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托都一律謝絕了,因為我覺得多寫有近乎投機,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些事實,並不是平常的應酬話。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卻也沒價值,因為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跡,不足以滿足觀眾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一個人去看待,不是當做“超人”。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代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裏曾經提及,卻沒有敘述。這也成為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醜(一九〇一)年在南京為前期,自辛醜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及仙台為中期,自丙午至宣統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東京為後期。這裏我所要說的隻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台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嚐不喜歡文學,不過隻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三二十種吧。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又有一篇囂俄(今改譯雨果)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麽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找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隻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隻是不側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麽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於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堂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裏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的確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麽。又有客—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麽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確實的人數裏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藪,但他往英國去後就沒有消息了。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劃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雲: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漚歟,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個年頭,上海群益書社願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寫的,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誌,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隻能小本經營,姑且嚐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隻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版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注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隻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名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劃甚為讚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茀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希米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那一是偏重斯拉夫係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作二篇,伽爾洵作一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風氣尚不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們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隻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國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麽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國,波蘭,捷克,塞爾維亞(今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瑙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候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買自然主義發源地的法國著作,大約也隻是茀羅培耳,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瑞克闌姆”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托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起賬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卻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又難得,隻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到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麽ausfremden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評論荷蘭作家藹覃的文章,豫才的翻譯《小約翰》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吧,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笑》,則與勒耳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訶夫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羅連珂,後來多年後隻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裏,《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但《得勝的巴耳忒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滑稽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裏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於此,此蓋為但能熱罵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捷克有納路達,扶爾赫列支奇,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多菲山陀耳,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拜倫等人的“撒但派”詩文,而以裴多菲為之繼,甚致讚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唯一的中篇小說曰“絞刑吏的繩索”,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穀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看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曾熱心讀其每天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小說《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嚐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隻取田山花袋的小說《棉被》一讀,似不甚感興味。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裏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文藝似無興趣,德國則於海涅之外隻取尼采一人,《劄拉圖斯忒拉如是說》一冊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那已在“五四”以後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一九〇七)年曾和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許季茀,陳子英(名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名鑄,後改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瑪利亞孔特,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亡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無力支持,遂解散。戊申(一九〇八)年從章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許季茀,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名夏,後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際我們翻譯小說《匈奴奇士錄》等,還多用林琴南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幾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庚申(一九二〇)年重印,因恐排印為難,始將有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並不細小,如寫烏字下麵必隻有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厭,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複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複古之無謂,蓋一般複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身穿深衣,手寫篆文的複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製,希求自由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與同盟會有關係的人。他也沒有加入光複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龔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聯絡江浙會黨中人,計劃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起來了,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曆曆如在目前。嚐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煥卿嚐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複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複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麽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裏也隻是記述這麽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記是丙午至己酉(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這四年間的事情,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隻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曾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後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隻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情,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
為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醜(一九〇一)年在南京為前期,自辛醜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及仙台為中期,自丙午至宣統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東京為後期。這裏我所要說的隻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台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嚐不喜歡文學,不過隻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三二十種吧。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又有一篇囂俄(今改譯雨果)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麽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找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隻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隻是不側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麽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於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堂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裏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的確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麽。又有客—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麽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確實的人數裏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藪,但他往英國去後就沒有消息了。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劃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雲: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漚歟,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個年頭,上海群益書社願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寫的,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誌,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隻能小本經營,姑且嚐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隻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版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注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隻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名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劃甚為讚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茀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希米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那一是偏重斯拉夫係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作二篇,伽爾洵作一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風氣尚不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們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隻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國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麽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國,波蘭,捷克,塞爾維亞(今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瑙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候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買自然主義發源地的法國著作,大約也隻是茀羅培耳,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瑞克闌姆”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托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起賬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卻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又難得,隻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到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麽ausfremden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評論荷蘭作家藹覃的文章,豫才的翻譯《小約翰》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吧,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笑》,則與勒耳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訶夫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羅連珂,後來多年後隻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裏,《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但《得勝的巴耳忒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滑稽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裏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於此,此蓋為但能熱罵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捷克有納路達,扶爾赫列支奇,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多菲山陀耳,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拜倫等人的“撒但派”詩文,而以裴多菲為之繼,甚致讚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唯一的中篇小說曰“絞刑吏的繩索”,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穀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看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曾熱心讀其每天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小說《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嚐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隻取田山花袋的小說《棉被》一讀,似不甚感興味。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裏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文藝似無興趣,德國則於海涅之外隻取尼采一人,《劄拉圖斯忒拉如是說》一冊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那已在“五四”以後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一九〇七)年曾和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許季茀,陳子英(名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名鑄,後改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瑪利亞孔特,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亡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無力支持,遂解散。戊申(一九〇八)年從章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許季茀,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名夏,後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際我們翻譯小說《匈奴奇士錄》等,還多用林琴南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幾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庚申(一九二〇)年重印,因恐排印為難,始將有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並不細小,如寫烏字下麵必隻有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厭,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複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複古之無謂,蓋一般複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身穿深衣,手寫篆文的複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製,希求自由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與同盟會有關係的人。他也沒有加入光複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龔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聯絡江浙會黨中人,計劃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起來了,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曆曆如在目前。嚐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煥卿嚐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複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複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麽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裏也隻是記述這麽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記是丙午至己酉(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這四年間的事情,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隻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曾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後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隻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情,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
為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