵甚至已提出實踐的步驟，即所謂“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到這時，即1860年前後，從客觀經濟條件和人們的主觀認識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發生的時機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的時機了。洋務派就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下，觸動了“弦上”的箭！
第二章 適逢經濟和思潮變革之會的洋務運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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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害取輕”的抉擇
一、“兩害取輕”的抉擇
左宗棠在《重刻〈海國圖誌〉敘》中指出，鴉片戰爭中林則徐、魏源等先進政治家思想家，試圖以“師夷長技以製夷”來拯救清王朝垂危統治的改革主張和措施，由於頑固勢力的破壞阻撓而被扼殺，以致“廿餘載事局如故”，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毫無革新和前進；20年後，清政府處於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軍入侵雙重壓力下，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卻又將“師夷長技”提到了實踐的日程。這也就是說，“師夷長技”的變革，沒有能在抵禦外侮也即所謂“製夷”中實行，而卻在鎮壓人民起義中實行了。
清政府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不是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一開始就定下來的，而是經過四年的醞釀討論和各種“力”的較量後，認為隻有這樣做才能達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麵的目的，從而作出這樣的決定的。
太平軍成為清王朝之“害”始於1851年。1856年在太平軍摧枯拉朽般打擊下，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國和法國的武裝侵入。麵對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內外兩大敵人的清朝統治者，從天朝至尊和統治利益出發，當然要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外兩重威脅。但事實上，這為它的力量所不允許。於是醞釀著先解除一個“禍患”。先解除哪一個呢？
還在1854年，英、法、美等國使者到廣州、上海乃至揚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約”談判之時，清政府鑑於太平軍直接威脅其統治的現實，盡管懷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順”的“禍心”；對於美國的“剿辦逆匪開通長江”恭順之請，則有“居心亦不可測”的疑慮，但總的傾向是如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說：“略為變通，以副其望”，這既可以使海關稅收不受影響，“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也就是說，適當滿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國所用。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之後，清統治集團內部則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戰爭開頭的兩年間，清最高統治者，基本採取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外兩大敵人的方針。實踐證明此路不通。於是在1858年以後的兩年間，清朝統治者總的傾向起了變化，即採取對外國侵略者妥協以便集中力量鎮壓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撫仍有著不同的意見。
一般他說，處在英法聯軍嚴重壓力下的官僚們，“禦夷”重於安內。例如，當英軍強行侵入廣州城時，1858年1月江南禦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張說：“此時著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不僅美、法效尤，且恐“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這是隻有“剿夷”才能止內亂的思想。但這種主張沒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諭說，應“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還是將“安內”放在第一位。又如，當英法聯軍陳兵天津，僧格林沁正與其交戰之際，有人提議派僧格林沁“移師南下”皖、豫“剿辦”，“以期一鼓蕩平”發撚時，直隸總督恆福堅決反對，說皖、豫剿撚可以另選大員，津沽“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恆福懇請皇恩“俯念奴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這種在特定條件下重“禦夷”的觀點，山東道禦史林壽圖說得更為明確，他說：“腹心大患，賊甚於夷；而咽喉急症，夷重於賊。”這裏雖把人民起義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症”在一定時間裏，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療。因此，林壽圖不僅認為僧格林沁不能調離津沽前線，而且主張把“剿撚”戰場上的勁旅調來津沽歸僧格林沁指揮，以加速取得抗戰的勝利，而後集中力量鎮壓人民的起義。這是明顯的“攘外”優先於“安內”的思想。由於此時救治“咽喉急症”的需要，清廷當然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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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適逢經濟和思潮變革之會的洋務運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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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害取輕”的抉擇
一、“兩害取輕”的抉擇
左宗棠在《重刻〈海國圖誌〉敘》中指出，鴉片戰爭中林則徐、魏源等先進政治家思想家，試圖以“師夷長技以製夷”來拯救清王朝垂危統治的改革主張和措施，由於頑固勢力的破壞阻撓而被扼殺，以致“廿餘載事局如故”，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毫無革新和前進；20年後，清政府處於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軍入侵雙重壓力下，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卻又將“師夷長技”提到了實踐的日程。這也就是說，“師夷長技”的變革，沒有能在抵禦外侮也即所謂“製夷”中實行，而卻在鎮壓人民起義中實行了。
清政府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不是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一開始就定下來的，而是經過四年的醞釀討論和各種“力”的較量後，認為隻有這樣做才能達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麵的目的，從而作出這樣的決定的。
太平軍成為清王朝之“害”始於1851年。1856年在太平軍摧枯拉朽般打擊下，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國和法國的武裝侵入。麵對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內外兩大敵人的清朝統治者，從天朝至尊和統治利益出發，當然要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外兩重威脅。但事實上，這為它的力量所不允許。於是醞釀著先解除一個“禍患”。先解除哪一個呢？
還在1854年，英、法、美等國使者到廣州、上海乃至揚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約”談判之時，清政府鑑於太平軍直接威脅其統治的現實，盡管懷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順”的“禍心”；對於美國的“剿辦逆匪開通長江”恭順之請，則有“居心亦不可測”的疑慮，但總的傾向是如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說：“略為變通，以副其望”，這既可以使海關稅收不受影響，“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也就是說，適當滿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國所用。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之後，清統治集團內部則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戰爭開頭的兩年間，清最高統治者，基本採取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外兩大敵人的方針。實踐證明此路不通。於是在1858年以後的兩年間，清朝統治者總的傾向起了變化，即採取對外國侵略者妥協以便集中力量鎮壓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撫仍有著不同的意見。
一般他說，處在英法聯軍嚴重壓力下的官僚們，“禦夷”重於安內。例如，當英軍強行侵入廣州城時，1858年1月江南禦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張說：“此時著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不僅美、法效尤，且恐“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這是隻有“剿夷”才能止內亂的思想。但這種主張沒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諭說，應“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還是將“安內”放在第一位。又如，當英法聯軍陳兵天津，僧格林沁正與其交戰之際，有人提議派僧格林沁“移師南下”皖、豫“剿辦”，“以期一鼓蕩平”發撚時，直隸總督恆福堅決反對，說皖、豫剿撚可以另選大員，津沽“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恆福懇請皇恩“俯念奴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這種在特定條件下重“禦夷”的觀點，山東道禦史林壽圖說得更為明確，他說：“腹心大患，賊甚於夷；而咽喉急症，夷重於賊。”這裏雖把人民起義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症”在一定時間裏，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療。因此，林壽圖不僅認為僧格林沁不能調離津沽前線，而且主張把“剿撚”戰場上的勁旅調來津沽歸僧格林沁指揮，以加速取得抗戰的勝利，而後集中力量鎮壓人民的起義。這是明顯的“攘外”優先於“安內”的思想。由於此時救治“咽喉急症”的需要，清廷當然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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