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通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跑警報


    西南聯大有一位曆史係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須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裏算哪裏,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裏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麽?”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夾,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麽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報”。“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並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麽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於緊張宗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最善於跑警報。他早起看天,隻要是萬裏無雲,不管有無警報,他就背了一壺水,帶點吃的,夾著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隱的詩,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陽偏西,估計日本飛機不會來了,才慢慢地回來。這樣的人不多。


    警報有三種。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紹警報有幾種,會被認為有“神經病”,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對今天的青年,卻是一項新的課題。一曰“預行警報”。


    聯大有一個姓侯的同學,原係航校學生,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聯大的哲學心理係。此人對於航空舊情不忘,曾用黃色的“標語紙”貼出巨幅“廣告”,舉行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他不知道為什麽對“警報”特別敏感。他正在聽課,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聲喊叫:“現在有預行警報,五華山掛了三個紅球!”可不!抬頭往南一看,五華山果然掛起了三個很大的紅球。五華山是昆明的製高點,紅球掛出,全市皆見。我們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裏,正在聽講,怎麽會“感覺”到五華山掛了紅球呢?——教室的門窗並不都正對五華山。


    一有預行警報,市裏的人就開始向郊外移動。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門或大西門,出大西門的似尤多。大西門外,越過聯大新校舍門前的公路,有一條由南向北的用渾圓的石塊鋪成的寬可五六尺的小路。這條路據說是古驛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溝裏。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見的是馱著鹽巴、碗糖或其他貨物的馬幫走過。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從齒縫裏噝噝地吹出口哨(馬鍋頭吹口哨都是這種吹法,沒有撮唇而吹的),或低聲唱著呈貢“調子”: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放呀放放牛,


    妹那個在至花園那個梳那個梳梳頭。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招呀招招手,


    妹那個在至花園點那個點點頭。


    這些走長道的馬鍋頭有他們的特殊裝束。他們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腦後掛著漆布的涼帽,腳下是一雙厚牛皮底的草鞋狀的涼鞋,鞋幫上大都繡了花,還釘著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這種鞋似隻有馬鍋頭穿,我沒見從事別種行業的人穿過。馬鍋頭押著馬幫,從這條斜陽古道上走過,馬項鈴嘩棱嘩棱地響,很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有時會引起遠客的遊子一點淡淡的鄉愁……


    有了預行警報,這條古驛道就熱鬧起來了。從不同方向來的人都擁向這裏,形成了一條人河。走出一截,離市較遠了,就分散到古道兩旁的山野,各自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待下來,心平氣和地等著——等空襲警報。


    聯大的學生見到預行警報,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聽到空襲警報:汽笛聲一短一長,才動身。新校舍北邊圍牆上有一個後門,出了門,過鐵道(這條鐵道不知起訖地點,從來也沒見有火車通過),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來得及——所以雷先生才會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隻有預行警報,聯大師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課的。


    跑警報大都沒有準地點,漫山遍野。但人也有習慣性,跑慣了哪裏,願意上哪裏。大多是找一個墳頭,這樣可以靠靠。昆明的墳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墳主的名諱,還刻出“x山x向”,並開出墳塋的“四至”。這風俗我在別處還未見過。這大概也是一種古風。


    說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古驛道的一側,靠近語言研究所資料館不遠,有一片馬尾鬆林,就是一個點。這地方除了離學校近,有一片碧綠的馬尾鬆,樹下一層厚厚的幹了的鬆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鬆揮發出很重的鬆脂氣味,曬著從鬆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麵看鬆樹上麵的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適外,是因為這裏還可以買到各種零吃。昆明做小買賣的,有了警報,就把擔子挑到郊外來了。五味俱全,什麽都有。最常見的是“叮叮糖”。“叮叮糖”即麥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關東糖,不過做成一個直徑一尺多、厚可一寸許的大糖餅,放在四方的木盤上,有人掏錢要買,糖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鐵片楔入糖邊,然後用一個小小鐵錘,一擊鐵片,叮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所以叫作“叮叮糖”,其次是炒鬆子。昆明鬆子極多,個大皮薄仁飽,很香,也很便宜。我們有時能在鬆樹下麵撿到一個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鬆球,就掰開鱗瓣,一顆一顆地吃起來——那時候,我們的牙都很好,那麽硬的鬆子殼,一嗑就開了!


