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念國本關係之重與我總統締造之難,為中國計,不改國體,存亡未可知,改則其亡愈速。為大總統計,不改國體而亡,猶不失為亙古惟一之偉人;改而亡,則內無以對本心,外無以對國民;上無以對清之列祖列宗,下無以對千秋萬世。且國家亡與不亡,要看政治是進步還是退步,憲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長。今天議論(更改國體)的人,以無恥引導人,金錢誘導於前,斧鉞威逼於後,誓詞等於玩笑,明令全都是騙人的話語。這樣做而想要有良好的憲法產生,清白的人才出現,是絕對不可能的啊。以我大總統的明哲,絕不能不考慮這些。特以受總統恩遇之隆,無以倫比,愛之誠不覺憂之切,故敢於懇求有機會時代我陳述這番道理。91


    嚴修這番話說得夠重了,但仍覺得不能釋懷,故於次日進京,向袁麵陳意見:“若這麽辦事(指帝製),則信譽成為妄語,節義成為虛言;公(指袁世凱)雖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體的92。”事實證明,日後出現的正是嚴修所預見到的那種局麵,可嘆的是,袁執迷不悟,把嚴修的話當作了書生之見。其實,嚴修是“旁觀者清”,而袁世凱才是“當局者迷”呢。


    嚴修、張一?(據說還有王士珍)的勸諫是袁世凱所聽到的北洋內部惟一公開的反對意見,帝製失敗後,袁世凱才認識到“忠言逆耳”的意義,但為時已晚。張一?回憶說:


    項城在取消帝製時期,與我最親。有一天召見我三次談話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什麽重要的話要談。有一次項城說:“我今天才知道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祿的人,才真正是國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張一,仲仁為其字)在我的幕府數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範孫(即嚴修,範孫為其字)與我相交數十年,也未曾說到過官階升遷。(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製,有國士在麵前而不能聽從其勸諫,我甚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國的懷抱嗎?前日推戴,今日反對(帝製)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蓀(即梁士詒,燕蓀為其字)原來不贊成,今天乃勸我決不可取消(帝製),說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會解體,最後依靠誰呢?還說得上不是首鼠兩端。那些(原來)極力推戴,今日又勸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總之,我辦事情的時候多,讀書的時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隻能與仲仁談談了。誤我事小,誤國事大,當國者不能不畏懼呀!”觀此,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項城能說出這番話來,畢竟是英雄本色啊。93


    在這裏需要補上一筆的是日本在帝製運動期間的態度和和活動。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以前,中國任何重要的內部紛爭,日本都非要在裏麵攪和一番,這已經成了常規,講這一段的歷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製運動進入高潮時,日本內閣指示駐華使領館靜觀發展,不予表態;而在內裏,大隈首相則密告中國公使陸宗輿給袁世凱帶話:如果袁誠意聯日,日本會努力予以援助。由於沒能得到袁的回應,日本內閣遂於10月內閣會議中議決幹涉袁世凱的帝製活動。在袁世凱接受皇帝推戴書後的第三天,日本聯絡英、俄、法、意五國公使聯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暫緩改行帝製,但袁世凱未予理會。護國戰爭爆發後,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第二部部長福田稚太郎少將和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每周聚會一次,研究對華政策。同時,派出參謀本部高級特務青木宣純中將,以“考察時政”的名義前往上海,實際上是日本聯絡策動中國各派反袁勢力的總情報官和總聯絡官。他於1月26日抵滬後,次日即會見了梁啓超,商討反袁事宜。護國戰爭爆發前後,蔡鍔、梁啓超及海外流亡的孫文、岑春煊、黃興等的活動均有日本人的參與,如蔡鍔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務跟隨保護;又如協助梁啓超南下策動廣西獨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隨同梁啓超赴廣西的黃溯初的話說,此行“因事前與日本當道預有接洽,故到處得到日本人的幫助,否則會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將官裏去了94。”


    在外交層麵上,日本先是拒絕袁世凱的特使周自齊95赴日參加天皇加冕典禮,故意羞辱袁世凱。隨後又以內閣名義“嚴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緩帝製,否則實力幹涉。3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乘中國內亂之機,確立對華霸權,推翻袁世凱;承認中國南北兩軍為交戰團體,默許日本國民援助南軍,公開與袁為敵了。


