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營義軍在川中縱橫之際，時不時地派出以標為級別的武裝搞進村下鄉活動
在南到瀘州、北到巴州、東到大昌、西到鬆潘的四川廣大腹地，那些素有惡名、貪贓枉法、魚肉鄉裏的貪官汙吏、惡霸地主、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是西營義軍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標。在這方圓千裏的大片平原上，有十幾個大城被義軍攻破，有數百個地主武裝盤踞的窩點。被義軍一一拔除。
西營義軍除了收取民心之外，還在有條不紊地為下次入川鋪好路，盡量清除前行路上的絆腳石。這一點，曆史上的張獻忠就沒有做好，他最後一次進川時，一開始用很寬容的政策對待那些地主武裝隻要人家低頭就讓對方保持武裝，隻求一個虛假的川中太平，結果等清軍和南明軍打來後，那些地主武裝見西營義軍敗北，便跟清軍或明軍勾結，乘機攻取大西國的腹地，導致西營義軍更加潰敗，一直退到雲南。這樣的慘事絕對不會再次爆發，李定國絕對不容許西營義軍轄內有心腹之患，即使有也是暫時的利用，時機成熟必將迅速拔除，對羅汝才曹營人馬如此，對搖黃武裝如此，對那些地主武裝更是如此。
但這並不是等於說，李定國要完全依賴流民和災民成事。
實際上，李定國越來越認為，對於明末的大部分流民、災民，都隻能暫時使用他們的暴力，至於智力方麵，尚有待他李定國的引導開發。雖然明朝的文盲率遠低於清朝，但也足有九成貧民還是大字不識一個，這樣文化素質的人群中，固然會出現幾個靠後天經驗或天賦變得會打戰或會治理地方的人才，那也是非常寥寥。未來的中高級將領和官員中，還是有賴於那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們加入，像李岩那樣的人才是多多益善。另外那些良善的中小地主、小商販、軍戶亦是刨除貧民、大地主這兩級勢力外最大的中立勢力，在官軍、義軍勢均力敵之際，誰能得到中間人士的支持，誰的成功砝碼就重了幾分。清軍順利奪取明朝天下，就是迅速完成了跟明朝地主階層的妥協媾和才加速完成的。
經過數月對明末這個時代的了解，李定國效仿後世某個領袖，也做了一個較為粗略的《明末階級分析報告》，當然他提交給張獻忠時，那文件名字簡化為《明代貧富情況調查》。因為李定國深入矛盾鬥爭的第一線，耳聞目睹甚至親自執行抄家滅門、鏟除惡霸地主的凶事，所以裏麵相當一部分是李定國第一手掌握到的情況，他的報告做的很翔實。
李定國也利用這份報告，深入淺出地教育了張獻忠等義軍將領有關王朝興衰的規律，揭示出西營義軍想要奪取天下必須要做的一些事情，如均分田地。
明朝衰敗，歸根結底的原因便是瘋狂的土地兼並，更致命的原因則是“官紳不納糧”。
整個明代，幾乎所有的地主，他們本身或他們的家人便是士子出身。朱元璋當初愚蠢的官紳不納糧政策使得那些官僚世家公然賃借政治特權，起初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義占奪土地，繼而便是憑借豪門勢力強取豪奪。
那些當了官有了權勢的聖人門徒雖口不言利，卻在暗中強買良田甚至直接占奪良田。那些聖人門徒隻關心他們士大夫的利益，眼裏從來沒有貧民百姓，沒有人關心那些失去土的的農民會淪落到何種田的。李定國深入地了解了明末的真實情況後，不禁哀歎道：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是那些士子們而非草民寫史書，他們自然不會將不利於自己的證據寫進史書，反倒變本加厲地將更多屎盆子往農民起義軍頭上澆，霸占輿論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不給窮人活路甚至不給窮人呼喊申訴的機會，這種現象曆盡幾百年始終沒啥大的起色。
隻可歎某些下位者，不去體會同一階層的苦痛，不去睜眼看看那些官僚地主是怎麽對待草民（哦，在某個時代他們被稱為屁民），反而以上位者的眼光來目視農民起義軍為走賊流寇。“中國就有這麽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麽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李定國對林語堂此語甚為歎服。
