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卡拉被害整整兩年後，布希來到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在一起謀殺案的審判中作證，他在伊利諾州對牽涉該案的一輛被盜汽車做過調查。在開庭前，他出席了由霍默·坎貝爾博士在縣治安官辦公室主持的研討會。坎貝爾博士是來自亞利桑那大學的運用計算機增強照片效果方麵的研究專家。
“嘿，博士，”研討會結束時布希跟他說，“我有一個案子想請你幫幫忙。”坎貝爾博士答應查看犯罪現場照片和驗屍照片，看看能不能確定攻擊卡拉的到底是什麽器具或武器。布希把所有相關照片都翻印了一份寄給坎貝爾。
這些黑白照片增加了坎貝爾的工作難度，但是藉助精密儀器，他還是得以進行了仔細的分析。通過計算機增強清晰度，他基本上可以將照片上的細枝末節辨認清楚，並發現了幾點情況。造成那幾道深深的傷口的兇器是一把拔釘錘，而下巴與前額上的裂口則是被人用電視桌的輪子擊打所致。他接下來告訴布希的情況使案件的調查出現了新的轉機。
“你們注意到那些咬痕了嗎?你們有沒有發現在她脖子上留下咬痕的嫌疑人?”
“什麽咬痕?”布希驚訝地對著電話筒說。
坎貝爾告訴他，雖然藉助技術手段獲得的圖像並非最理想，但確鑿無疑地顯示出卡拉的脖子上有咬痕，而且咬痕相當清晰，如果發現了嫌疑人，完全可以進行對比研究。特別是其中一處咬痕與皮膚上任何其他傷口或傷痕都沒有重疊。
與他們迄今掌握的任何其他證據不同的是，咬痕屬於確鑿有效的證據，幾乎與指紋同等有效。在調查佛羅裏達州立大學女大學生聯誼所發生的謀殺案中，坎貝爾曾經將特德·邦迪的牙齒與一名被害人臀部上的咬痕進行了對比研究，結果為給這個臭名昭著的係列殺手定罪提供了有力幫助。坎貝爾在邦迪受審過程中曾是起訴方證人。(1989年1月24日上午，邦迪在佛羅裏達州被送上電椅處死。此前，我們科的比爾·哈格梅爾對他做過詳細的訪談。永遠也不會有人確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年輕的生命斷送在他的手上。)
伊利諾州警方拿到坎貝爾博士的咬痕圖像之後，立即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最初的幾名嫌疑人身上，特別是隔壁鄰居保羅·梅因。但是在警方獲得梅因的牙模後，坎貝爾發現，它與犯罪現場及驗屍照片上的咬痕不能吻合。警方隨後便去尋找梅因的朋友約翰·普蘭蒂，看看他知道這一新的情況後，會不會仍認為梅因有犯罪嫌疑，但是卻無法找到他。
警方還做了其他破案嚐試，包括請來伊利諾州一位有名的巫師。他在對案情細節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說：“我聽見滴水聲。”在警方看來，這顯然是指卡拉的屍體被發現時的情景。但除了說出兇手的住處離鐵軌線不遠這一點以外(在麥迪遜縣，多數人都是這樣)，巫師提供不了多少幫助。
