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周學熙的努力，“直隸工藝總局自成立後，到1907年袁世凱離任時止，計創辦者有：高等工業學堂(初名工業學堂)、教育品製造所、勸工陳列所(原名考工廠)、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種植園、造紙廠、勸業會場、北京第一、第二小學堂、工廠附設夜課所、儀器講演會、工商研究所、工商講演會、工業售品總分所及銷售處、津益拍賣處;助辦者有：初等工業學堂、織染縫紉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廠;提倡者有：藝德學堂兩處、織布工廠八處、木工工廠兩處、造胰工廠一處。又本省府廳州縣工藝各局開設六十五處，須由總局傳習指導，深入民間35。”
在大力發展工商業的同時，袁世凱也十分注重農業的開發。在天津收回之前，袁於1902年在保定設立農務局，總司全省農業，袁還要農務局派員赴日本考察農業和蠶業，並在農務局下麵附設了農事試驗場，購買農業機械，聘請日本農學專家為指導;農務局還附設有農業大學堂和農業傳習所，“專課蠶桑、森林，並講授農政、農學要旨，以為興辦農會之預備。”1907年，農務局聯合官紳成立了直隸農務總會，“誌在聯絡官紳，講求農務，使農產日形發達，以收裕國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該會編印發行《栽桑捷法》四千冊、《養蠶捷法》三千冊，翻譯國外農學教科書十三種，所編《農話報》月銷量達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辦實業如此成功，既要歸功於周學熙等人的努力，也離不開袁世凱對他們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領導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愛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於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長。袁世凱在這方麵無疑是高手，他之任用嚴修、周學熙就是明證。
北洋新政的第三個突出方麵在於軍製的改革上麵。即改傳統的募兵製為現代的徵兵製，並將軍製統一，把直隸雜亂的兵製統一為北洋常備軍。在袁世凱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實行募兵製，在這種軍製下，當兵並非社會義務，而是為了“吃糧”，成為社會無業人員和無法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民的一種謀生手段，其軍事素質和戰鬥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間擔任袁世凱軍事顧問的日本軍官阪西利八郎曾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個中國通，他對晚清民初的中國士兵是這樣評述的：
中國士兵的軍餉普通是一個月六元錢，其中扣除夥食後也就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錢。有時還到不了這個數。作戰時說是給增加軍餉，但不僅增加不了，甚至連原來的餉也發不了。這樣，當兵的慢慢也就學乖了。中國當兵的把軍餉叫作“賣命錢”，士兵們經常是互相談論著，“餵!你今天領到多少賣命錢?”“我們隻拿到兩毛錢!”到了戰場上桌球地放上兩槍，“夠上兩毛錢啦!”大家就開始往回跑。這種情況到處都有。……戰爭對士兵來說一無所得，為這個戰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錢或一塊錢才好。但輕易撈不到一塊錢，也就是三五毛錢，那就隻好給多少錢打多少錢的仗。38
阪西的話固然帶有帝國主義分子的偏見，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舊式軍隊的弊端：素質差、軍餉低、戰鬥力低下。晚清軍隊在洋務運動過程中逐漸配備了洋槍洋炮，裝備上並不差，但從甲午和庚子對列強的作戰中，數量幾倍於敵的中國軍隊往往一觸即潰，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庚子事變後，京畿成型的軍隊隻剩下袁世凱的武衛右軍一支，防務空虛，亟須重整軍備，對此袁世凱責無旁貸，而清廷也對他寄予厚望。朝廷整軍的最初目的是統一軍製，“俾各省均歸一律”，但袁世凱提出了更為重要的變革軍製的建議，即學習列強，將募兵製改為徵兵製，現役軍隊統一為常備軍，並建立預備役製度(即續備軍製和後備軍製)。即“不由招募，計丁抽練，入伍當差，是為常備兵;在營三年，遣回作為續備兵，又四年作為後備兵，又五年出伍為平民，不予徵調。”為此，他奏請在直隸設立軍政司，以統籌軍製改革事宜。軍政司督辦袁氏自兼，下設三處：兵備處(掌管後勤軍備)、參謀處、教練處(負責編練新軍)，分別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劉永慶(後為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任總辦。為解決練兵擴軍當中軍官不足的問題，袁世凱還奏請設立了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以雷震春為總辦。1902年正月，袁世凱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隸各州縣，會同地方官精選壯丁六千人“分領訓練，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註冊，由地方官備案，以便稽考”，稱之為“新練軍”。此後，袁所部改稱“北洋常備軍”，編製為軍、鎮(師)、協(旅)、標(團)、營、隊(連)、排、棚(班)，基本上與國際上通行的軍事編製相一致。常備兵服役三年後，轉入預備役，成為續備兵，再三年，退為後備兵，續備兵和後備兵均為預備役人員，“平時各就其業，冬季調集操練一個月”，操練期間支付全額軍餉。“續備、後備(之兵)無常餉，調操、出征給予薪糧、軍械、子彈、衣履、戰具，每兵必預先儲備一份。……一有徵發，立時齊集。平時抽練，可省餉2/3;戰時徵調，可驟增兩倍之力。”“六七年後，續備、後備均已有人，則以五千人之餉，可養兩萬候調之兵。永無倉促招募、烏合成軍之弊，於軍政良有裨益39。”
