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縣人，楊士驤之弟。光緒壬午年(1882)舉人，後以道員身份在直隸試用，1901年隨李鴻章入京和談，擔任李鴻章與另一“全權大臣”慶親王之間的聯絡員。盡管二位“全權”之間心存芥蒂，由於他富於機變，巧於周旋，故李、慶雙方都很賞識他，這在官場中是需要高難技巧的。李鴻章去世後，杏城向新總督進獻“運動親貴，掌握政權”的方略，成為袁的公共關係特使，專司官場幕後交際，尤其是在結交慶親王等滿族親貴重臣、李蓮英等宮廷內侍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以他為督署洋務總文案，倚畀極重，“事無巨細，盡以谘商60”，有“智囊”之稱。後來的南北議和、洪憲帝製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劃和參與者，是袁世凱主要的謀臣策士之一。
袁世凱對楊的評語是：“誌慮沉毅，操守謹嚴61”，“心精力果，體用兼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難辦的事情交給他辦理，如從俄國人手中接收關外鐵路，接收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事業，南北和議，籌辦帝製等等，他也隨袁一路高升，由候補道員而關內外鐵路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京張鐵路幫辦、商部右參議、右丞(副部長)兼會辦電政大臣、官製編製館提調等要職。民國以後，楊很長一段時間留在江南為袁從事幕後活動，後來回京擔任政事堂左丞(相當於副國務卿)，是洪憲帝製的主要策劃者。
這樣一個專幹幕後勾當的人，一般人會以為其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卻是一個滿腹詩書，才華卓越的才子呢。陳浣一《睇向齋密錄》說他“居恆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閱書，無惰客。不事交遊，朋輩同僚酒食遊戲相徵逐，不與也。”“工詩古文辭，…於史喜《通鑑》，於詩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隱)、臨川(王安石)、遺山(元好問)，於小說家言喜《世說新語》。”公務之餘，最喜歡的就是讀書自娛，而不事交遊與酒食徵逐63。古人講，“腹有詩書氣自華”，楊杏城手不釋卷，自然滿腹經綸，氣象高雅，民國初年的名記者黃遠庸就稱其為“有哲學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經他的手辦理，品位也高了，而且遊刃有餘。這是一個其行為與個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們在讀歷史時所要特別注意的。
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蓀，廣東三水人。梁士詒與梁啓超同學於佛山書院，光緒已醜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舉。次年會試，梁士詒落榜，回鄉途中，廣購西書，從此開始研究財政、河渠、農業等實用知識。甲午年(1894)再試，中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1897年後入國史館供職。1903年，清廷首開經濟特科，梁氏應考，成績突出，被擬為一等第一名，然而複試時竟遭人中傷，說他是梁啓超之弟，連名字都起成“梁頭康尾”(康有為名祖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為慈禧所不悅，遂落第。梁氏經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迴路轉，另有遇合。袁世凱為在直隸推行新政，正急於延攬人才，經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同鄉唐紹儀推薦，袁遂聘梁為北洋編書局總辦，主持北洋兵書的譯纂。梁氏由此結識袁世凱，並與“北洋群帥，類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凱幕府為時僅一年，次年唐紹儀被清廷委派為議藏約全權大臣，唐奏調梁為參贊，12月隨同出國辦理交涉，歷時將近一年，回國後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中日東三省(日俄戰爭)善後交涉。1906年春，以辦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補，在外務部參丞上行走。唐紹儀接替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梁協助唐裁撤公司，歸併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製，設立郵傳部，統管鐵路、輪船、電報、郵政，梁氏負責接收鐵路事宜，後成為五路(鐵路)提調。陳璧任郵傳部尚書期間，梁建議設交通銀行，官商合辦，以總理輪路郵電四政，收回利權，經奏準施行，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財政金融集團——交通係，梁士詒則為此集團的領袖人物。梁士詒在北洋的時間雖短，但卻是在唐紹儀、陳璧64等北洋集團重要成員的卵翼下成長發跡的，為北洋與南洋(即盛宣懷集團)爭奪實業和財政金融大權的鬥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受到袁的賞識和倚重，並在政權更迭之際和民國之初成為袁世凱集團的重要成員和“財神”65。