    另一個集中點比較遠,得沿古驛道走出四五裏,驛道右側較高的土山上有一橫斷的山溝(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溝深約三丈,溝口有二丈多寬,溝底也寬有六七尺。這是一個很好的天然防空溝,日本飛機若是投彈,隻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溝裏,即便是在溝頂上爆炸,彈片也不易蹦進來。機槍掃射也不要緊,溝的兩壁是死角。這道溝可以容數百人。有人常到這裏,就利用閑空,在溝壁上修了一些私人專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這些防空洞不僅表麵光潔,有的還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圖案,綴成對聯。對聯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記得兩副,一副是:


    人生幾何


    戀愛三角


    一副是:


    見機而作


    入土為安


    對聯的嵌綴者的閑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許是有感而發,後一副卻是紀實。


    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雲南省境了,但是進雲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空襲警報到緊急警報之間,有時要間隔很長時間,所以到了這裏的人都不忙下溝——溝裏沒有太陽,而且過早地像雲岡石佛似的坐在洞裏也很無聊,大都先在溝上看書、閑聊、打橋牌。很多人聽到緊急警報還不動,因為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也不定準來,常常是折飛到別處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見飛機的影子了,這才一骨碌站起來,下溝,進洞。聯大的學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


    上舉的前一副對聯或許是一種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跑警報是談戀愛的機會。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學來了,“嗨!”於是欣然並肩走出新校舍的後門。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麽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係更加親近了。女同學樂於有人伺候,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正如孫悟空在高老莊所說: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這是湊四合六的勾當。從這點來說,跑警報是頗為羅曼蒂克的。有戀愛,就有三角,有失戀。跑警報的“對兒”並非總是固定的,有時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兩人“吹”了,“對兒”就要重新組合。寫(姑且叫作“寫”吧)那副對聯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學。不過,也不一定。


    警報時間有時很長,長達兩三個小時,也很“膩歪”。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轟炸已畢,人們就輕鬆下來。不一會兒,“解除警報”響了:汽笛拉長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塵土,絡繹不絕地返回市裏。也有時不等解除警報,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烏雲,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飛機不會來。在野地裏被雨淋濕,可不是事!一有雨,我們有一個同學一定是一馬當先往回奔,就是前麵所說那位報告預行警報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個宿舍搜羅了很多雨傘,放在新校舍的後門外,見有女同學來,就遞過一把。他怕這些女同學挨淋。這位侯同學長得五大三粗,卻有一副賈寶玉的心腸。大概是上了吳雨僧先生的《紅樓夢》的課,受了影響。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恒——這些傘,等雨住後他還會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斂回來,再歸還原主的。


    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係的研究生曾經做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他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麵。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嶽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聯大師生跑警報時沒有什麽可帶,因為身無長物,一般大都是帶兩本書或一冊論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裏不是什麽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麽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隻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抗戰期間,昆明有過多少次警報,日本飛機來過多少次,無法統計。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毀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記憶,大東門外,有一次日本飛機機槍掃射,田地裏死的人較多。大西門外小樹林裏曾炸死了好幾匹馱木柴的馬。此外似無較大傷亡。警報、轟炸,並沒有使人產生血肉橫飛、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麽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麽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於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於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


