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自青年時起，甲午、庚子……，國家一步步衰敗，他是親眼看著走過來的;但那時他不在國家領導的位置上，所以沒有當事人那種錐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現在則不同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是由他批準蓋印生效的，當年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時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現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凱又於一周之後發布訓令，就是本章篇首收錄的密諭，密諭詳述日本的圖謀和“二十一條”謀我之兇險用心，提醒國人警惕重蹈朝鮮的覆轍，言下極為沉痛：“疾首痛心。慚憤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有進行，斷無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心)為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待，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為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劌?心神，力圖振作。倘仍復悠忽，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天幸未可屢邀，神州陸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凱密諭的核心思想隻有一個，歸結起來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則我應牢記“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的古訓，全國官民應以臥薪嚐膽，忍辱負重的精神，勵精圖治，以待將來。
從“二十一條”交涉的全過程來看，看不出袁如何賣國，如何與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換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製的跡象。反之，袁極力拖延，交涉達二十五次之多，隻是在最後通牒的脅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據自始至終參與了交涉的外交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在交涉中遠沒有達到其預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凱明裏暗裏地大施縱橫之術，對日本欲將中國變為保護國的圖謀，窮其智計地予以抵製和化解;交涉的情況，政府亦及時向各省和駐外使領館通報;條約迫訂後，他全無交易達成後的竊喜，而隻有蒙受奇恥大辱後的錐心痛苦。針對條約有關內容，袁世凱亦授意參政院在《懲辦國賊條例》中加入了嚴禁與外國人私訂契約、出租售賣土地礦產的條例和“中國所有沿海港口灣岸島嶼”概不割讓租與外國的議案68，以扼製日本蠶食國土的陰謀。故所謂“賣國”一說，不過是其政治對手的造謠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憑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凱當時剛剛當上正式大總統，帝製運動尚未開張，最能說明日本未以“稱帝”作為誘餌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來華之前就“二十一條”問題向外相加藤明高請訓時，提出“要向中國千方百計進行威脅、勸誘，並用盡其他一切計策”中所列出的五條“引誘條件69”中，並無支持袁搞帝製之說。
“二十一條”交涉中不存在“賣國”問題的另一有力反證是，袁氏稱帝時，蔡鍔、梁啓超等護國戰爭的元勛，在討袁檄文中，並未提出所謂“賣國”問題。“二十一條”交涉時，蔡、梁等均為政府中的要員，悉知簽約的內幕。袁如有賣國行為，他們後來反袁時，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為起兵的重要根據。
在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評論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種“局外虛驕症”，其症狀為，在並不詳盡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同時不抱有“同情”(即設身處地)的態度，而動輒指責、抨擊他人不遺餘力，譬如甲午戰爭時的翰林院學士、都察院禦史們對李鴻章的指責。這種動輒義憤填膺一番，時時批評別人“賣國”者的虛驕，即緣於他們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論，而又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實際上，國家存亡續絕的千斤重擔若撂在他們肩上，這些人的表現殊難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的表現會比李鴻章、袁世凱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談誤國”的說法，指的就是這般文人。
我們現在看到伊拉克任憑外國檢查搜索，國家幾乎全無主權可言。什麽叫做“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沒辦法，誰讓它發動戰爭，最後成了戰敗國呢?沒有割地賠款已經是便宜了。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比今天的伊拉克強不到哪裏去。明知道打不過人家，怎麽辦?抵抗必然失敗，隨失敗而來的是割地賠款，其損失比和平妥協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車可鑑。談判，對方絕不肯空手而歸，必得作出讓步，讓人家攫取相當的權益。在此局麵下，隻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走妥協讓步的路子，這樣尚可贏得喘息時間，徐圖恢復。所以屢戰屢敗、積弱積貧的中國，在當時那個年代，外交上隻有一條路可走：忍辱負重，以待將來。不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後來的國民黨政府也是如此。這種屈辱和痛苦，不是當事人者是難於體會的。1931年“9?18”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不抵抗將軍”。有了這段當事人的經歷，他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後來(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講演時，感慨地說：“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70。”
在當時舉國的嘲罵聲中，隻有《大公報》上王芸生寫的一篇社評為張說了公道話。王芸生是著名的報人，也是一個對近代中日關係有著深湛研究的學者，他所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直到今天，還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必讀書。這篇社評基於對中日關係的深刻了解，對張學良當時的處境抱有同情，以至於六十年後，張氏還記憶猶新：
