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帕克卻連手持式放大鏡都沒有取出，也沒有先檢查下筆與收筆等細節。他隻是把這封信閱讀了一遍，便在分析報告上寫下“本文件出處存疑”。
在刑事文件鑑定的專業圈子裏，這句話相當於喝倒彩。
原因是什麽?這封信署名為“亞伯·林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厭惡“亞伯”這個暱稱，絕不會這樣稱呼自己，更不可能用暱稱簽署重要文件。後來偽造信件的人被逮捕，也被定了罪，然後被判處緩刑——這是偽造文書者常見的下場。
帕克反覆閱讀勒索信，細心留意主謀使用的句型和語法，注意觀察主謀的寫作結構。
執筆者的心思漸漸浮出水麵——此刻，此人正渾身冰冷地躺在六層樓底下的fbi停屍房裏。
托比·蓋勒高喊一聲：“來了。”他靠向前去，“匡提科傳來語言心理分析報告了。”
帕克看了一下屏幕。他以前做文件組主管時，經常使用這種電腦分析工具。恐嚇信的全文，包括句子、段落、標點符號，全掃進電腦，由電腦來分析內容，同時對照龐大的“恐嚇詞庫”。恐嚇詞庫裏收藏的單詞超過二十五萬個。最後電腦再與標準字典裏的數百萬個單詞作比對，接著會由專家利用電腦來比對資料庫裏的其他文件，查出是否有相符的執筆者。執筆者的部分特點也可由這種程序判別出來。
托比朗讀著分析報告：“語言心理學分析，‘鐵射案’主謀，代號12-31a(已身亡)。數據顯示該人出生於海外，在美國居住期為兩至三年，教育程度較低，不超過相當於美國中學二年級學生的文化水平。智商約為一百，上下浮動不超過十一個數值。經查，文件中的恐嚇語句與目前資料庫不符合，卻與圖利與恐怖犯罪的心態吻合。”
他列印了一份交給帕克。
“海外，”盧卡斯說，“我想也是如此。”她將警方在卡車肇事現場拍攝的主謀喪命的相片照片舉起來，“我覺得他像中歐人。塞爾維亞人、捷克人或是斯洛伐克人。”
“他打過電話給市政廳的安全人員，”哈迪說，“難道市政廳的安全人員沒有錄音嗎?如果有的話，我們可以比對口音。”
帕克說：“我敢打賭，他用的是電腦合成的聲音，對吧?”
“沒錯，”盧卡斯說，“和電子郵箱中的‘您有一封新郵件’是一個意思。”
托比說：“我們應該打電話給ih。”
ih指的是fbi的國際兇殺案與恐怖主義部。
帕克卻將語言心理分析報告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
“怎麽——”盧卡斯正要問。
c.p.肥厚的喉嚨裏發出一種隻能稱為傻笑的聲音。
帕克說：“這種語言心理分析隻說對了一件事，就是這個歹徒是玩兒真的。不過我們早就知道這一點了，對不對?”
他看著勒索信，頭也不抬地說：“我不是說ih不應該介入，不過我敢說，主謀絕不是外國人，而且頭腦非常好。我認為他的智商超過一百六十。”
“你是怎麽知道的?”凱奇邊問邊揚了揚勒索信，“語法這麽糟糕，連我孫子寫得都比他好。”
“我也希望他是個笨蛋，”帕克說，“這樣我們的處境就沒這麽糟了。”他指指主謀陳屍的相片。“他的確具有歐洲血統，不過大概四代以前，也就是曾祖父那一代就移民到美國來了。主謀聰明絕頂，教育程度很高，很可能上過貴族學校，我認為他花在網際網路上的時間也不少。他的戶籍地址可能不在這一帶。他在這裏隻是租房子住。哦，對了，他具有典型的反社會人格。”
瑪格麗特·盧卡斯頗具嘲諷意味地笑了一聲：“你又憑什麽推斷出這一點?”