    鑒賞家


    全縣第一個大畫家是季匋民,第一個鑒賞家是葉三。


    葉三是個賣果子的。他這個賣果子的和別的賣果子的不一樣。不是開鋪子的,不是擺攤的,也不是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他專給大宅門送果子。也就是給二三十家送。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門的和狗都認識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來了。裏麵聽到他敲門的聲音,就知道:是葉三。挎著一個金絲篾籃,籃子上插一把小秤,他走進堂屋,揚聲稱呼主人。主人有時走出來跟他見見麵,有時就隔著房門說話。“給您稱——?”——“五斤。”什麽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為到了什麽節令送什麽果子都是一定的。葉三賣果子從不說價。買果子的人家也總不會虧待他。有的人家當時就給錢,大多數是到節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說。葉三把果子稱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聲“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個個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處,第一是得四時之先。市上還沒有見這種果子,他的籃子裏已經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勻,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從他手裏過過,有疤的,有蟲眼的,擠筐、破皮、變色、過小的全都剔下來,賤價賣給別的果販。他的果子都是原裝,有些是直接到產地采辦來的,都是“樹熟”,不是在米糠裏悶熟了的。他經常出外,出去買果子比他賣果子的時間要多得多。他也很喜歡到處跑。四鄉八鎮,哪個園子裏,什麽人家,有一棵什麽出名的好果樹,他都知道,而且和園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是親家一樣了。——別的賣果子的下不了這樣的功夫,也不知道這些路道。到處走,能看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鄉風,可資談助,對身體也好。他很少得病,就是因為路走得多。


    立春前後,賣青蘿卜。“棒打蘿卜”,摔在地下就裂開了。杏子、桃子下來時賣雞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團雪,隻嘴兒以下有一根紅線的“一線紅”蜜桃。再下來是櫻桃,紅的像珊瑚,白的像瑪瑙。端午前後,枇杷。夏天賣瓜。七八月賣河鮮:鮮菱、雞頭、蓮蓬、花下藕。賣馬牙棗、賣葡萄。重陽近了,賣梨:河間府的鴨梨、萊陽的半斤酥,還有一種叫作“黃金墜子”的香氣撲人個兒不大的甜梨。菊花開過了,賣金橘,賣蒂部起臍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後,賣栗子、賣山藥(粗如小兒臂)、賣百合(大如拳)、賣碧綠生鮮的檀香橄欖。


    他還賣佛手、香櫞。人家買去,配架裝盤,書齋清供,聞香觀賞。


    不少深居簡出的人,是看到葉三送來的果子,才想起現在是什麽節令了的。


    葉三賣了三十多年果子,他的兩個兒子都成人了。他們都是學布店的,都出了師了。老二是三櫃,老大已經升為二櫃了。誰都認為老大將來是會升為頭櫃,並且會當管事的。他天生是一塊好材料。他是店裏頭一把算盤,年終結總時總得由他坐在賬房裏嗶嗶剝剝打好幾天。接待廠家的客人,研究進貨(進貨是個大學問,是一年的大計,下年多進哪路貨,少進哪路貨,哪些必須常備,哪些可以試銷,關係全年的盈虧),都少不了他。老二也很能幹。量布、撕布(撕布不用剪子開口,兩手的兩個指頭夾著,借一點巧勁,嗤——的一聲,布就撕到頭了),幹淨利落。店夥的動作快慢,也是一個布店的招牌。顧客總願意從手腳麻利的店夥手裏買布。這是天分,也靠練習。有人就一輩子都是遲鈍笨拙,改不過來。不管幹哪一行,都是人比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弟兄倆都長得很神氣,眉清目秀,不高不矮。布店的店夥穿得都很好。什麽料子時新,他們就穿什麽料子。他們的衣料當然是價廉物美的。他們買衣料是按進貨價算的,不加利潤;若是零頭,還有折扣。這是布店的規矩,也是老板樂為之的,因為店夥穿得時髦,也是給店裏裝門麵的事。有的顧客來買布,常常指著店夥的長衫或翻在外麵的短衫的袖子:“照你這樣的,給我來一件。”


    弟兄倆都已經成了家,老大已經有一個孩子——葉三抱孫子了。


    這年是葉三五十歲整生日,一家子商量怎麽給老爺子做壽。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門賣果子了,他們養得起他。


    葉三有點生氣了:“嫌我給你們丟人?兩位大布店的‘先生’,有一個賣果子的老爹,不好看?”