常備軍每軍二鎮，每鎮二協，每協二標，每標三營，每營四隊，另加輔助部隊騎兵二標、炮兵二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二標，總兵力達到一萬九千餘人。袁世凱並上奏朝廷，“俟餉項稍為寬裕，再添練兩鎮四協”;到了1904年時，北洋常備軍的兵力增加到了二萬五千人。
袁世凱擴練新軍採用的是雙管齊下的方針，即在擴軍的同時，大辦各類軍校，以培養、儲備將才，為更大規模的擴軍作準備。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沒有收回時，直隸總督衙門設在保定)開辦“行營將弁學堂”，抽調直隸淮練各軍營哨級官弁為學員，同時也代為培訓山東、山西、河南等省選送來的學員;每期八個月，總共辦了三期，畢業學員五百四十五人。此外還辦有短訓班性質的北洋師範武備學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1903年秋全部併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這是袁世凱製訂的係統培養軍事人才計劃的產物(即建立由武備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總計十二年的連續教育體製，係統培養將才)，在條件尚不具備時，先“興辦小學，以為造端之基，並擬別設速成學堂一座，以為救時之用40。”學堂督辦先為馮國璋，後為段祺瑞，截至1909年併入保定軍官學堂時，速成學堂已培養出了二千多名軍官，大都在北洋各鎮擔任軍職，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北洋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承斌、楊文愷、齊燮元、劉汝賢、孫嶽、王為蔚、張硯田、李景林、張國威、張鍅、李如璋、陳嘉謨、齊振林、陳光逵、李濟臣、馬湘、鄭俊彥、張國溶、閻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蔣介石和張群也是由這裏的留學生預備班選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的。1903年11月，又開辦了兩所陸軍小學堂，學製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設立軍醫、馬醫、軍械、經理等四所專門學堂，學製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從北洋速成學堂中考取一百名學員，加習師範課程，畢業後派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各省陸軍小學堂，充當師資。同年9月，又開辦憲兵學堂，學製1年，次年畢業的學員，組編成為中國最早的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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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發展工商業的同時，袁世凱也十分注重農業的開發。在天津收回之前，袁於1902年在保定設立農務局，總司全省農業，袁還要農務局派員赴日本考察農業和蠶業，並在農務局下麵附設了農事試驗場，購買農業機械，聘請日本農學專家為指導;農務局還附設有農業大學堂和農業傳習所，“專課蠶桑、森林，並講授農政、農學要旨，以為興辦農會之預備。”1907年，農務局聯合官紳成立了直隸農務總會，“誌在聯絡官紳，講求農務，使農產日形發達，以收裕國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該會編印發行《栽桑捷法》四千冊、《養蠶捷法》三千冊，翻譯國外農學教科書十三種，所編《農話報》月銷量達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辦實業如此成功，既要歸功於周學熙等人的努力，也離不開袁世凱對他們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領導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愛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於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長。袁世凱在這方麵無疑是高手，他之任用嚴修、周學熙就是明證。
北洋新政的第三個突出方麵在於軍製的改革上麵。即改傳統的募兵製為現代的徵兵製，並將軍製統一，把直隸雜亂的兵製統一為北洋常備軍。在袁世凱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實行募兵製，在這種軍製下，當兵並非社會義務，而是為了“吃糧”，成為社會無業人員和無法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民的一種謀生手段，其軍事素質和戰鬥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間擔任袁世凱軍事顧問的日本軍官阪西利八郎曾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個中國通，他對晚清民初的中國士兵是這樣評述的：
