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社會一切鬥爭和變革，歸根到底是經濟變革的反映，同時又反射到經濟變革中去。恩格斯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下第425頁）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洋務運動中，經濟變化最大最快，當時人稱此為幾千年來未有之“奇變”是有道理的。探索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其中包括洋務運動的規律，怎麽可以僅僅求之於“兩個過程”的階級鬥爭，而不求之於生產方式的變革，即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變革；又怎麽可以注意到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忽視“兩個過程”的階級鬥爭的規律呢？
同正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洋務運動相關聯一個重要問題，即動機和效果的關係問題。否定論者強調洋務派的“動機”很壞，肯定論者說洋務運動“效果”很好。我認為，歷史學是研究客觀歷史規律的，人的“動機”不是研究對象；但也不能離開人們的主觀作用而一味談“效果”。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不同於自然界的規律，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必須研究人的主觀因素。這個主觀因素，主要是人們所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經過思想家頭腦加工過的思想，而決不是某個人的“動機”。
與評價標準相連的洋務運動在歷史學上的地位問題，學者們的意見卻由懸殊的距離逐漸趨於接近和一致。
否定論者對洋務運動貶之為賣國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運動，置於極低的歷史地位，因此，在歷史學研究上也就不屑於費大的筆墨。這就是說，在否定論者看來，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與在歷史學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幾年來，通過討論爭鳴，否定論者盡管對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仍貶得較低，但對其在歷史學上的地位卻也抬高了。歷史科學，是反映歷史發展規律的一門學問，最根本他說，主要應該是反映生產方式變化、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變化規律的一門學問。為了正確地反映這個規律，必須研究政治製度、軍事製度、經濟基礎、文化教育、人才培養、風俗習尚等等各個方麵的廣泛的問題。洋務運動既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奇變”，它在歷史學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發展論、肯定論、否定論者，似乎都認識到，不研究好洋務運動的歷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近代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的歷史，一句話，即不真正懂得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而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響，這是我們史學界的一個進步。
七、觀點的發展
任何事物都是發展的，學術觀點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後期所發表的幾篇洋務工業企業的文章，實際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務運動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對資本主義經濟卻起了促進作用的論點。然而，1963年後，掀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學術批判上。在這種形勢下我所寫的幾篇文章，從體係上說有與原來觀點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匯報》上發表的《洋務運動簡論》和1964年《新建設》5、6期合刊上發表的《論洋務派》兩文，雖還保留有我固有觀點的痕跡，並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強調以政治路線為標準來評價洋務運動，這是欠妥的。這說明，一方麵固然是政治形勢對我的學術觀點的影響，也由於自己的觀點尚未形成固定的體係和不夠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四清”和此後十年“文革”中，研究中斷，但還是斷斷續續地零星地閱讀一些有關書籍；雖沒有也不可能寫什麽文章，但還是不斷地思考著。檢討過去的論點，我認為研究歷史應該是階級分析與歷史主義相結合，由此看來，還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觀點正確些和實事求是些。經過多年的醞釀，終於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匯報》發表的《再論洋務派》，初步表達了我的這一套看法。
接著我又寫了《洋務運動發展論》（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係統地表達了我對洋務運動史的觀點，完成了我的洋務運動研究體係。在表達我對洋務運動係統看法的同時，對於組成洋務運動的某些部件，例如企業和人物，也進行逐個研究，以論證全局性的觀點。這主要表現在1980年《歷史研究》第4期《論清季輪船招商局的性質》，1981年《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論盛宣懷》，1982年《學術月刊》第10期《論盛宣懷與洋務企業》，以及幾篇關於論述鄭觀應的文章等。
有的同誌問我：你的觀點還有發展否？我說，歷史科學同所有事物一樣，是不斷發展的。它的發展，我認為取決於三個條件：