    至於流亡海外的原國民黨人,除黃興一派的李烈鈞、李根源等先期潛回雲南,附庸蔡鍔,參與了護國戰爭而外,困處日本的中華革命黨,雖然看到這是倒袁的大好機會,但限於財力,難有作為。中山其時焦灼不已,每日奔走於日本朝野政要之門,奮力告幫,但收效甚微。麵對國內黨人紛紛來電要求接濟餉械的電文,中山曾於雲南發難之初致電上海機關,告以“吾黨當力圖萬全而後動”。直到日本內閣作出了支持倒袁的決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轉機。3月7日,日本閣議倒袁。3月8日,中山就從日本財閥久原房之助那裏得到了第一筆二十萬元的借款,此後兩個月內,久原陸續向中山提供了總計一百四十萬元。此外,久原還借給袁的老對頭岑春煊一百萬元,讓他招兵買馬拉隊伍。還資助北方的肅親王等宗社黨人搞滿蒙獨立等等。好在護國戰爭的主流出自進步黨和立憲派,並非日本之陰謀主使,否則這場戰爭在歷史上就難逃負麵的評價了。


    袁審時度勢,知道帝製已不可為,與梁士詒計議之後,於3月20日召集國務卿、各部總長、參政院參政、肅政廳肅政使、平政院院長等集體商討,決定撤消帝製;次日又與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會)討論帝製取消後的善後問題;22日,袁正式宣布撤消帝製,也就是本章所選的大總統申令。這篇申令據說出自張一?之手96,張為跟隨袁多年的親信幕僚,故在此篇類似於罪己詔的申令中,仍極力為袁開脫。雖稱“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將接受帝位,說成不是出於本心,而是“以籌備為詞,藉塞眾望,並未實行。”所以,袁世凱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誠”這兩個字上,言不由衷,文過飾非,又怎能取信於人呢?


    徐世昌於取消帝製的當日被任命為國務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兩人與黎元洪聯名致電各省,稱“帝製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平息)幹戈,共圖善後”。而西南方麵卻並不買帳,3月26日,蔡鍔等復電提出了要袁退位的問題:“默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尚未能為項城曲諒。……已失之人心難復,既墜之威信難挽,若項城本著悲天憫人的懷抱,從事潔身引退的計劃,國人軫念從前的勳勞,感懷袁公的德義,以馨香崇奉,豈有涯量97!”此後,護國戰爭的重心轉向了袁世凱退位的問題。反對派方麵,自然是窮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罷手。各界勸袁退位的電報也是紛至遝來,造成了一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由於在軍事上不能有所作為,形勢再次急轉直下,廣東、浙江、四川、湖南、陝西等省相繼“獨立”,辛亥年的局麵又一次出現了。居間擔任調解任務的馮國璋、陳宦等人,與西南不謀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實是一致的。3月30日,陳宦即致電蔡鍔,贊成倒袁,從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舉一人為總統。而馮國璋見到袁世凱大勢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據梁啓超派去運動馮國璋的黃溯初說,他們用來打動馮國璋最為有效的誘餌,就是當總統這件事:“最足以打動馮者,不外乎總統終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凱)若為帝製,則彼(指馮國璋)終為人下而已。……總之,馮之所以肯為任公(即梁啓超)代為致電蔡鍔者,其根本原因在於他自身的總統夢98。”馮想當總統還可以從他反對黎元洪按約法繼任總統職務的主張中看出來,為此,他後來甚至又贊成暫時保留袁的總統地位了。馮既然有了這樣的居心,又擔心袁一旦緩過手來會報復他的不忠,故也於4月16日,致電袁世凱勸他退位。馮國璋在北洋集團中帶了這個頭後,陳宦、湯薌銘、靳雲鵬等亦公開通電請袁退位。西南方麵又於5月8日在肇慶成立了護國軍軍務院,以唐繼堯、岑春煊為正、副撫軍長,陸榮廷、梁啓超、龍濟光、蔡鍔、劉顯世、李烈鈞、陳炳琨為撫軍,遙奉黎元洪為大總統,繼續迫袁退位。此時的袁世凱所麵對的是烽煙四起,眾叛親離的局麵,甚至跟了他幾十年的小廝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譽掃地,眾叛親離,欲退不甘,欲戰不能,他的方寸亂了,他的身體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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