    兒子連忙解釋:“不是的。你老人家歲數大了,老在外麵跑,風裏雨裏,水路旱路,做兒子的心裏不安。”


    “我跑慣了。我給這些人家送慣了果子。就為了季四太爺一個人,我也得賣果子。”


    季四太爺即季匋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裏人都稱之為四太爺。


    “你們也不用給我做什麽壽。你們要是有孝心,把四太爺送我的畫拿出去裱了,再給我打一口壽材。”這裏有這樣一種風俗,早早就把壽材準備下了,為的討個吉利:添福添壽。於是就都依了他。


    葉三還是賣果子。


    他真是為了季匋民一個人賣果子的。他給別人家送果子是為了掙錢,他給季匋民送果子是為了愛他的畫。


    季匋民有一個脾氣,一邊畫畫,一邊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畫兩筆,湊著壺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執筆接著畫。畫一張畫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葉三搜羅到最好的水果,總是首先給季匋民送去。


    季匋民每天一起來就走進他的小書房——畫室。葉三不須通報,由一個小六角門進去,走過一條碎石鋪成的冰花曲徑,隔窗看見季匋民,就提著、捧著他的鮮果走進去。


    “四太爺,枇杷,白沙的!”


    “四太爺,東墩的西瓜,三白!——這種三白瓜有點梨花香味,別處沒有!”


    他給季匋民送果子,一來就是半天。他給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綠、抻紙。季匋民畫的時候,他站在旁邊很入神地看,專心致意,連大氣都不出。有時看到精彩處,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氣,甚至小聲地驚呼起來。凡是葉三吸氣、驚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筆。季匋民從不當眾作畫,他畫畫有時是把書房門鎖起來的。對葉三可例外,他很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著,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讚賞是出於肺腑,不是假充內行,也不是諛媚。


    季匋民最討厭聽人談畫。他很少到親戚家應酬。實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盞茶就道別。因為席間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談闊論。因為季匋民是大畫家,這些名士就特別愛在他麵前評書論畫,借以賣弄自己高雅博學。這種議論全都是道聽途說,似通不通。季匋民聽了,實在難受。他還知道,他如果隨聲答音,應付幾句,某一名士就會在別的應酬場所重販他的高論,且說:“兄弟此言,季匋民亦深為首肯。”


    但是他對葉三另眼相看。


    季匋民最佩服李複堂[1]。他認為揚州八怪裏複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筆有墨,也奔放,也嚴謹,也渾厚,也秀潤,而且不裝模作樣,沒有江湖氣。有一天葉三給他送來四開李複堂的冊頁,使季匋民大吃一驚:這四開冊頁是真的!季匋民問他是多少錢買的,葉三說沒花錢。他到三垛販果子,看見一家的櫃櫥的玻璃裏鑲了四幅畫——他在四太爺這裏看過不少李複堂的畫,能辨認,他用四張“蘇州片”[2]跟那家換了。“蘇州片”花花綠綠的,又是簇新的,那家還很高興。


    葉三隻是從心裏喜歡畫,他從不瞎評論。季匋民畫完了畫,釘在壁上,自己負手遠看,有時會問葉三:“好不好?”


    “好!”


    “好在哪裏?”


    葉三大都能一句話說出好在何處。


    季匋民畫了一幅紫藤,問葉三。


    葉三說:“紫藤裏有風。”


    “唔!你怎麽知道?”


    “花是亂的。”


    “對極了!”


    季匋民提筆題了兩句詞:


    深院悄無人,


    風拂紫藤花亂。


    季匋民畫了一張小品:老鼠上燈台。葉三說:“這是一隻小老鼠。”


    “何以見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燈台柱上。它很頑皮。”


    “對!”


    季匋民最愛畫荷花。他畫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複堂,但是畫風和複堂不似。李畫多凝重,季匋民飄逸。李畫多用中鋒,季匋民微用側筆——他寫字寫的是章草。李複堂有時水墨淋漓,粗頭亂服,意在筆先;季匋民沒有那樣的恣悍,他的畫是大寫意,但總是筆意俱到,收拾得很幹淨,而且筆致疏朗,善於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參用了張大千,但更為舒展。他畫的荷葉不勾筋,荷梗不點刺,且喜作長幅,荷梗甚長,一筆到底。


    有一天,葉三送了一大把蓮蓬來,季匋民一高興,畫了一幅墨荷,好些蓮蓬。畫完了,問葉三:“如何?”


    葉三說:“四太爺,你這畫不對。”


    “不對?”


