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七年。可知所謂“餘處”當在香港，而活字板與集珍亦本是一物，不過
譯署官板用二號鉛字，遁窟本用四號耳。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
多刪改處，未免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
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
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刪二增八，下卷刪七增四
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跋中自己聲明道：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至其改
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
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復贅。這裏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
書麵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係
作於“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裏，
這是多麽有意義的偶然的事。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於詩草自序的那麽
讚嘆，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話又
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
關於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
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
這些閑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記]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職員在席上大言《日本國
誌》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雲。日本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
的事跡，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是姚文棟，那麽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
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出《日本國誌》那樣書
的。姚書共十卷，題“出使日本隨員直隸試用通判姚文棟謹呈”，其內容則
十分之九以上係抄譯日本的《兵要地理小誌》，每節卻都註明，這倒還誠實
可取。黃書卷首有兩廣總督張之洞谘總理衙門文，中有雲：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於陸軍
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誌通敘兵製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雲：
“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此雖是公文，對於二書卻
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絕異之點還有
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態度。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
其書作於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於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
要地理小誌》未必夠用。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隻是要知彼，而知己的
功用也就會從這裏發生出來。原板《日本國誌》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
二年)的梁任公後序雲：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誌》，梁啓超讀之欣懌
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
子曰，乃今知中國，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
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廬詩草》卷十《三哀詩》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雲：
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青梅雨翛翛，
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誌，
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
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
錢《年譜》列其事於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誌》一書可抵銀二萬萬。先生怪問其故，爽秋
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餘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
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
於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任公作黃君墓誌中雲：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案墓誌作於宣統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
生此書(案指《日本國誌》)則已言日本維新之功成則且霸，而首先受
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由是觀之，黃姚二書黃蕕之別顯然，不待繁言。還有一層，《日本國誌》實
與《日本雜事詩》相為表裏，其中意見本是一致。《雜事詩》定本序雲：
餘所交多舊學家，微言諷刺，谘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
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
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
作《日本國誌》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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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署官板用二號鉛字，遁窟本用四號耳。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
多刪改處，未免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
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
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刪二增八，下卷刪七增四
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跋中自己聲明道：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至其改
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
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復贅。這裏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
書麵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係
作於“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裏，
這是多麽有意義的偶然的事。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於詩草自序的那麽
讚嘆，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話又
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
關於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
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
這些閑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記]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職員在席上大言《日本國
誌》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雲。日本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
的事跡，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是姚文棟，那麽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
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出《日本國誌》那樣書
的。姚書共十卷，題“出使日本隨員直隸試用通判姚文棟謹呈”，其內容則
十分之九以上係抄譯日本的《兵要地理小誌》，每節卻都註明，這倒還誠實
可取。黃書卷首有兩廣總督張之洞谘總理衙門文，中有雲：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於陸軍
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誌通敘兵製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雲：
“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此雖是公文，對於二書卻
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絕異之點還有
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態度。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
其書作於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於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
要地理小誌》未必夠用。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隻是要知彼，而知己的
功用也就會從這裏發生出來。原板《日本國誌》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
二年)的梁任公後序雲：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誌》，梁啓超讀之欣懌
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
子曰，乃今知中國，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
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廬詩草》卷十《三哀詩》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雲：
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青梅雨翛翛，
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誌，
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
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
錢《年譜》列其事於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誌》一書可抵銀二萬萬。先生怪問其故，爽秋
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餘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
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
於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任公作黃君墓誌中雲：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案墓誌作於宣統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
生此書(案指《日本國誌》)則已言日本維新之功成則且霸，而首先受
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由是觀之，黃姚二書黃蕕之別顯然，不待繁言。還有一層，《日本國誌》實
與《日本雜事詩》相為表裏，其中意見本是一致。《雜事詩》定本序雲：
餘所交多舊學家，微言諷刺，谘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
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
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
作《日本國誌》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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