“是它告訴我的。”帕克簡單地回答，拍了拍麵前的勒索信。
作為一名刑事語言學家，多年來帕克分析文件時從不藉助語言心理分析軟體，因為這種軟體依據的是歹徒選用的短語和句式。而事實上，偵辦刑事案件時，往往單憑詞彙的使用就可以判斷嫌疑人犯罪與否。幾年前帕克接手過一個案子，一名年輕人因謀殺罪被捕。起因是他和朋友一起去便利店買東西，順手牽羊地偷了點啤酒。店員發現後，抄起球棒去對付他們。朋友把球棒搶過來，反過來威嚇店員。這名年輕人大叫：“給他(give it to him)!”結果友人一聽，揮棒打死了店員，年輕人因此被控謀殺而被捕。帕克曾經為此出庭作了說明。
檢察官聲稱“給他”是“打他”的意思。辯方則認為是“把球棒還給他”之義。帕克出庭作證時解釋，在美國俚語的演變過程中，“給他”曾經意味著傷害對方，例如開槍射擊、刺殺或出拳打人，但這種意味已經越來越少見，與“漂亮”(swell)、“時髦”(hid)一樣屬於過時詞彙。帕克認為，疑犯是想讓朋友把球棒還給店員。陪審團採信了帕克的證詞。疑犯最後雖因搶劫被判刑，卻免於被控謀殺。
“可是，這個人使用的語句真的很像外國人，”凱奇說，“‘我現在知道’、‘付錢給我’。記得林白之子綁架案【注】嗎?學校裏講過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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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文件鑑定的專業圈子裏，這句話相當於喝倒彩。
原因是什麽?這封信署名為“亞伯·林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厭惡“亞伯”這個暱稱，絕不會這樣稱呼自己，更不可能用暱稱簽署重要文件。後來偽造信件的人被逮捕，也被定了罪，然後被判處緩刑——這是偽造文書者常見的下場。
帕克反覆閱讀勒索信，細心留意主謀使用的句型和語法，注意觀察主謀的寫作結構。
執筆者的心思漸漸浮出水麵——此刻，此人正渾身冰冷地躺在六層樓底下的fbi停屍房裏。
托比·蓋勒高喊一聲：“來了。”他靠向前去，“匡提科傳來語言心理分析報告了。”
帕克看了一下屏幕。他以前做文件組主管時，經常使用這種電腦分析工具。恐嚇信的全文，包括句子、段落、標點符號，全掃進電腦，由電腦來分析內容，同時對照龐大的“恐嚇詞庫”。恐嚇詞庫裏收藏的單詞超過二十五萬個。最後電腦再與標準字典裏的數百萬個單詞作比對，接著會由專家利用電腦來比對資料庫裏的其他文件，查出是否有相符的執筆者。執筆者的部分特點也可由這種程序判別出來。
托比朗讀著分析報告：“語言心理學分析，‘鐵射案’主謀，代號12-31a(已身亡)。數據顯示該人出生於海外，在美國居住期為兩至三年，教育程度較低，不超過相當於美國中學二年級學生的文化水平。智商約為一百，上下浮動不超過十一個數值。經查，文件中的恐嚇語句與目前資料庫不符合，卻與圖利與恐怖犯罪的心態吻合。”
他列印了一份交給帕克。
“海外，”盧卡斯說，“我想也是如此。”她將警方在卡車肇事現場拍攝的主謀喪命的相片照片舉起來，“我覺得他像中歐人。塞爾維亞人、捷克人或是斯洛伐克人。”
“他打過電話給市政廳的安全人員，”哈迪說，“難道市政廳的安全人員沒有錄音嗎?如果有的話，我們可以比對口音。”
帕克說：“我敢打賭，他用的是電腦合成的聲音，對吧?”
“沒錯，”盧卡斯說，“和電子郵箱中的‘您有一封新郵件’是一個意思。”
托比說：“我們應該打電話給ih。”
ih指的是fbi的國際兇殺案與恐怖主義部。
帕克卻將語言心理分析報告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
“怎麽——”盧卡斯正要問。
c.p.肥厚的喉嚨裏發出一種隻能稱為傻笑的聲音。
帕克說：“這種語言心理分析隻說對了一件事，就是這個歹徒是玩兒真的。不過我們早就知道這一點了，對不對?”
他看著勒索信，頭也不抬地說：“我不是說ih不應該介入，不過我敢說，主謀絕不是外國人，而且頭腦非常好。我認為他的智商超過一百六十。”
“你是怎麽知道的?”凱奇邊問邊揚了揚勒索信，“語法這麽糟糕，連我孫子寫得都比他好。”
“我也希望他是個笨蛋，”帕克說，“這樣我們的處境就沒這麽糟了。”他指指主謀陳屍的相片。“他的確具有歐洲血統，不過大概四代以前，也就是曾祖父那一代就移民到美國來了。主謀聰明絕頂，教育程度很高，很可能上過貴族學校，我認為他花在網際網路上的時間也不少。他的戶籍地址可能不在這一帶。他在這裏隻是租房子住。哦，對了，他具有典型的反社會人格。”
瑪格麗特·盧卡斯頗具嘲諷意味地笑了一聲：“你又憑什麽推斷出這一點?”
“是它告訴我的。”帕克簡單地回答，拍了拍麵前的勒索信。
作為一名刑事語言學家，多年來帕克分析文件時從不藉助語言心理分析軟體，因為這種軟體依據的是歹徒選用的短語和句式。而事實上，偵辦刑事案件時，往往單憑詞彙的使用就可以判斷嫌疑人犯罪與否。幾年前帕克接手過一個案子，一名年輕人因謀殺罪被捕。起因是他和朋友一起去便利店買東西，順手牽羊地偷了點啤酒。店員發現後，抄起球棒去對付他們。朋友把球棒搶過來，反過來威嚇店員。這名年輕人大叫：“給他(give it to him)!”結果友人一聽，揮棒打死了店員，年輕人因此被控謀殺而被捕。帕克曾經為此出庭作了說明。
檢察官聲稱“給他”是“打他”的意思。辯方則認為是“把球棒還給他”之義。帕克出庭作證時解釋，在美國俚語的演變過程中，“給他”曾經意味著傷害對方，例如開槍射擊、刺殺或出拳打人，但這種意味已經越來越少見，與“漂亮”(swell)、“時髦”(hid)一樣屬於過時詞彙。帕克認為，疑犯是想讓朋友把球棒還給店員。陪審團採信了帕克的證詞。疑犯最後雖因搶劫被判刑，卻免於被控謀殺。
“可是，這個人使用的語句真的很像外國人，”凱奇說，“‘我現在知道’、‘付錢給我’。記得林白之子綁架案【注】嗎?學校裏講過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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