中國士兵的軍餉普通是一個月六元錢，其中扣除夥食後也就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錢。有時還到不了這個數。作戰時說是給增加軍餉，但不僅增加不了，甚至連原來的餉也發不了。這樣，當兵的慢慢也就學乖了。中國當兵的把軍餉叫作“賣命錢”，士兵們經常是互相談論著，“餵!你今天領到多少賣命錢?”“我們隻拿到兩毛錢!”到了戰場上桌球地放上兩槍，“夠上兩毛錢啦!”大家就開始往回跑。這種情況到處都有。……戰爭對士兵來說一無所得，為這個戰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錢或一塊錢才好。但輕易撈不到一塊錢，也就是三五毛錢，那就隻好給多少錢打多少錢的仗。38
阪西的話固然帶有帝國主義分子的偏見，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舊式軍隊的弊端：素質差、軍餉低、戰鬥力低下。晚清軍隊在洋務運動過程中逐漸配備了洋槍洋炮，裝備上並不差，但從甲午和庚子對列強的作戰中，數量幾倍於敵的中國軍隊往往一觸即潰，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庚子事變後，京畿成型的軍隊隻剩下袁世凱的武衛右軍一支，防務空虛，亟須重整軍備，對此袁世凱責無旁貸，而清廷也對他寄予厚望。朝廷整軍的最初目的是統一軍製，“俾各省均歸一律”，但袁世凱提出了更為重要的變革軍製的建議，即學習列強，將募兵製改為徵兵製，現役軍隊統一為常備軍，並建立預備役製度(即續備軍製和後備軍製)。即“不由招募，計丁抽練，入伍當差，是為常備兵;在營三年，遣回作為續備兵，又四年作為後備兵，又五年出伍為平民，不予徵調。”為此，他奏請在直隸設立軍政司，以統籌軍製改革事宜。軍政司督辦袁氏自兼，下設三處：兵備處(掌管後勤軍備)、參謀處、教練處(負責編練新軍)，分別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劉永慶(後為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任總辦。為解決練兵擴軍當中軍官不足的問題，袁世凱還奏請設立了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以雷震春為總辦。1902年正月，袁世凱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隸各州縣，會同地方官精選壯丁六千人“分領訓練，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註冊，由地方官備案，以便稽考”，稱之為“新練軍”。此後，袁所部改稱“北洋常備軍”，編製為軍、鎮(師)、協(旅)、標(團)、營、隊(連)、排、棚(班)，基本上與國際上通行的軍事編製相一致。常備兵服役三年後，轉入預備役，成為續備兵，再三年，退為後備兵，續備兵和後備兵均為預備役人員，“平時各就其業，冬季調集操練一個月”，操練期間支付全額軍餉。“續備、後備(之兵)無常餉，調操、出征給予薪糧、軍械、子彈、衣履、戰具，每兵必預先儲備一份。……一有徵發，立時齊集。平時抽練，可省餉2/3;戰時徵調，可驟增兩倍之力。”“六七年後，續備、後備均已有人，則以五千人之餉，可養兩萬候調之兵。永無倉促招募、烏合成軍之弊，於軍政良有裨益39。”
常備軍每軍二鎮，每鎮二協，每協二標，每標三營，每營四隊，另加輔助部隊騎兵二標、炮兵二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二標，總兵力達到一萬九千餘人。袁世凱並上奏朝廷，“俟餉項稍為寬裕，再添練兩鎮四協”;到了1904年時，北洋常備軍的兵力增加到了二萬五千人。
袁世凱擴練新軍採用的是雙管齊下的方針，即在擴軍的同時，大辦各類軍校，以培養、儲備將才，為更大規模的擴軍作準備。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沒有收回時，直隸總督衙門設在保定)開辦“行營將弁學堂”，抽調直隸淮練各軍營哨級官弁為學員，同時也代為培訓山東、山西、河南等省選送來的學員;每期八個月，總共辦了三期，畢業學員五百四十五人。此外還辦有短訓班性質的北洋師範武備學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1903年秋全部併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這是袁世凱製訂的係統培養軍事人才計劃的產物(即建立由武備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總計十二年的連續教育體製，係統培養將才)，在條件尚不具備時，先“興辦小學，以為造端之基，並擬別設速成學堂一座，以為救時之用40。”學堂督辦先為馮國璋，後為段祺瑞，截至1909年併入保定軍官學堂時，速成學堂已培養出了二千多名軍官，大都在北洋各鎮擔任軍職，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北洋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承斌、楊文愷、齊燮元、劉汝賢、孫嶽、王為蔚、張硯田、李景林、張國威、張鍅、李如璋、陳嘉謨、齊振林、陳光逵、李濟臣、馬湘、鄭俊彥、張國溶、閻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蔣介石和張群也是由這裏的留學生預備班選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的。1903年11月，又開辦了兩所陸軍小學堂，學製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設立軍醫、馬醫、軍械、經理等四所專門學堂，學製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從北洋速成學堂中考取一百名學員，加習師範課程，畢業後派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各省陸軍小學堂，充當師資。同年9月，又開辦憲兵學堂，學製1年，次年畢業的學員，組編成為中國最早的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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