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從洋務運動發生發展上說的，還有一個牽涉全局的大問題，就是外交是否屬於洋務運動範圍？這對各學派都是難題。從鴉片戰爭的結果《江寧條約》開始，清政府的妥協外交路線日益出賣更多的權利，洋務運動期間也不例外地沿著這條路線滑下去。多少年來學術界習慣的把妥協外交路線看作是洋務運動重要內容。上述否定論者就是這樣的觀點。他們說，洋務運動中對外妥協更為嚴重，所訂屈辱條約出賣的權利更多，洋務運動發展過程，即是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淵的過程，罪孽深重，毫無足取。而簽訂這些屈辱條約者又是洋務派主要頭目一貫被罵作大賣國賊的李鴻章。因此，肯定論者要貫徹他們的論點，就非解決洋務運動與妥協外交路線的關係不可。他們說，洋務運動是內政，外交屬於國務活動，不在內政範圍之內。這樣把妥協外交徹底撇開，肯定論就能成立了。
我的研究不同於上述兩者。首先，否定論者把妥協外交看作即是洋務運動路線是不正確的。清政府的妥協外交不自洋務運動始，1842年的《江寧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不都在洋務運動之前麽？在洋務運動後簽訂的《辛醜條約》和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所訂賣國條約不遠遠超過洋務運動中的條約麽？怎麽可以把妥協外交等同於洋務運動呢？肯定論者的觀點也有問題。洋務運動就是在“兩害取輕”決策下對外妥協簽訂《北京條約》以取其長技而“起步”的，外交總是要為內政服務服從內政的需要的，哪有與內政無關係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與洋務運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問題在於洋務運動有無自己的洋務外交方針？答覆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約”四字。從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鴻章等洋務派頭目無一不強調這個方針。“守定和約”有著兩麵性，一是妥協性，即條約規定給予列強的權利要遵守，公認愛國主義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為清中央簽訂的條約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條約以外的求索，一點不給。後者應該說是主要的一麵。對外妥協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線，屈辱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所以我曾說：洋務運動“與清政府的妥協外交有聯繫，但也不能說妥協外交即是洋務運動的路線。”（見《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係》，上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9期）洋務運動的任務之一是改變不平等舊約，更換為平等的新約，未能達此目的，這是洋務運動應負的責任。與此有聯繫的洋務派頭目李鴻章之流辦妥協外交簽訂屈辱條約的問題，怎樣看？我認為李氏既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又是賣國條約簽訂者，這隻是一人辦了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絕不能因為二任集於一身，就把洋務運動與洋務派混為一談。所以我也曾說過：“洋務派一切行為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洋務派某些個人例如李鴻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
還有一種關係到洋務運動歷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論者說洋務運動隻能置於敵對的一方，即劃入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結合的一邊；肯定論則把它與戊戍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並列為進步的運動。我認為，洋務運動與後兩個運動有可並列的一麵，也有不可並列的一麵。從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致富強說，它們有一致之處；並且洋務運動還是後兩者的前提，沒有洋務運動就不可能有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因此，洋務運動還是歷史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然而，戊戌、辛亥運動都是要變專製製度為民主製度，而洋務運動則是始終用西學來維護封建主義製度，在這一根本問題上是反動的。所以前兩者可稱為進步的運勸，後者則不能籠統稱為進步的運動，盡管它有著進步性的一麵。
其他如太平天國與洋務運動的關係，洋務派對地主階級改革派的繼承與否的關係，洋務派與維新派關係，洋務運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洋務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問題，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關係，等等問題，都有一些分歧意見。但這些分歧討論較多，有一些不涉及體係的看法。體係不同對某一具體問題看法卻相同或相近者有之；體係相同但對某一具體事件看法卻不相同者亦有之。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六、評價標準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因素很多，例如資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歸根到底，主要還是由於所運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標準不同的緣故。否定論者運用傳統的“兩個過程”階級路線鬥爭的標準，認為洋務派為了維護清朝反動統治，勾結和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鎮壓人民革命而發動了洋務運動，所以對洋務派和洋務運動予以否定；肯定論者運用五種生產方式變革規律為武器，認為當時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時刻，洋務運動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符合歷史發展要求，故全麵肯定其為進步的運動。我對洋務運動的評價之所以不同於否定和肯定兩家的意見，是由於我運用了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這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這種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作過論述，對中國近代史來說，毛澤東既作過“兩個過程”關於階級鬥爭規律的闡述，也作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關於歷史發展觀的論斷。忽視哪一方都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我在1932年對此即概括地作過這樣的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經濟。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內容和規律，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狀況。