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與古書的問題,普通有兩種絕不相同的說法。甲說是主張用古文的一派:你們佩服魯迅,他的新文學固然好,但那正是從舊文學出來的,因為他讀得古書多,文學有根柢。乙說根據魯迅自己的說法,在《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的時候,他竭力勸青年不要讀中國古書,免得意氣銷沉下去。這兩種說法都不能說不對,可是也不全對,因為是片麵的,不可能作為依據。我們現在客觀的來評判一下,甲說的用意不好,利用魯迅讀古書的事實,來替古文張目,所以把事實歪曲了,是不足憑信的。乙說呢,事實是沒有錯,但我們知道那時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動時代,社會上複古空氣很濃厚,提倡古典文學,就會被複古派所利用,有害無益,魯迅反對讀古書的主張是對於複古運動的反抗,並不足證明他的不讀古書,而且他的反對青年讀古書的緣故正由於他自己讀透了古書,了解它的害處,所以才能那麽堅決的主張。現在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客觀的看來,魯迅多讀古書,得到好處,乃是事實,而這好處可以從消極和積極這兩方麵來說。


    我們先來說第一點。所謂消極的好處,便是他從古書裏發見了舊中國的病根,養成他反封建,反禮教的思想,發動偉大的思想的革命,這影響是很大的。中國的封建禮教思想過去有長遠的曆史,浸潤在一切文物裏邊,凡是接觸著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將成為痼疾。曆代學者能夠知道並且揭穿這個毛病的,屈指可數,漢末孔融與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東原與俞理初這幾個人而已。魯迅同一般讀書人一樣,在古書堆裏鑽了多年,卻能獨自覺悟,這是什麽道理呢?或者有人說這是科學知識的力量吧,事實卻並不是如此,因為有好些科學家對於禮教並不反對。古語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魯迅便是因為身入虎穴,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話雖如此,鑽到古書堆裏這正與入虎穴相似,是頗為危險的事情,他有什麽方法,才能安全無事的進去又出來的呢?這個理由有點不易說明,但事實總是這樣,他在古書裏摸索,黑暗中一手摸著了“禮教”(有如童話裏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驀地覺悟,以後留心看去,到處看出猛獸的形跡,從這裏發展下去,成為反封建禮教的打虎將,那是很自然的順序了。


    魯迅摸著禮教的爪牙,這事出現在他很小的時候,具體的說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時候。《二十四孝》據說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編的,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憑,但在民間很有力量,是“三綱”中“父為子綱”的宣傳書,那是人人皆知的。那裏邊所說的大抵離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萊子彩衣娛親,畫作一個須發浩白的老人倒臥地上,手持有耳小搖鼓,魯迅的故鄉叫作“搖咕咚”的玩具,樣子十分可笑,魯迅文中已經大加嘲笑,尤其荒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兒的故事了。因為要孝養父母,嫌兒子養育花錢,決心去掘土坑,想把兒子活埋了事,畫裏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子手裏抱著那小兒站著,小兒手裏也正捏著一個搖咕咚。這使得魯迅看了發生怎樣的悲憤,在他後來所寫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們這裏可以不必重複多說。魯迅在小時候就從孝道的教科書《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來禮教的殘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觀點,隨時隨地都加警惕,從古書中更多的發見資料,書讀得愈多,也就愈加證明他見解的正確。這個結論便是“禮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後在《新青年》上才有機會揭出這個事實,表現在文學上的即是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


    魯迅在《二十四孝》上發見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又從種種子史古書上得到了大量的證明材料,這裏可以稍加說明。他在書房裏很早就讀完了四書五經,還有工夫來加讀了幾經,計有《周禮》,《儀禮》以及《爾雅》。可是這些經書固然沒有給他什麽好教訓,卻也還不曾給了他大的壞印象,因為較古的書也較說的純樸,不及後代的說得更是嚴緊,凶狠。例如孔子在《論語》裏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朝學者提出了“三綱”,說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宋人就更是幹脆,說什麽“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魯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漢以後,特別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舉出具體的例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幹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凶殺,看《明季稗史匯編》裏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於國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裏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凶惡得“言語道斷”,(這裏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的寫著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的麽?他這篇《狂人日記》,形式是小說,實際是反對封建禮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說是他關於野史和筆記的一則讀書筆記。魯迅在借了小說對於封建禮教開火以後,一直沒有停過,在《祝福》裏又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我們不能說魯迅文章的好處是從古文中出來,但是說他攻擊禮教這個意思乃是從古書中得來,即是出於古書的賜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邊我們隻說得消極的一麵,其實在積極的一方麵他也從古書得到不小的好處。這用現代的一句話來說,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國的偉大的文化遺產,至於供給他後來在文藝研究的基礎那還在其次。在魯迅生存著的期間,國內有著什麽保存國粹的口號,最明顯的是劉師培黃侃的《國故》和吳宓胡先驌的《學衡》兩次運動,但那是複古派所發動的,借了這個名稱來維持舊禮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對它,覺得他們所謂國粹實在乃是些國滓國糟,因此連這個名字也有點厭惡,不願意用了。可是試問,國粹這物事有沒有呢,我想這是有的,不過不必說得那麽玄妙,隻如現今所說文化遺產,就十分確當。魯迅讀書從經書起頭,於四書之外又讀了八部經,可是如上文所說,這對於他大概沒有什麽影響。正史方麵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備查考,也不曾好好讀過。他小時候讀過《古文析義》,當然也讀《東萊博議》,但他與八大家無緣,“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說了。《詩經》是硬讀的,因此難以發生興趣,韻文方麵他所喜愛的有一部《楚辭》,此後是陶淵明,唐朝有李長吉,溫飛卿和李義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卻並不著重,隻有一部《劍南詩稿》,那大抵還是因為同鄉的關係也未可知。對於“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麽興味,因此可以說他所走的乃是“旁門”,不管這意思好壞如何,總之事實是正確的。文章方麵他喜歡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約》,他曾經選了來教過學生。他可以說愛六朝文勝於秦漢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華陽國誌》,本來都是史地的書,但是文情俱勝,魯迅便把它當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純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兩冊的《六朝文絜》,很精簡的輯錄各體文詞,極為便用。他對於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歡那一代的雜著,小時候受唐代叢書的影響,後來轉《太平廣記》,發心輯錄唐以前的古小說,成為《鉤沉》巨著,又集唐代“傳奇文”,書雖先出,實在乃是《鉤沉》之續,不過改輯本為選本罷了。這一方麵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說史的準備,北京大學請他教書,隻是一陣東風,催他成功就是了。


    魯迅讀古書還有一方麵是很特別的,即是他的看佛經。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經的,那大半是由老莊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個比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魯迅卻兩者都不是,他隻是當作書讀,這原因是古代佛經多有唐以前的譯本,有的文筆很好,作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興味。他這方麵所得的影響大概也頗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經捐資,托南京刻經處重刊一部《百喻經》,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中曾說道:


    “試細檢藏中馬鳴所著之《佛本行讚》,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仿佛。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馬鳴以後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眇之教理,若《華嚴》《涅槃》等,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複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移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於其詞繢,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於一般文藝。”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誇張,但大體說得還對,現在借用了來作為魯迅讀佛經的說明,倒是極為適合的。


    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別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跡,特別在集裏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隻是暫時的,到了用白話寫作的時候,這就全然不見,所以這裏也從略了。


    《讀書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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