張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蘇蘇州人，晚年號“古紅梅閣主”。張早年傾向維新，光緒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於鄉試中名錄副榜，次年8月考中舉人，與李鴻章養子李經方為同年，此後以坐館課徒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經濟特科考試中名列第二，主考官為張之洞，對其以亞當?斯密《原富》所言“引證周詳”，極為欣賞，錄取後即擬分發湖北，而“袁世凱當時方開府北洋，欲收羅人才，因……與文襄(即張之洞，文襄是其諡號，為尊稱)力爭，遂分直隸，為仲仁與袁遇合之始。到省僅數日，即委任仲仁為督署文案，與阮忠樞、於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諸公，同見信任66。”所以，張是袁從張之洞手中奪來的人材，故愛惜非常，沒有按慣例分發到地方作知縣，而是一開始就放在自己身邊觀察任用。張一鮕幹得也很勤奮，“從早到晚，整理份內的公牘，時刻不停。其書寫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數百言表達不完的事情，他僅用幾十言即可了結。偶爾晚間，袁(世凱)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間中辦公，於是召他來談話，命他起草文稿，於是對坐疾書，十餘稿立就。人們誇讚他是枚皋67，自那時起常參與機密，併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軍機大臣後，“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擬(文稿)多出於其手68。”袁世凱罷官下野之後，張回南方，輾轉於浙江、江蘇巡撫幕府中作總文案。袁世凱復出後召張回到身邊，任機要秘書，“時政事堂秘書長為梁士詒，仲仁為秘書，位居梁下，而機要事全交予仲仁辦理，設機要局，遂簡任為局長69。”
張一鮕為人正直，雖為袁世凱所信任，參與機要，但並不攀附求榮，他不贊成搞帝製，被從機要局調任教育總長，看似高升，實際上受到袁的疏遠，但在袁世凱失敗後，並不標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詞為袁辯解，可謂是袁世凱的“誠臣”。
於式枚(1859—1915)，字晦若，廣西賀縣人。光緒庚辰年(1880)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散館後任兵部主事;後入李鴻章幕府，任總文案多年，老李遺折及保舉袁世凱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筆。李鴻章去世後，他繼續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後來由袁世凱保舉，歷任督辦政務處幫辦提調、京師大學堂總辦、譯學館監督、鴻臚寺少卿、廣東學政、廣西提學使等職。1907年出任郵傳部侍郎(副部長)，後出使德國，任考察憲政大臣，歸國後歷任吏部、學部侍郎、修訂法律大臣、國史館副總裁諸職;民國後退居青島，以遺老自居，後被袁任為參政院參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號藏園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緒戊戌年(1898)進士，入選庶吉士，散館後任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又返直隸任道員，為袁世凱羅致入幕任文案，後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成為袁世凱辦學方麵的助手。學部成立後，嚴修調任侍郎，傅接任直隸提學使(相當於原來的學政)，“治事詳慎，頗調停新舊學”。其為人“恂恂儒雅，不隸黨派70”。曾隨唐紹儀參與南北和議，民國以後歷任約法會議議員、肅政廳肅政使、教育次長、總長等職。徐世昌任大總統時，出任總統府顧問，後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圖書館館長。此後，傅增湘即長期從事版本目錄學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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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對楊的評語是：“誌慮沉毅，操守謹嚴61”，“心精力果，體用兼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難辦的事情交給他辦理，如從俄國人手中接收關外鐵路，接收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事業，南北和議，籌辦帝製等等，他也隨袁一路高升，由候補道員而關內外鐵路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京張鐵路幫辦、商部右參議、右丞(副部長)兼會辦電政大臣、官製編製館提調等要職。民國以後，楊很長一段時間留在江南為袁從事幕後活動，後來回京擔任政事堂左丞(相當於副國務卿)，是洪憲帝製的主要策劃者。
這樣一個專幹幕後勾當的人，一般人會以為其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卻是一個滿腹詩書，才華卓越的才子呢。陳浣一《睇向齋密錄》說他“居恆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閱書，無惰客。不事交遊，朋輩同僚酒食遊戲相徵逐，不與也。”“工詩古文辭，…於史喜《通鑑》，於詩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隱)、臨川(王安石)、遺山(元好問)，於小說家言喜《世說新語》。”公務之餘，最喜歡的就是讀書自娛，而不事交遊與酒食徵逐63。古人講，“腹有詩書氣自華”，楊杏城手不釋卷，自然滿腹經綸，氣象高雅，民國初年的名記者黃遠庸就稱其為“有哲學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經他的手辦理，品位也高了，而且遊刃有餘。這是一個其行為與個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們在讀歷史時所要特別注意的。