即使掌握了咬痕這一線索，案情還是進展甚微。1981年7月，唐·韋伯及其四名下屬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一次刑事調查法醫學研討會，作為他出任州檢察官之際重整機構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得知韋伯要去參加研討會，坎貝爾博士建議他帶上布朗一案的照片，屆時請洛厄爾·萊文博士看一看。萊文是紐約大學司法牙科學家，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萊文研究了照片，雖然同意坎貝爾關於某些傷痕肯定是咬痕的看法，但是說他無法做出有把握的對比研究。他建議警方開棺驗屍，認為“棺木是證據的冷藏室”。我本人並不認識萊文，但是久聞其大名。他曾為紐約的弗朗辛·埃爾夫森一案做過分析。(他的工作一定非常出色，因為比爾·哈格梅爾和羅莎娜·拉索去柯林頓勞改所訪談卡邁因·卡拉布羅時，看到他已經把所有牙齒拔了個精光，以免上訴時仍舊被判有罪。萊文博士後來成為了紐約州法醫部門的領導。)
1982年3月，韋伯和州警察局的兩名探員出席了聖路易斯大都會地區重案組的訓練年會。我也到了會，向與會的眾多人員概述了個性側寫和犯罪現場分析的理論。雖然我本人並不記得跟他們交談過，但韋伯在他關於此案的研究成果《沉默的證人》(與小查爾斯·博斯沃思合著)之中說，他與他的同事在聽完我的演講後，走到了我的跟前，詢問我是否能夠將剛才所講的內容用於他們的案子中。我明確告訴他們，可以在我到匡蒂科後往我辦公室打電話，我很願意盡我所能地幫助他們。
韋伯回去之後得知，伍德裏弗警察局的裏克·懷特也參加了年會，並且獨自得出結論，認為請我出馬有可能是偵破布朗一案的可行辦法。懷特與我取得了聯繫，我們安排他帶上犯罪現場照片前來匡蒂科，由我當場做出分析，提供我的看法。韋伯當時正在為幾起案子的開庭審理做準備，抽不出身來，但委派了州助理檢察官基思·詹森與懷特、阿爾瓦·布希及蘭迪·拉欣一道前來，拉欣是與他一起去聖路易斯出席年會的幾位警官之一。他們一行四人駕駛一輛無警車標記的巡邏車，行駛八百多英裏趕到了匡蒂科。時任伍德裏弗警察局局長的唐·格裏爾也從佛羅裏達的度假地飛到華盛頓與我們碰頭。
我們在會議室見了麵。四位調查人員一路上都在整理思路，討論要對我講述的見解和看法。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喜歡在不受任何人的影響下自己得出結論。我們還是相處得很好。我們在許多情況下參與辦案是出於政治原因或者是替別人擦屁股，但這次的情況不同，他們來這裏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真心想來這裏，也真誠期望我能為他們提供建議，使他們的調查工作步人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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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博士，”研討會結束時布希跟他說，“我有一個案子想請你幫幫忙。”坎貝爾博士答應查看犯罪現場照片和驗屍照片，看看能不能確定攻擊卡拉的到底是什麽器具或武器。布希把所有相關照片都翻印了一份寄給坎貝爾。
這些黑白照片增加了坎貝爾的工作難度，但是藉助精密儀器，他還是得以進行了仔細的分析。通過計算機增強清晰度，他基本上可以將照片上的細枝末節辨認清楚，並發現了幾點情況。造成那幾道深深的傷口的兇器是一把拔釘錘，而下巴與前額上的裂口則是被人用電視桌的輪子擊打所致。他接下來告訴布希的情況使案件的調查出現了新的轉機。
“你們注意到那些咬痕了嗎?你們有沒有發現在她脖子上留下咬痕的嫌疑人?”