這個國家百分之九十的問題都是當官和他們所從屬或豢養的文人階層的錯，他們再怎麽春秋筆法，也逃不掉曆史對他們的審判。
因官僚增多和戰爭使稅賦不斷上升，而土地又不斷被兼並集中在不納租調和不服徭役的貴族、官僚、地主手中，這就使土地不斷減少的小自耕農的稅賦雙重上升，使得農民失去土的，被迫逃亡。而朱明政府卻還要強製實行征收，把逃戶的賦稅分攤到未逃的農戶身上，結果是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人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隻有起來反抗，“所在群盜，半是逃戶”。
明末時期，小冰川時代連續幾十年的旱災，然後緊接著蝗災，這些頻繁的災荒讓那些還未破產頻臨邊緣苦苦支撐的農戶再也承擔不了，隻得加入破產農民的行列。因土地兼並失掉土地，然後被苛捐雜稅、天災**逼到破產的農民便成為起義軍的基本組成部分。
那個白衣飄飄風度翩翩的大才子錢謙益就是土地兼並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家有數萬畝良田，還在蘇浙一帶廣開店鋪，皆因他是士紳，免征錢糧賦稅。東林黨人裏麵大部分都是這樣兼著大地主大商人。崇禎皇帝迫於祖訓，不敢向他們這些士子官宦富紳收取田賦，又被他們抵製著收不到商稅礦稅，隻能向本來就窮困潦倒的自耕農繼續收，逼民造反不過如是。
如錢謙益一般道貌岸然的混蛋，在明末可算得上比比皆是，尤其是東林黨中人，誰家沒有成千上萬畝良田都要被人笑話。被李定國深為推崇的盧象升也有一個汙點，他是東林黨人，不過崇禎年間東林黨人一手遮天，浙江人盧象升加入東林黨，亦是無奈。
雖然李定國看得出，明朝滅亡滿清猖獗八成錯在官僚士紳階層，但他也不能搞一刀切，隻依靠完全的農民階級不足以得到天下，劉邦、朱元璋這兩個草根皇帝他們依靠的近半都是士紳出身的英才，後世某個王朝的領導層大半也都是地主富紳家庭出身，畢竟舊時代的精英還是要靠起碼的基礎教育才能保證。
翻看中國二十四史，埋藏在字裏行間的幾乎全是官本位導致的一係列惡果，包括土地兼並，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紳不納糧或少納糧來籠絡爭取士子的支持，這也是官本位的一個表現，搞土地兼並的主體都是官僚或官僚背景的地主、商人。
但李定國就是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土地改革和“官紳一體納糧”的改革還是等完全奪取天下才緩緩而行吧。
用暴力消除土地兼並，進行土地改革，實行井田製度，太激進了。李定國還真不敢馬上喊出那樣的口號，目前他讓西營義軍抄家甚至滅門的都是那些在鄉裏頗有惡名人人生厭的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那些道貌岸然素有賢名的地主豪紳他暫時還不會動。
對於那些名聲不壞又安分守己不跟義軍為敵的地主，李定國還是抱著為了日後共同抵抗滿清韃子現在要構建團結統一戰線的態度。即使是索要錢糧，李定國還是用張獻忠或自己的大印，寫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在信裏聲稱西營義軍必將奪得天下，到那時這些地主帶著此信件前去，原先被借出的錢糧會雙倍奉還。另外，如果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願意加入義軍，必會給與優待，義軍以後有了基業也會辦科舉考試，這些地主的子弟有資格參加。對於這樣的地主，義軍軍規約束不能侵擾，違者斬。不管這些地主是否認同，至少義軍要表現出尊重的姿態，久而久之，必能以德服人。
團結羅汝才的曹營人馬，團結搖黃武裝，團結其他義軍杆子，甚至團結那些名聲不壞又不跟義軍為敵的地主士紳，這就是李定國初步構建的團結統一陣線。在前期，朱明朝廷及其治下大貴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橫征暴斂罔顧民生是所有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就可以此為基本的心理互通橋梁，讓所有力量聚合起來，跟朱明朝廷鬥。