“九一八”之後，我最佩服的是《大公報》上寫的一篇社評，好像是王芸生什麽人寫的。……我最佩服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兒還收藏著它。不是當時看見的，是後來不知什麽時候看見了這篇文章。它主要的觀點是說，關於“九一八”，無論何人是張學良，他也一定是要這樣辦的。他這話真是說到我心裏去了。
這篇文章說得太長。它說，歷史上的事情，中國和日本出了問題的時候，都是採取這種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說無論是誰，處在當時張學良那地位上，也得這樣辦。所以，他評論說，隻有設身處地知道那個環境的人，說出來的話才能公道。《大公報》這個社論，就設身處地地想了。他說旁的話我都忘了，記不住了，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不僅僅是張學良，任何人，如果當時處在那個地位上，他也是這樣辦。我很佩服這句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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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一條”交涉的全過程來看，看不出袁如何賣國，如何與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換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製的跡象。反之，袁極力拖延，交涉達二十五次之多，隻是在最後通牒的脅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據自始至終參與了交涉的外交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在交涉中遠沒有達到其預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凱明裏暗裏地大施縱橫之術，對日本欲將中國變為保護國的圖謀，窮其智計地予以抵製和化解;交涉的情況，政府亦及時向各省和駐外使領館通報;條約迫訂後，他全無交易達成後的竊喜，而隻有蒙受奇恥大辱後的錐心痛苦。針對條約有關內容，袁世凱亦授意參政院在《懲辦國賊條例》中加入了嚴禁與外國人私訂契約、出租售賣土地礦產的條例和“中國所有沿海港口灣岸島嶼”概不割讓租與外國的議案68，以扼製日本蠶食國土的陰謀。故所謂“賣國”一說，不過是其政治對手的造謠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憑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凱當時剛剛當上正式大總統，帝製運動尚未開張，最能說明日本未以“稱帝”作為誘餌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來華之前就“二十一條”問題向外相加藤明高請訓時，提出“要向中國千方百計進行威脅、勸誘，並用盡其他一切計策”中所列出的五條“引誘條件69”中，並無支持袁搞帝製之說。
“二十一條”交涉中不存在“賣國”問題的另一有力反證是，袁氏稱帝時，蔡鍔、梁啓超等護國戰爭的元勛，在討袁檄文中，並未提出所謂“賣國”問題。“二十一條”交涉時，蔡、梁等均為政府中的要員，悉知簽約的內幕。袁如有賣國行為，他們後來反袁時，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為起兵的重要根據。
在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評論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種“局外虛驕症”，其症狀為，在並不詳盡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同時不抱有“同情”(即設身處地)的態度，而動輒指責、抨擊他人不遺餘力，譬如甲午戰爭時的翰林院學士、都察院禦史們對李鴻章的指責。這種動輒義憤填膺一番，時時批評別人“賣國”者的虛驕，即緣於他們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論，而又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實際上，國家存亡續絕的千斤重擔若撂在他們肩上，這些人的表現殊難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的表現會比李鴻章、袁世凱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談誤國”的說法，指的就是這般文人。
我們現在看到伊拉克任憑外國檢查搜索，國家幾乎全無主權可言。什麽叫做“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沒辦法，誰讓它發動戰爭，最後成了戰敗國呢?沒有割地賠款已經是便宜了。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比今天的伊拉克強不到哪裏去。明知道打不過人家，怎麽辦?抵抗必然失敗，隨失敗而來的是割地賠款，其損失比和平妥協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車可鑑。談判，對方絕不肯空手而歸，必得作出讓步，讓人家攫取相當的權益。在此局麵下，隻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走妥協讓步的路子，這樣尚可贏得喘息時間，徐圖恢復。所以屢戰屢敗、積弱積貧的中國，在當時那個年代，外交上隻有一條路可走：忍辱負重，以待將來。不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後來的國民黨政府也是如此。這種屈辱和痛苦，不是當事人者是難於體會的。1931年“9?18”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不抵抗將軍”。有了這段當事人的經歷，他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後來(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講演時，感慨地說：“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70。”
在當時舉國的嘲罵聲中，隻有《大公報》上王芸生寫的一篇社評為張說了公道話。王芸生是著名的報人，也是一個對近代中日關係有著深湛研究的學者，他所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直到今天，還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必讀書。這篇社評基於對中日關係的深刻了解，對張學良當時的處境抱有同情，以至於六十年後，張氏還記憶猶新：
“九一八”之後，我最佩服的是《大公報》上寫的一篇社評，好像是王芸生什麽人寫的。……我最佩服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兒還收藏著它。不是當時看見的，是後來不知什麽時候看見了這篇文章。它主要的觀點是說，關於“九一八”，無論何人是張學良，他也一定是要這樣辦的。他這話真是說到我心裏去了。
這篇文章說得太長。它說，歷史上的事情，中國和日本出了問題的時候，都是採取這種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說無論是誰，處在當時張學良那地位上，也得這樣辦。所以，他評論說，隻有設身處地知道那個環境的人，說出來的話才能公道。《大公報》這個社論，就設身處地地想了。他說旁的話我都忘了，記不住了，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不僅僅是張學良，任何人，如果當時處在那個地位上，他也是這樣辦。我很佩服這句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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