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彥—曹璽—曹寅—曹甬—曹棠村,這一曹家世係,非常清楚。這是血緣流向,也是財富流向。


    曹振彥是正白旗包衣,在遼陽沈陽生活到1644年,從龍入關,進入北京。所有的旗人都獲得了房產,曹家也不會例外。


    1646年,曹振彥以貢士出身,出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一路升任大同知府。到1656年,曹振彥調到浙江,擔任鹽務相關職務,最高升至浙江鹽法道。


    明清時期,最富的人是鹽商,所以鹽官自然是肥差。曹振彥從此發了財。


    但是曹家在南京的產業,那麽大的院子花園,是曹璽置下的。1663年,曹璽任江寧織造,在南京安家,發展成南京四大家族之首。


    曹璽其人,年輕時做過侍衛,並且“負經濟才”,擅長經商。他的職務又是織造,大致相當於紡織廠的廠長。


    清朝時期,內造,也就是內務府造,是皇家禦用品牌,內造的都是最好的。江寧織造出品就是內造,曹璽手裏掌握著最高端的紡織製衣材料,設備,和技術工人。想要通過商業活動賺錢非常容易。


    曹寅為人“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讀書,寫詩,刻書,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雖然他不看重錢,卻不是不能賺錢。


    1690年起,曹寅擔任織造職務。從1703年開始,曹寅同李煦輪流擔任兩淮巡鹽禦史,共達十年。這都是令人豔羨的差事。


    但是更賺錢的是銅。


    清朝,最主要的流通貨幣是銅幣。鑄銅幣需要原銅,原銅是從銅礦開采出來的。采礦需要成本,而且開采量有限。康熙年間,經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銅的產量不能滿足鑄幣需求,所以銅價上漲。剛好,日本產銅,而且銅價便宜。因此,中日貿易發展起來。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開放海禁。當時的商人把絲綢瓷器賣到日本,可以賣五倍的價錢,再把日本的銅運回國,又可以賣雙倍的價錢。一個來回有十倍的利潤。


    但是,不是什麽人都可以出海做生意。一方麵要有雄厚的資本,至少要造得起海船。另一方麵,還要有政治資本,能夠從政府部門獲得出海許可。凡有資格販日銅的商家被稱為洋銅商,是當時最富的人。


    1699年,曹寅上書康熙,請求承辦銅斤。康熙同意了,交給他全部份額的三分之一,並且由內務府提供辦銅本金十萬兩白銀,曹寅可領取三分之一,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從此,曹家辦銅八年。


    當時,從中國航行到日本要依賴季風,隻能在五月份出發,“出洋例候風信,於五月內方可開船。”每年隻能往返一次。


    本金乘以十倍利潤,再乘以八年,等於二百六十餘萬兩銀子。


    七十二回,賈璉說:“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這個再字,就是由此而來。


    而書中還有個地名叫平安州,日本有平安時代,而且日本沒有內戰,天皇從來沒有改換過,所以,平安州就是日本。


    去過平安州的人,有賈璉,柳湘蓮,薛蟠。薛蟠是田周,皇商,“金如鐵”,販銅。曹家派去日本的人,是賈璉,對應曹順或者曹顏。


    十六回,賈璉乳母趙嬤嬤說起聖祖南巡:“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


    海舫就是海船,造海船為出海貿易做準備,這是1699年那一次南巡。


    1699到1707這八年間,康熙四次南巡,非常密集,其中至少兩次到過曹家。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曹家都達到頂峰,正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時間上看,南巡同曹家的日銅貿易相關,康熙是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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