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書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養新式人才的設想。發展近代工商業，必須有相應的新式人才，而原來的科舉取士顯然不能適應這一需要。魏氏主張學習西洋“專以造船駕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掄官”的辦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為科甲出身”。採用這類鼓勵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將湧現出來，科技水平也將很快提高。“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是可以預期的！
由於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資本主義傾向，所以他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關於民主政治製度的提出和宣揚，仍可上溯到林則徐。這就是他所說的“三占從二”。林氏在其主編的《四洲誌》中寫道：美國設總統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然君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會議（國會）而後行。設所見不同，則三占從二。升調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詢謀僉同。……數百年來，育奈士迭（美國）遵成富強之國。……故雖不立國王，僅設總領，而國政操之輿論，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聞，事簡政速，令行禁止，與賢辟所治無異。此又變封建郡縣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文中對美國民主製度雖未置可否，但字裏行間還是流露了讚賞之情的。繼林則徐之後的魏源對此加以發揮。他在《海國圖誌》《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中，對於美國總統製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的製度，稱之為“公”；對於“議事聽訟，選官舉賢”聽從群眾的意見和“三占從二。舍獨狗同”少數服從多數等做法，稱之為“周”。“公”與“周”，都是肯定語，都是贊同的口吻。他雖沒有說出、也不敢說出中國的君主專製不若美國的民主共和製，但他卻給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的稱許。
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師夷之長技”以拯救國家民族於危弱之中的主張，雖由於頑固派的反對、林則徐的撤職流放而未能付之實踐，但作為一種對外開放、欲求改變中國封閉落後的思想，還是在繼續發展著，在19世紀40—50年代形成為一種思潮。繼《四洲誌》、《海國圖誌》之後，留心洋事，對西方國家了解認識的著作，不斷出現。1844年梁廷佘的《海國四說》，1846年姚瑩的《康偶托小罰1848年徐繼佘的《瀛環誌略》，和稍後的《中西紀事》等書，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藝和民主政治等方麵，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述和探討。他們的目的，誠如姚瑩所說是要“知彼虛實”、“徐圖籌製夷之策。……冀雪中國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淪於鬼蜮”。也即外禦強寇，內事改革，以圖改變落後西貌。他們都是在敘述西國的風俗人情之外，著重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加以介紹。如說蒸汽火車“用以運載貨物，不假人馬之力而駛行特速，可省運費”；說紡織廠裏的“紡車織具，並以水火力代之，機動而布自成，故製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產效率那樣的高，是由於“以火蒸水”產生力量，使“輪轉機動，行駛如風”的緣故。他們尤其看到了技術不斷革新的趨勢，說“其法時時變易，奇幻出人意表”。“時時變易”一語，既說明了資本主義競爭的特徵，也是對中國長期停滯不變的諷刺。
技藝而外，梁廷枬、徐繼佘等人，對於美國民主政治製度也是讚許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認識還有所發展。梁氏著重從法治上論述，他說：“凡一國之賞罰禁令，鹹於民定其議，而後擇人以守之。未有統領先有國法”，“終未嚐以人變法”。這就是說，民主國家的“法”是由人民製訂的，官吏不過是守法執法者，即使是總統也絕不能“變法”。梁氏稱讚總統製的優越性說：總統“既不能據而不退，又不能舉以自代，其舉其退，一公之民。”這就是說，美國的總統屆期必退，既不能戀棧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這就防止了終身製，也防止了家長式的偏見。所以梁廷枬熱情地稱許說，中國古代所謂“視聽自民之茫無可據者，至是乃彰明較著而行之，實事求是而證之”了。不僅此也，梁氏又進一步論證這種製度的好處，還在於促使總統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內加快步伐以有所作為，他說：“為統領者，既知黨非我樹，私非我濟，則亦惟有力守其法，於瞬息四年中，殫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後之恩，而無使復當前之浚斯已耳。又安有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時，而徒貽其民以口實者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美國的總統不可能是屍位素餐者。這實際上就是說，清朝封建專製製度，遠不如資產階級民主製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結論是：由於以美國為代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而非人治，“其舉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創一開闢未有之局，而嚴然無恙以迄於今也。”這與魏源所說的“可垂奕世而無弊”同調。