在南到瀘州、北到巴州、東到大昌、西到鬆潘的四川廣大腹地，那些素有惡名、貪贓枉法、魚肉鄉裏的貪官汙吏、惡霸地主、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是西營義軍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標。在這方圓千裏的大片平原上，有十幾個大城被義軍攻破，有數百個地主武裝盤踞的窩點。被義軍一一拔除。
西營義軍除了收取民心之外，還在有條不紊地為下次入川鋪好路，盡量清除前行路上的絆腳石。這一點，曆史上的張獻忠就沒有做好，他最後一次進川時，一開始用很寬容的政策對待那些地主武裝隻要人家低頭就讓對方保持武裝，隻求一個虛假的川中太平，結果等清軍和南明軍打來後，那些地主武裝見西營義軍敗北，便跟清軍或明軍勾結，乘機攻取大西國的腹地，導致西營義軍更加潰敗，一直退到雲南。這樣的慘事絕對不會再次爆發，李定國絕對不容許西營義軍轄內有心腹之患，即使有也是暫時的利用，時機成熟必將迅速拔除，對羅汝才曹營人馬如此，對搖黃武裝如此，對那些地主武裝更是如此。
但這並不是等於說，李定國要完全依賴流民和災民成事。
實際上，李定國越來越認為，對於明末的大部分流民、災民，都隻能暫時使用他們的暴力，至於智力方麵，尚有待他李定國的引導開發。雖然明朝的文盲率遠低於清朝，但也足有九成貧民還是大字不識一個，這樣文化素質的人群中，固然會出現幾個靠後天經驗或天賦變得會打戰或會治理地方的人才，那也是非常寥寥。未來的中高級將領和官員中，還是有賴於那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們加入，像李岩那樣的人才是多多益善。另外那些良善的中小地主、小商販、軍戶亦是刨除貧民、大地主這兩級勢力外最大的中立勢力，在官軍、義軍勢均力敵之際，誰能得到中間人士的支持，誰的成功砝碼就重了幾分。清軍順利奪取明朝天下，就是迅速完成了跟明朝地主階層的妥協媾和才加速完成的。
經過數月對明末這個時代的了解，李定國效仿後世某個領袖，也做了一個較為粗略的《明末階級分析報告》，當然他提交給張獻忠時，那文件名字簡化為《明代貧富情況調查》。因為李定國深入矛盾鬥爭的第一線，耳聞目睹甚至親自執行抄家滅門、鏟除惡霸地主的凶事，所以裏麵相當一部分是李定國第一手掌握到的情況，他的報告做的很翔實。
李定國也利用這份報告，深入淺出地教育了張獻忠等義軍將領有關王朝興衰的規律，揭示出西營義軍想要奪取天下必須要做的一些事情，如均分田地。
明朝衰敗，歸根結底的原因便是瘋狂的土地兼並，更致命的原因則是“官紳不納糧”。
整個明代，幾乎所有的地主，他們本身或他們的家人便是士子出身。朱元璋當初愚蠢的官紳不納糧政策使得那些官僚世家公然賃借政治特權，起初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義占奪土地，繼而便是憑借豪門勢力強取豪奪。
那些當了官有了權勢的聖人門徒雖口不言利，卻在暗中強買良田甚至直接占奪良田。那些聖人門徒隻關心他們士大夫的利益，眼裏從來沒有貧民百姓，沒有人關心那些失去土的的農民會淪落到何種田的。李定國深入地了解了明末的真實情況後，不禁哀歎道：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是那些士子們而非草民寫史書，他們自然不會將不利於自己的證據寫進史書，反倒變本加厲地將更多屎盆子往農民起義軍頭上澆，霸占輿論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不給窮人活路甚至不給窮人呼喊申訴的機會，這種現象曆盡幾百年始終沒啥大的起色。
隻可歎某些下位者，不去體會同一階層的苦痛，不去睜眼看看那些官僚地主是怎麽對待草民（哦，在某個時代他們被稱為屁民），反而以上位者的眼光來目視農民起義軍為走賊流寇。“中國就有這麽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麽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李定國對林語堂此語甚為歎服。
這個國家百分之九十的問題都是當官和他們所從屬或豢養的文人階層的錯，他們再怎麽春秋筆法，也逃不掉曆史對他們的審判。