……經濟狀況決定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狀況，而階級鬥爭又反過來對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係》上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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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不同於上述兩者。首先，否定論者把妥協外交看作即是洋務運動路線是不正確的。清政府的妥協外交不自洋務運動始，1842年的《江寧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不都在洋務運動之前麽？在洋務運動後簽訂的《辛醜條約》和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所訂賣國條約不遠遠超過洋務運動中的條約麽？怎麽可以把妥協外交等同於洋務運動呢？肯定論者的觀點也有問題。洋務運動就是在“兩害取輕”決策下對外妥協簽訂《北京條約》以取其長技而“起步”的，外交總是要為內政服務服從內政的需要的，哪有與內政無關係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與洋務運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問題在於洋務運動有無自己的洋務外交方針？答覆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約”四字。從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鴻章等洋務派頭目無一不強調這個方針。“守定和約”有著兩麵性，一是妥協性，即條約規定給予列強的權利要遵守，公認愛國主義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為清中央簽訂的條約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條約以外的求索，一點不給。後者應該說是主要的一麵。對外妥協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線，屈辱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所以我曾說：洋務運動“與清政府的妥協外交有聯繫，但也不能說妥協外交即是洋務運動的路線。”（見《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係》，上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9期）洋務運動的任務之一是改變不平等舊約，更換為平等的新約，未能達此目的，這是洋務運動應負的責任。與此有聯繫的洋務派頭目李鴻章之流辦妥協外交簽訂屈辱條約的問題，怎樣看？我認為李氏既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又是賣國條約簽訂者，這隻是一人辦了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絕不能因為二任集於一身，就把洋務運動與洋務派混為一談。所以我也曾說過：“洋務派一切行為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洋務派某些個人例如李鴻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
還有一種關係到洋務運動歷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論者說洋務運動隻能置於敵對的一方，即劃入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結合的一邊；肯定論則把它與戊戍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並列為進步的運動。我認為，洋務運動與後兩個運動有可並列的一麵，也有不可並列的一麵。從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致富強說，它們有一致之處；並且洋務運動還是後兩者的前提，沒有洋務運動就不可能有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因此，洋務運動還是歷史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然而，戊戌、辛亥運動都是要變專製製度為民主製度，而洋務運動則是始終用西學來維護封建主義製度，在這一根本問題上是反動的。所以前兩者可稱為進步的運勸，後者則不能籠統稱為進步的運動，盡管它有著進步性的一麵。
其他如太平天國與洋務運動的關係，洋務派對地主階級改革派的繼承與否的關係，洋務派與維新派關係，洋務運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洋務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問題，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關係，等等問題，都有一些分歧意見。但這些分歧討論較多，有一些不涉及體係的看法。體係不同對某一具體問題看法卻相同或相近者有之；體係相同但對某一具體事件看法卻不相同者亦有之。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六、評價標準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因素很多，例如資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歸根到底，主要還是由於所運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標準不同的緣故。否定論者運用傳統的“兩個過程”階級路線鬥爭的標準，認為洋務派為了維護清朝反動統治，勾結和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鎮壓人民革命而發動了洋務運動，所以對洋務派和洋務運動予以否定；肯定論者運用五種生產方式變革規律為武器，認為當時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時刻，洋務運動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符合歷史發展要求，故全麵肯定其為進步的運動。我對洋務運動的評價之所以不同於否定和肯定兩家的意見，是由於我運用了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這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這種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作過論述，對中國近代史來說，毛澤東既作過“兩個過程”關於階級鬥爭規律的闡述，也作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關於歷史發展觀的論斷。忽視哪一方都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我在1932年對此即概括地作過這樣的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經濟。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內容和規律，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狀況。……經濟狀況決定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狀況，而階級鬥爭又反過來對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係》上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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