“什麽咬痕?”布希驚訝地對著電話筒說。
坎貝爾告訴他，雖然藉助技術手段獲得的圖像並非最理想，但確鑿無疑地顯示出卡拉的脖子上有咬痕，而且咬痕相當清晰，如果發現了嫌疑人，完全可以進行對比研究。特別是其中一處咬痕與皮膚上任何其他傷口或傷痕都沒有重疊。
與他們迄今掌握的任何其他證據不同的是，咬痕屬於確鑿有效的證據，幾乎與指紋同等有效。在調查佛羅裏達州立大學女大學生聯誼所發生的謀殺案中，坎貝爾曾經將特德·邦迪的牙齒與一名被害人臀部上的咬痕進行了對比研究，結果為給這個臭名昭著的係列殺手定罪提供了有力幫助。坎貝爾在邦迪受審過程中曾是起訴方證人。(1989年1月24日上午，邦迪在佛羅裏達州被送上電椅處死。此前，我們科的比爾·哈格梅爾對他做過詳細的訪談。永遠也不會有人確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年輕的生命斷送在他的手上。)
伊利諾州警方拿到坎貝爾博士的咬痕圖像之後，立即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最初的幾名嫌疑人身上，特別是隔壁鄰居保羅·梅因。但是在警方獲得梅因的牙模後，坎貝爾發現，它與犯罪現場及驗屍照片上的咬痕不能吻合。警方隨後便去尋找梅因的朋友約翰·普蘭蒂，看看他知道這一新的情況後，會不會仍認為梅因有犯罪嫌疑，但是卻無法找到他。
警方還做了其他破案嚐試，包括請來伊利諾州一位有名的巫師。他在對案情細節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說：“我聽見滴水聲。”在警方看來，這顯然是指卡拉的屍體被發現時的情景。但除了說出兇手的住處離鐵軌線不遠這一點以外(在麥迪遜縣，多數人都是這樣)，巫師提供不了多少幫助。
即使掌握了咬痕這一線索，案情還是進展甚微。1981年7月，唐·韋伯及其四名下屬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一次刑事調查法醫學研討會，作為他出任州檢察官之際重整機構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得知韋伯要去參加研討會，坎貝爾博士建議他帶上布朗一案的照片，屆時請洛厄爾·萊文博士看一看。萊文是紐約大學司法牙科學家，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萊文研究了照片，雖然同意坎貝爾關於某些傷痕肯定是咬痕的看法，但是說他無法做出有把握的對比研究。他建議警方開棺驗屍，認為“棺木是證據的冷藏室”。我本人並不認識萊文，但是久聞其大名。他曾為紐約的弗朗辛·埃爾夫森一案做過分析。(他的工作一定非常出色，因為比爾·哈格梅爾和羅莎娜·拉索去柯林頓勞改所訪談卡邁因·卡拉布羅時，看到他已經把所有牙齒拔了個精光，以免上訴時仍舊被判有罪。萊文博士後來成為了紐約州法醫部門的領導。)
1982年3月，韋伯和州警察局的兩名探員出席了聖路易斯大都會地區重案組的訓練年會。我也到了會，向與會的眾多人員概述了個性側寫和犯罪現場分析的理論。雖然我本人並不記得跟他們交談過，但韋伯在他關於此案的研究成果《沉默的證人》(與小查爾斯·博斯沃思合著)之中說，他與他的同事在聽完我的演講後，走到了我的跟前，詢問我是否能夠將剛才所講的內容用於他們的案子中。我明確告訴他們，可以在我到匡蒂科後往我辦公室打電話，我很願意盡我所能地幫助他們。
韋伯回去之後得知，伍德裏弗警察局的裏克·懷特也參加了年會，並且獨自得出結論，認為請我出馬有可能是偵破布朗一案的可行辦法。懷特與我取得了聯繫，我們安排他帶上犯罪現場照片前來匡蒂科，由我當場做出分析，提供我的看法。韋伯當時正在為幾起案子的開庭審理做準備，抽不出身來，但委派了州助理檢察官基思·詹森與懷特、阿爾瓦·布希及蘭迪·拉欣一道前來，拉欣是與他一起去聖路易斯出席年會的幾位警官之一。他們一行四人駕駛一輛無警車標記的巡邏車，行駛八百多英裏趕到了匡蒂科。時任伍德裏弗警察局局長的唐·格裏爾也從佛羅裏達的度假地飛到華盛頓與我們碰頭。
我們在會議室見了麵。四位調查人員一路上都在整理思路，討論要對我講述的見解和看法。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喜歡在不受任何人的影響下自己得出結論。我們還是相處得很好。我們在許多情況下參與辦案是出於政治原因或者是替別人擦屁股，但這次的情況不同，他們來這裏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真心想來這裏，也真誠期望我能為他們提供建議，使他們的調查工作步人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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