    “‘紅花蓮子白花藕’。你畫的是白荷花,蓮蓬卻這樣大,蓮子飽,墨色也深,這是紅荷花的蓮子。”


    “是嗎?我頭一回聽見!”


    季匋民於是展開一張八尺生宣,畫了一張紅蓮花,題了一首詩:


    紅花蓮子白花藕,


    果販葉三是我師。


    慚愧畫家少見識,


    為君破例著胭脂。


    季匋民送了葉三很多畫。——有時季匋民畫了一張畫,不滿意,團掉了。葉三撿起來,過些日子送給季匋民看看,季匋民覺得也還不錯,就略改改,加了題,又送給了葉三。季匋民送給葉三的畫都是題了上款的。葉三也有個學名。他五行缺水,起名潤生。季匋民給他起了個字,叫澤之。送給葉三的畫上,常題“澤之三兄雅正”。有時徑題“畫與葉三”。季匋民還向他解釋:以排行稱呼,是古人風氣,不是看不起他。


    有時季匋民給葉三畫了畫,說:“這張不題上款吧,你可以拿去賣錢——有上款不好賣。”


    葉三說:“題不題上款都行。不過您的畫我不賣。”


    “不賣?”


    “一張也不賣!”


    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畫都放在他的棺材裏。


    十多年過去了。


    季匋民死了。葉三已經不賣果子,但是他四季八節,還四處尋覓鮮果,到季匋民墳上供一供。


    季匋民死後,他的畫價大增。日本有人專門收藏他的畫。大家知道葉三手裏有很多季匋民的畫,都是精品。很多人想買葉三的藏畫。葉三說:“不賣。”


    有一天有一個外地人來拜望葉三,葉三看了他的名片,這人的姓很奇怪,姓“辻”,叫“辻聽濤”。一問,是日本人。遷聽濤說他是專程來看他收藏的季匋民的畫的。


    因為是遠道來的,葉三隻得把畫拿出來。辻聽濤非常虔誠,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還先對畫軸拜了三拜,然後才展開。他一邊看,一邊不停地讚歎:“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聽濤要買這些畫,要多少錢都行。


    葉三說:“不賣。”


    辻聽濤隻好悵然而去。


    葉三死了。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季匋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裏,埋了。


    [1]李複堂,名鱓,字宗揚,複堂是他的號,又號懊道人。他是康熙年間的舉人,當過滕縣(今山東滕州)知縣,因為得罪上級,功名和官都被革掉了,終年隻做畫師。他作畫有時得向鄭板橋去借紙,大概是相當窮困的。他本畫工筆,是宮廷畫家蔣廷錫的高足。後到揚州,改畫寫意,師法高其佩,受徐青藤、八大、石濤的影響,風度大變,自成一家。


    [2]仿舊的畫,多為工筆花鳥,設色嬌豔,舊時多為蘇州畫工所作,行銷各地,故稱“蘇州片”。蘇州片也有仿製得很好的,並不俗氣。


    猴王的羅曼史


    遊索溪峪,陪同我的老萬說,有一處山坳裏養著一群猴子,看猴子的人會唱猴歌,通猴語,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看看,我說:有!


    看猴的五十多歲了,獨臂,他說他家五代都在山裏捉猴子。他說猴有猴群,“人”數不等,二三十隻到近百隻的都有,猴群有王。王是打出來的。每年都要打一次。哪一隻公猴子把其他的公猴都打敗了(母猴不參加),他就是猴王。猴王一到,所有的猴子都站在兩邊。除了大王,還有二王、三王。


    這裏的這群猴原來是山裏的野猴,有一年下大雪,山裏沒吃的,猴群跑到這裏來,他撒一點苞穀喂喂他們,這群猴就在這裏定居了。


    猴群裏所有的母猴名義上都是猴王的姬妾,但是猴王有一個固定的大老婆,即猴後。別的母猴和其他公猴“做愛”,猴王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但是正室大夫人絕對不許亂搞。這群猴的猴後和別的公猴亂搞,被原先的猴王發現,他就把猴後痛打一頓,逐到山裏去了。這猴後到山裏跟另一猴群的二王結了婚,還生了個猴太子。後來這群猴的猴王死了,猴後回來看了看,就把她的第二個丈夫迎了來,招婿上門,當了這群猴的猴王。