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蓀，廣東三水人。梁士詒與梁啓超同學於佛山書院，光緒已醜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舉。次年會試，梁士詒落榜，回鄉途中，廣購西書，從此開始研究財政、河渠、農業等實用知識。甲午年(1894)再試，中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1897年後入國史館供職。1903年，清廷首開經濟特科，梁氏應考，成績突出，被擬為一等第一名，然而複試時竟遭人中傷，說他是梁啓超之弟，連名字都起成“梁頭康尾”(康有為名祖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為慈禧所不悅，遂落第。梁氏經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迴路轉，另有遇合。袁世凱為在直隸推行新政，正急於延攬人才，經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同鄉唐紹儀推薦，袁遂聘梁為北洋編書局總辦，主持北洋兵書的譯纂。梁氏由此結識袁世凱，並與“北洋群帥，類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凱幕府為時僅一年，次年唐紹儀被清廷委派為議藏約全權大臣，唐奏調梁為參贊，12月隨同出國辦理交涉，歷時將近一年，回國後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中日東三省(日俄戰爭)善後交涉。1906年春，以辦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補，在外務部參丞上行走。唐紹儀接替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梁協助唐裁撤公司，歸併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製，設立郵傳部，統管鐵路、輪船、電報、郵政，梁氏負責接收鐵路事宜，後成為五路(鐵路)提調。陳璧任郵傳部尚書期間，梁建議設交通銀行，官商合辦，以總理輪路郵電四政，收回利權，經奏準施行，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財政金融集團——交通係，梁士詒則為此集團的領袖人物。梁士詒在北洋的時間雖短，但卻是在唐紹儀、陳璧64等北洋集團重要成員的卵翼下成長發跡的，為北洋與南洋(即盛宣懷集團)爭奪實業和財政金融大權的鬥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受到袁的賞識和倚重，並在政權更迭之際和民國之初成為袁世凱集團的重要成員和“財神”65。
張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蘇蘇州人，晚年號“古紅梅閣主”。張早年傾向維新，光緒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於鄉試中名錄副榜，次年8月考中舉人，與李鴻章養子李經方為同年，此後以坐館課徒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經濟特科考試中名列第二，主考官為張之洞，對其以亞當?斯密《原富》所言“引證周詳”，極為欣賞，錄取後即擬分發湖北，而“袁世凱當時方開府北洋，欲收羅人才，因……與文襄(即張之洞，文襄是其諡號，為尊稱)力爭，遂分直隸，為仲仁與袁遇合之始。到省僅數日，即委任仲仁為督署文案，與阮忠樞、於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諸公，同見信任66。”所以，張是袁從張之洞手中奪來的人材，故愛惜非常，沒有按慣例分發到地方作知縣，而是一開始就放在自己身邊觀察任用。張一鮕幹得也很勤奮，“從早到晚，整理份內的公牘，時刻不停。其書寫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數百言表達不完的事情，他僅用幾十言即可了結。偶爾晚間，袁(世凱)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間中辦公，於是召他來談話，命他起草文稿，於是對坐疾書，十餘稿立就。人們誇讚他是枚皋67，自那時起常參與機密，併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軍機大臣後，“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擬(文稿)多出於其手68。”袁世凱罷官下野之後，張回南方，輾轉於浙江、江蘇巡撫幕府中作總文案。袁世凱復出後召張回到身邊，任機要秘書，“時政事堂秘書長為梁士詒，仲仁為秘書，位居梁下，而機要事全交予仲仁辦理，設機要局，遂簡任為局長69。”
張一鮕為人正直，雖為袁世凱所信任，參與機要，但並不攀附求榮，他不贊成搞帝製，被從機要局調任教育總長，看似高升，實際上受到袁的疏遠，但在袁世凱失敗後，並不標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詞為袁辯解，可謂是袁世凱的“誠臣”。
於式枚(1859—1915)，字晦若，廣西賀縣人。光緒庚辰年(1880)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散館後任兵部主事;後入李鴻章幕府，任總文案多年，老李遺折及保舉袁世凱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筆。李鴻章去世後，他繼續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後來由袁世凱保舉，歷任督辦政務處幫辦提調、京師大學堂總辦、譯學館監督、鴻臚寺少卿、廣東學政、廣西提學使等職。1907年出任郵傳部侍郎(副部長)，後出使德國，任考察憲政大臣，歸國後歷任吏部、學部侍郎、修訂法律大臣、國史館副總裁諸職;民國後退居青島，以遺老自居，後被袁任為參政院參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號藏園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緒戊戌年(1898)進士，入選庶吉士，散館後任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又返直隸任道員，為袁世凱羅致入幕任文案，後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成為袁世凱辦學方麵的助手。學部成立後，嚴修調任侍郎，傅接任直隸提學使(相當於原來的學政)，“治事詳慎，頗調停新舊學”。其為人“恂恂儒雅，不隸黨派70”。曾隨唐紹儀參與南北和議，民國以後歷任約法會議議員、肅政廳肅政使、教育次長、總長等職。徐世昌任大總統時，出任總統府顧問，後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圖書館館長。此後，傅增湘即長期從事版本目錄學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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