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把我召進辦公室，關上了門，從桌上拿起那份報告，善意地對我笑了笑。“約翰，你有什麽可著急的呢?你會晉升到gs一11級的。”他邊說邊把報告撕成兩半。
“你會晉升到gs一12級的。”說著他又把報告撕成兩半。“你會晉升到gs一13級的。”他又撕了一下，放聲大笑起來。“不要去打破現狀，道格拉斯。”這便是他最後的忠告，說罷他將那些碎紙片丟進了垃圾桶。
15年過後，埃德加·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經喪失了某些影響力，聯邦調查局果真實行了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係。不過他們最終實行這一體係時，很明顯我並沒有出什麽力，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實際上我記得是5月17日後的那個星期五晚上——至於說為什麽提這個日子原因嘛，你過會兒就會清楚——我與鮑勃·麥戈尼格爾和傑克·孔斯特正泡在我們經常光顧的一家酒吧裏。那酒吧位於工作站的街對麵，名叫吉姆車庫。當時搖滾樂隊正在演奏，我們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嫵媚動人的年輕女郎帶著女友走了進來。她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索菲婭·羅蘭。她一身時髦的打扮：藍色的短上衣和幾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長靴。
我大聲叫道：“嘿，藍衣女郎!上這兒來!”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們隨即談笑風生，很談得來。原來那天是她的21歲生日，她和女友是出來慶賀達到法定飲酒年齡的。她似乎挺喜歡我的幽默感，事後才得知，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相挺帥氣，但蓄著政府規定的短頭髮則顯得有幾分傻氣。離開吉姆車庫酒吧後，我們在當晚餘下的時間裏又換了幾家酒吧暢飲。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中，我們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區，上過珀欣中學，那是一所幾乎完全麵向黑人的學校，籃球明星埃爾文·海斯曾就讀於此。我們相識時，她正就讀於伊普西蘭蒂的東密西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發展得很快，不過帕姆也在社交方麵付出了代價。當時是1971年，越戰依舊如火如荼，大學校園裏瀰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情緒。她的許多朋友都不願與我們交往，因為他們以為我是當局派來的密探，會把他們的言行報告給上級部門。這些年輕人自恃重要，以為正受到當局的監視，這種念頭整個顯得荒唐可笑。不過話說回來，聯邦調查局那時確實在幹這些事。
我還記得，有一回陪帕姆聽社會學課時發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後排聽課，授課的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助理教授，非常“入時”。我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也不時回視著我，很顯然我的到場確實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來自調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學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顧這件事，我認識到有時你僅僅作為普通人也會讓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員則利用了這一點。在阿拉斯加州辦理一宗兇殘的謀殺案時，我的黑人同事賈德·雷就曾讓一名持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心煩意亂，因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對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東密西根大學的頭幾年裏，一名係列殺手正在連續作案，不過我們那時尚未啟用這一術語。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間，一位名叫瑪麗·弗萊澤的女生失蹤了。一個月以後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屍體。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雙手雙腳已被砍下。一年之後，位於鄰近的安阿伯城的密西根大學的學生瓊·謝爾的屍體也被人發現。她慘遭強姦，身上差不多有50處刀口。後來又在伊普西蘭蒂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些被稱為“密西根謀殺案”的殺人案件愈演愈烈，兩所大學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懼之中。被發現的每具屍體都帶有慘遭折磨的痕跡。直到1969年密西根大學一個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的學生被緝拿歸案時——抓獲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維·利克——已有6名女大學生和1名13歲女孩慘遭毒手。
在我進調查局之前三個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終身監禁。不過我常常在想，倘若調查局當年就掌握了我們現在擁有的破案知識，這個魔鬼會不會在製造如此多的慘案之前就已被繩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後，他的幽靈仍然在校園裏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靈兩三年後開始在其他大學校園裏徘徊一樣。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已成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記憶，也成為我記憶的一部分。我在想，當我開始研究和追蹤係列殺手時，約翰·諾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麗無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與我同在的，至少在潛意識層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五歲，但是由於她還在上大學，而我已經在執法界工作，我們之問常常仿佛有一道代溝。在公開場合，她經常少言寡語，在我和我的朋友身邊顯得百依百順，可我擔心我們有時利用了她這一點。
有一次，鮑勃·麥戈尼格爾和我與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飯店餐廳共進午餐。我們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狀蓋飾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氣勃勃的大學生便服。用餐結束後，我們乘電梯回一樓大廳，電梯好像是層層必停。每停一次，電梯裏就顯得更為擁擠。