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的不斷提高。近年來學術界在方法論上討論較多，主張將控製論、係統論、資訊理論等運用於歷史學的研究，這是好現象。我認為方法可以多樣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科學，馬克思主義總是最基本的。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應該不斷發展。有的同誌說當今有史學危機。我認為，如果說有什麽危機的話，那不是來自方法問題，而是史學工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夠高。要在歷史學上有所創新和發展，關鍵在於大力學習和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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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洋務運動相關聯一個重要問題，即動機和效果的關係問題。否定論者強調洋務派的“動機”很壞，肯定論者說洋務運動“效果”很好。我認為，歷史學是研究客觀歷史規律的，人的“動機”不是研究對象；但也不能離開人們的主觀作用而一味談“效果”。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不同於自然界的規律，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必須研究人的主觀因素。這個主觀因素，主要是人們所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經過思想家頭腦加工過的思想，而決不是某個人的“動機”。
與評價標準相連的洋務運動在歷史學上的地位問題，學者們的意見卻由懸殊的距離逐漸趨於接近和一致。
否定論者對洋務運動貶之為賣國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運動，置於極低的歷史地位，因此，在歷史學研究上也就不屑於費大的筆墨。這就是說，在否定論者看來，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與在歷史學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幾年來，通過討論爭鳴，否定論者盡管對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仍貶得較低，但對其在歷史學上的地位卻也抬高了。歷史科學，是反映歷史發展規律的一門學問，最根本他說，主要應該是反映生產方式變化、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變化規律的一門學問。為了正確地反映這個規律，必須研究政治製度、軍事製度、經濟基礎、文化教育、人才培養、風俗習尚等等各個方麵的廣泛的問題。洋務運動既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奇變”，它在歷史學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發展論、肯定論、否定論者，似乎都認識到，不研究好洋務運動的歷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近代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的歷史，一句話，即不真正懂得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而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響，這是我們史學界的一個進步。
七、觀點的發展
任何事物都是發展的，學術觀點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後期所發表的幾篇洋務工業企業的文章，實際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務運動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對資本主義經濟卻起了促進作用的論點。然而，1963年後，掀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學術批判上。在這種形勢下我所寫的幾篇文章，從體係上說有與原來觀點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匯報》上發表的《洋務運動簡論》和1964年《新建設》5、6期合刊上發表的《論洋務派》兩文，雖還保留有我固有觀點的痕跡，並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強調以政治路線為標準來評價洋務運動，這是欠妥的。這說明，一方麵固然是政治形勢對我的學術觀點的影響，也由於自己的觀點尚未形成固定的體係和不夠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四清”和此後十年“文革”中，研究中斷，但還是斷斷續續地零星地閱讀一些有關書籍；雖沒有也不可能寫什麽文章，但還是不斷地思考著。檢討過去的論點，我認為研究歷史應該是階級分析與歷史主義相結合，由此看來，還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觀點正確些和實事求是些。經過多年的醞釀，終於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匯報》發表的《再論洋務派》，初步表達了我的這一套看法。
接著我又寫了《洋務運動發展論》（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係統地表達了我對洋務運動史的觀點，完成了我的洋務運動研究體係。在表達我對洋務運動係統看法的同時，對於組成洋務運動的某些部件，例如企業和人物，也進行逐個研究，以論證全局性的觀點。這主要表現在1980年《歷史研究》第4期《論清季輪船招商局的性質》，1981年《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論盛宣懷》，1982年《學術月刊》第10期《論盛宣懷與洋務企業》，以及幾篇關於論述鄭觀應的文章等。
有的同誌問我：你的觀點還有發展否？我說，歷史科學同所有事物一樣，是不斷發展的。它的發展，我認為取決於三個條件：
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的不斷提高。近年來學術界在方法論上討論較多，主張將控製論、係統論、資訊理論等運用於歷史學的研究，這是好現象。我認為方法可以多樣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科學，馬克思主義總是最基本的。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應該不斷發展。有的同誌說當今有史學危機。我認為，如果說有什麽危機的話，那不是來自方法問題，而是史學工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夠高。要在歷史學上有所創新和發展，關鍵在於大力學習和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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