因官僚增多和戰爭使稅賦不斷上升，而土地又不斷被兼並集中在不納租調和不服徭役的貴族、官僚、地主手中，這就使土地不斷減少的小自耕農的稅賦雙重上升，使得農民失去土的，被迫逃亡。而朱明政府卻還要強製實行征收，把逃戶的賦稅分攤到未逃的農戶身上，結果是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人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隻有起來反抗，“所在群盜，半是逃戶”。
明末時期，小冰川時代連續幾十年的旱災，然後緊接著蝗災，這些頻繁的災荒讓那些還未破產頻臨邊緣苦苦支撐的農戶再也承擔不了，隻得加入破產農民的行列。因土地兼並失掉土地，然後被苛捐雜稅、天災**逼到破產的農民便成為起義軍的基本組成部分。
那個白衣飄飄風度翩翩的大才子錢謙益就是土地兼並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家有數萬畝良田，還在蘇浙一帶廣開店鋪，皆因他是士紳，免征錢糧賦稅。東林黨人裏麵大部分都是這樣兼著大地主大商人。崇禎皇帝迫於祖訓，不敢向他們這些士子官宦富紳收取田賦，又被他們抵製著收不到商稅礦稅，隻能向本來就窮困潦倒的自耕農繼續收，逼民造反不過如是。
如錢謙益一般道貌岸然的混蛋，在明末可算得上比比皆是，尤其是東林黨中人，誰家沒有成千上萬畝良田都要被人笑話。被李定國深為推崇的盧象升也有一個汙點，他是東林黨人，不過崇禎年間東林黨人一手遮天，浙江人盧象升加入東林黨，亦是無奈。
雖然李定國看得出，明朝滅亡滿清猖獗八成錯在官僚士紳階層，但他也不能搞一刀切，隻依靠完全的農民階級不足以得到天下，劉邦、朱元璋這兩個草根皇帝他們依靠的近半都是士紳出身的英才，後世某個王朝的領導層大半也都是地主富紳家庭出身，畢竟舊時代的精英還是要靠起碼的基礎教育才能保證。
翻看中國二十四史，埋藏在字裏行間的幾乎全是官本位導致的一係列惡果，包括土地兼並，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紳不納糧或少納糧來籠絡爭取士子的支持，這也是官本位的一個表現，搞土地兼並的主體都是官僚或官僚背景的地主、商人。
但李定國就是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土地改革和“官紳一體納糧”的改革還是等完全奪取天下才緩緩而行吧。
用暴力消除土地兼並，進行土地改革，實行井田製度，太激進了。李定國還真不敢馬上喊出那樣的口號，目前他讓西營義軍抄家甚至滅門的都是那些在鄉裏頗有惡名人人生厭的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那些道貌岸然素有賢名的地主豪紳他暫時還不會動。
對於那些名聲不壞又安分守己不跟義軍為敵的地主，李定國還是抱著為了日後共同抵抗滿清韃子現在要構建團結統一戰線的態度。即使是索要錢糧，李定國還是用張獻忠或自己的大印，寫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在信裏聲稱西營義軍必將奪得天下，到那時這些地主帶著此信件前去，原先被借出的錢糧會雙倍奉還。另外，如果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願意加入義軍，必會給與優待，義軍以後有了基業也會辦科舉考試，這些地主的子弟有資格參加。對於這樣的地主，義軍軍規約束不能侵擾，違者斬。不管這些地主是否認同，至少義軍要表現出尊重的姿態，久而久之，必能以德服人。
團結羅汝才的曹營人馬，團結搖黃武裝，團結其他義軍杆子，甚至團結那些名聲不壞又不跟義軍為敵的地主士紳，這就是李定國初步構建的團結統一陣線。在前期，朱明朝廷及其治下大貴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橫征暴斂罔顧民生是所有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就可以此為基本的心理互通橋梁，讓所有力量聚合起來，跟朱明朝廷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