比梁廷枬後兩年的徐繼佘，對於民主製也有明確的肯定語。他說：美國的民主製度，“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其他類似梁廷枬的論述還很多，這裏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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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資本主義傾向，所以他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關於民主政治製度的提出和宣揚，仍可上溯到林則徐。這就是他所說的“三占從二”。林氏在其主編的《四洲誌》中寫道：美國設總統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然君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會議（國會）而後行。設所見不同，則三占從二。升調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詢謀僉同。……數百年來，育奈士迭（美國）遵成富強之國。……故雖不立國王，僅設總領，而國政操之輿論，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聞，事簡政速，令行禁止，與賢辟所治無異。此又變封建郡縣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文中對美國民主製度雖未置可否，但字裏行間還是流露了讚賞之情的。繼林則徐之後的魏源對此加以發揮。他在《海國圖誌》《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中，對於美國總統製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的製度，稱之為“公”；對於“議事聽訟，選官舉賢”聽從群眾的意見和“三占從二。舍獨狗同”少數服從多數等做法，稱之為“周”。“公”與“周”，都是肯定語，都是贊同的口吻。他雖沒有說出、也不敢說出中國的君主專製不若美國的民主共和製，但他卻給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的稱許。
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師夷之長技”以拯救國家民族於危弱之中的主張，雖由於頑固派的反對、林則徐的撤職流放而未能付之實踐，但作為一種對外開放、欲求改變中國封閉落後的思想，還是在繼續發展著，在19世紀40—50年代形成為一種思潮。繼《四洲誌》、《海國圖誌》之後，留心洋事，對西方國家了解認識的著作，不斷出現。1844年梁廷佘的《海國四說》，1846年姚瑩的《康偶托小罰1848年徐繼佘的《瀛環誌略》，和稍後的《中西紀事》等書，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藝和民主政治等方麵，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述和探討。他們的目的，誠如姚瑩所說是要“知彼虛實”、“徐圖籌製夷之策。……冀雪中國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淪於鬼蜮”。也即外禦強寇，內事改革，以圖改變落後西貌。他們都是在敘述西國的風俗人情之外，著重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加以介紹。如說蒸汽火車“用以運載貨物，不假人馬之力而駛行特速，可省運費”；說紡織廠裏的“紡車織具，並以水火力代之，機動而布自成，故製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產效率那樣的高，是由於“以火蒸水”產生力量，使“輪轉機動，行駛如風”的緣故。他們尤其看到了技術不斷革新的趨勢，說“其法時時變易，奇幻出人意表”。“時時變易”一語，既說明了資本主義競爭的特徵，也是對中國長期停滯不變的諷刺。
技藝而外，梁廷枬、徐繼佘等人，對於美國民主政治製度也是讚許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認識還有所發展。梁氏著重從法治上論述，他說：“凡一國之賞罰禁令，鹹於民定其議，而後擇人以守之。未有統領先有國法”，“終未嚐以人變法”。這就是說，民主國家的“法”是由人民製訂的，官吏不過是守法執法者，即使是總統也絕不能“變法”。梁氏稱讚總統製的優越性說：總統“既不能據而不退，又不能舉以自代，其舉其退，一公之民。”這就是說，美國的總統屆期必退，既不能戀棧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這就防止了終身製，也防止了家長式的偏見。所以梁廷枬熱情地稱許說，中國古代所謂“視聽自民之茫無可據者，至是乃彰明較著而行之，實事求是而證之”了。不僅此也，梁氏又進一步論證這種製度的好處，還在於促使總統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內加快步伐以有所作為，他說：“為統領者，既知黨非我樹，私非我濟，則亦惟有力守其法，於瞬息四年中，殫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後之恩，而無使復當前之浚斯已耳。又安有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時，而徒貽其民以口實者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美國的總統不可能是屍位素餐者。這實際上就是說，清朝封建專製製度，遠不如資產階級民主製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結論是：由於以美國為代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而非人治，“其舉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創一開闢未有之局，而嚴然無恙以迄於今也。”這與魏源所說的“可垂奕世而無弊”同調。
比梁廷枬後兩年的徐繼佘，對於民主製也有明確的肯定語。他說：美國的民主製度，“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其他類似梁廷枬的論述還很多，這裏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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