電梯降到一半時，鮑勃轉向帕姆說：“我們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愉快。下回我們再來市中心，一定會給你打電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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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晉升到gs一12級的。”說著他又把報告撕成兩半。“你會晉升到gs一13級的。”他又撕了一下，放聲大笑起來。“不要去打破現狀，道格拉斯。”這便是他最後的忠告，說罷他將那些碎紙片丟進了垃圾桶。
15年過後，埃德加·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經喪失了某些影響力，聯邦調查局果真實行了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係。不過他們最終實行這一體係時，很明顯我並沒有出什麽力，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實際上我記得是5月17日後的那個星期五晚上——至於說為什麽提這個日子原因嘛，你過會兒就會清楚——我與鮑勃·麥戈尼格爾和傑克·孔斯特正泡在我們經常光顧的一家酒吧裏。那酒吧位於工作站的街對麵，名叫吉姆車庫。當時搖滾樂隊正在演奏，我們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嫵媚動人的年輕女郎帶著女友走了進來。她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索菲婭·羅蘭。她一身時髦的打扮：藍色的短上衣和幾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長靴。
我大聲叫道：“嘿，藍衣女郎!上這兒來!”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們隨即談笑風生，很談得來。原來那天是她的21歲生日，她和女友是出來慶賀達到法定飲酒年齡的。她似乎挺喜歡我的幽默感，事後才得知，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相挺帥氣，但蓄著政府規定的短頭髮則顯得有幾分傻氣。離開吉姆車庫酒吧後，我們在當晚餘下的時間裏又換了幾家酒吧暢飲。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中，我們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區，上過珀欣中學，那是一所幾乎完全麵向黑人的學校，籃球明星埃爾文·海斯曾就讀於此。我們相識時，她正就讀於伊普西蘭蒂的東密西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發展得很快，不過帕姆也在社交方麵付出了代價。當時是1971年，越戰依舊如火如荼，大學校園裏瀰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情緒。她的許多朋友都不願與我們交往，因為他們以為我是當局派來的密探，會把他們的言行報告給上級部門。這些年輕人自恃重要，以為正受到當局的監視，這種念頭整個顯得荒唐可笑。不過話說回來，聯邦調查局那時確實在幹這些事。
我還記得，有一回陪帕姆聽社會學課時發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後排聽課，授課的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助理教授，非常“入時”。我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也不時回視著我，很顯然我的到場確實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來自調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學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顧這件事，我認識到有時你僅僅作為普通人也會讓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員則利用了這一點。在阿拉斯加州辦理一宗兇殘的謀殺案時，我的黑人同事賈德·雷就曾讓一名持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心煩意亂，因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對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東密西根大學的頭幾年裏，一名係列殺手正在連續作案，不過我們那時尚未啟用這一術語。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間，一位名叫瑪麗·弗萊澤的女生失蹤了。一個月以後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屍體。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雙手雙腳已被砍下。一年之後，位於鄰近的安阿伯城的密西根大學的學生瓊·謝爾的屍體也被人發現。她慘遭強姦，身上差不多有50處刀口。後來又在伊普西蘭蒂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些被稱為“密西根謀殺案”的殺人案件愈演愈烈，兩所大學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懼之中。被發現的每具屍體都帶有慘遭折磨的痕跡。直到1969年密西根大學一個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的學生被緝拿歸案時——抓獲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維·利克——已有6名女大學生和1名13歲女孩慘遭毒手。
在我進調查局之前三個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終身監禁。不過我常常在想，倘若調查局當年就掌握了我們現在擁有的破案知識，這個魔鬼會不會在製造如此多的慘案之前就已被繩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後，他的幽靈仍然在校園裏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靈兩三年後開始在其他大學校園裏徘徊一樣。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已成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記憶，也成為我記憶的一部分。我在想，當我開始研究和追蹤係列殺手時，約翰·諾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麗無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與我同在的，至少在潛意識層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五歲，但是由於她還在上大學，而我已經在執法界工作，我們之問常常仿佛有一道代溝。在公開場合，她經常少言寡語，在我和我的朋友身邊顯得百依百順，可我擔心我們有時利用了她這一點。
有一次，鮑勃·麥戈尼格爾和我與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飯店餐廳共進午餐。我們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狀蓋飾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氣勃勃的大學生便服。用餐結束後，我們乘電梯回一樓大廳，電梯好像是層層必停。每停一次，電梯裏就顯得更為擁擠。
電梯降到一半時，鮑勃轉向帕姆說：“我們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愉快。下回我們再來市中心，一定會給你打電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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