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職軍官，袁世凱在天津設立了北洋講武堂，所有帶兵軍官均須到此學習進修，三個月一期，每期學員一百八十名，共培訓了七百四十名在職軍官。1906年6月，袁又奏辦了保定軍官學堂(即預計開辦的武備大學堂)，分為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深造科三年畢業，學員由各鎮軍官或武備學堂學生中考選，督辦為段祺瑞。這些學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當時的保定成為全國最大的陸軍訓練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後曾親自到保定視察，袁世凱率領各校全體學生一千多人於道旁跪拜迎接。平時，袁世凱則派馮國璋、段祺瑞常川駐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備各學堂事宜”。
如果說袁世凱有擁兵坐大，成為勢傾朝野的權臣的野心的話，那也是在北洋時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當的權勢和財力，得以廣泛網羅各方麵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業。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還聘用了日本顧問，並將李鴻章原來的幕府人員全部接收為己所用。這時候有個叫楊士驤的人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楊士驤(1860—1909)，字蓮府，安徽泗縣人，進士出身。是李鴻章晚年的親信幕僚。庚子和議期間隨同李氏辦事，頗為得力，由李保薦為直隸通永道，次年擢升為直隸按察使。楊士驤為人“敏活機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凱接替李鴻章出長直隸後，楊向袁獻策說：
曾文正(即曾國藩，文正是其諡號)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有兩人，一為左湘陰(即左宗棠，湘陰為其籍貫，為尊稱)，一為李合肥(即李鴻章，合肥為其籍貫，為尊稱)。湘陰好說大話而不務實，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後，遷徙調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權，致使縱橫十八省的湘軍，幾乎成為祭祀上的擺設(告朔餼羊)，僅僅剩下了一個名詞了。合肥較能掌握淮軍，連年頻發事故，於是尚能維持因應於一時。如今公繼之而起，如果能夠盡竭全力，擴練新軍，以掌握新軍到底，則朝局的重心，隱隱(望北洋)如泰山北鬥(“望岱”)了。他時(業績)應與曾、李爭一日之短長，南皮(即張之洞，南皮為其籍貫，是尊稱)算得了什麽呢!42
袁世凱自小就立有當大官，做大事的大誌，楊士驤這番話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於是視楊為知己，對楊“深依賴之”。他常對人說：“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隻有三個半人，張幼樵(即張佩綸，幼樵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為其字)、楊蓮府算三個全人，張季直(即張謇，季直為其字)隻能算是半個而已43。”此後，袁對楊器重之外，還極力保薦，在袁的提攜下，楊短短幾年之中，升遷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東巡撫，直到1907年繼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從袁楊關係上，我們可以看出袁世凱用人的另一過人之處，即他並不在乎他人與自己關係的深淺遠近，隻要有能力，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攜不餘遺力，把官職權位看得如同金錢一樣無足輕重，不過是用以籠絡人才的工具而已。這真正是做大事業人所應具備的素質，看一個上司是否有為，值不值得部下跟從，隻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惟親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錢，好搞小圈子的領導者，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於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狹，用人自然就難於惟能是舉，五湖四海了。
袁世凱深解楊士驤話中的三昧，決心借練兵擴軍這個大題目保住並擴充軍權，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但練兵擴軍離不開錢，除去清廷下撥的專用經費外，袁還多方羅掘。通過大辦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充實地方財政外，據說袁世凱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1903年，梁士詒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洋編書局總辦，據他回憶：
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麽還有銀錢所的名目?當時隻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即李鴻章，文忠是其諡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即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44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三十天計算，遇到小月(隻有二十九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作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嘆不如，要稱讚老李“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四十萬兩的收入;我們上麵提到的周學熙對唐山細綿土廠的投資就動用了銀錢所的收入。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占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九月，李文忠病故，調袁世凱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麵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五百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十二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45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藉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據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也起著雪裏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繫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後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直隸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太後及慶王這類好貨的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凱的女兒曾講述了一則袁世凱如何斂錢供奉太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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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袁世凱有擁兵坐大，成為勢傾朝野的權臣的野心的話，那也是在北洋時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當的權勢和財力，得以廣泛網羅各方麵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業。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還聘用了日本顧問，並將李鴻章原來的幕府人員全部接收為己所用。這時候有個叫楊士驤的人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楊士驤(1860—1909)，字蓮府，安徽泗縣人，進士出身。是李鴻章晚年的親信幕僚。庚子和議期間隨同李氏辦事，頗為得力，由李保薦為直隸通永道，次年擢升為直隸按察使。楊士驤為人“敏活機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凱接替李鴻章出長直隸後，楊向袁獻策說：
曾文正(即曾國藩，文正是其諡號)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有兩人，一為左湘陰(即左宗棠，湘陰為其籍貫，為尊稱)，一為李合肥(即李鴻章，合肥為其籍貫，為尊稱)。湘陰好說大話而不務實，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後，遷徙調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權，致使縱橫十八省的湘軍，幾乎成為祭祀上的擺設(告朔餼羊)，僅僅剩下了一個名詞了。合肥較能掌握淮軍，連年頻發事故，於是尚能維持因應於一時。如今公繼之而起，如果能夠盡竭全力，擴練新軍，以掌握新軍到底，則朝局的重心，隱隱(望北洋)如泰山北鬥(“望岱”)了。他時(業績)應與曾、李爭一日之短長，南皮(即張之洞，南皮為其籍貫，是尊稱)算得了什麽呢!42
袁世凱自小就立有當大官，做大事的大誌，楊士驤這番話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於是視楊為知己，對楊“深依賴之”。他常對人說：“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隻有三個半人，張幼樵(即張佩綸，幼樵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為其字)、楊蓮府算三個全人，張季直(即張謇，季直為其字)隻能算是半個而已43。”此後，袁對楊器重之外，還極力保薦，在袁的提攜下，楊短短幾年之中，升遷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東巡撫，直到1907年繼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從袁楊關係上，我們可以看出袁世凱用人的另一過人之處，即他並不在乎他人與自己關係的深淺遠近，隻要有能力，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攜不餘遺力，把官職權位看得如同金錢一樣無足輕重，不過是用以籠絡人才的工具而已。這真正是做大事業人所應具備的素質，看一個上司是否有為，值不值得部下跟從，隻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惟親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錢，好搞小圈子的領導者，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於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狹，用人自然就難於惟能是舉，五湖四海了。
袁世凱深解楊士驤話中的三昧，決心借練兵擴軍這個大題目保住並擴充軍權，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但練兵擴軍離不開錢，除去清廷下撥的專用經費外，袁還多方羅掘。通過大辦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充實地方財政外，據說袁世凱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1903年，梁士詒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洋編書局總辦，據他回憶：
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麽還有銀錢所的名目?當時隻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即李鴻章，文忠是其諡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即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44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三十天計算，遇到小月(隻有二十九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作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嘆不如，要稱讚老李“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四十萬兩的收入;我們上麵提到的周學熙對唐山細綿土廠的投資就動用了銀錢所的收入。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占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九月，李文忠病故，調袁世凱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麵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五百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十二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45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藉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據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也起著雪裏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繫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後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直隸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太後及慶王這類好貨的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凱的女兒曾講述了一則袁世凱如何斂錢供奉太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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