    誰是猴王?一看就看得出來。他比別的猴子要魁偉得多,毛色金黃發亮。臉型也有點特別,下齶不尖而方。雙目炯炯,樣子很威嚴,的確有點帝王氣象。跟他貼身坐著的,想必即是猴後,也很像一位命婦。


    猴王是有權的。兩隻猴子吵起來,甚至扭打起來,他會出麵仲裁,大聲嗬斥,或予痛責。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麽尊貴。小猴子手裏的食物他照樣搶過來吃。


    我們問這位獨臂老漢:“你是通猴語麽?”他說猴子有語言,有五十幾個“字”,即能發出五十幾種聲音,每一種聲音表示一定的意思。


    有幾個外地來的青年工人和猴子玩了半天,喂猴吃東西,還和猴子一起照了很多相。他們站起身來要走了,猴王猴後並肩坐在鐵籠裏吭吭地叫了幾聲,神情似頗莊重。我問看猴人:“他們說什麽?”他說:“你們走了,再見!”這幾個青年走上山坡,將要拐彎,猴王猴後又吭吭了幾聲。我問看猴老漢:“這是什麽意思?”他說:“他們說:慢走。”


    我不大相信。可是等我和老萬向看猴老漢告辭的時候,猴王猴後又複並肩而坐,吭吭幾聲;等我們走上山坡,他們又是同樣地吭吭叫了幾聲。我不得不相信這位樸樸實實的獨臂看猴老漢所說的一切。


    我向老漢建議:應當把猴語的五十幾個單音字錄下來,由他加以解釋,留一份資料。他說管理處的小張已經錄了。


    老萬告我:這老漢會唱猴歌。他一唱猴歌,山裏的猴子就會奔來。我問他:“你會唱猴歌嗎?”他說:“猴歌啊?……”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鬧市閑民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車回甘家口。直對101站牌有一戶人家。一間屋,一個老人。天天見麵,很熟了。有時車老不來,老人就搬出一個馬紮兒來:“車還得會子,坐會兒。”


    屋裏陳設非常簡單(除了大冬天,他的門總是開著),一張小方桌,一個方杌凳,三個馬紮兒,一張床,一目了然。


    老人七十八歲了,看起來不像,頂多七十歲。氣色很好。他經常戴一副老式的圓鏡片的淺茶晶的養目鏡——這副眼鏡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錢的東西。眼睛很大,一點沒有混濁,眼角有深深的魚尾紋。跟人說話時總帶著一點笑意,眼神如一個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長,唇髭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軟的上唇——相書上說人中長者多長壽,信然。他的頭發也花白了,向後梳得很整齊。他長年穿一套很寬大的藍製服,天涼時套一件黑色粗毛線的很長的背心。圓口布鞋、草綠色線襪。


    從攀談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來在一個中學當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兒子在石景山鋼鐵廠當車間主任。孫子已經上初中了。老伴跟兒子。他不願跟他們一起過,說是:“亂!”他願意一個人。他的女兒出嫁了。外孫也大了。兒子有時進城辦事,來看看他,給他帶兩包點心,說會子話。兒媳婦、女兒隔幾個月來給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親屬很少來往。


    他的生活非常簡單。早起掃掃地,掃他那間小屋,掃門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頓飯。早點是幹饅頭就鹹菜喝白開水,中午晚上吃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糧店買切麵,自己做,抻條,或是撥魚兒。他的撥魚兒真是一絕。小鍋裏坐上水,用一根削細了的筷子把稀麵順著碗口“趕”進鍋裏。他撥的魚兒不斷,一碗撥魚兒是一根,而且粗細如一。我為看他撥魚兒,寧可誤一趟車。我跟他說:“你這撥魚兒真是個手藝!”他說:“沒什麽,早一點把麵和上,多攪攪。”我學著他的法子回家撥魚兒,結果成了一鍋麵糊糊疙瘩湯。他吃的麵總是一個味兒!澆炸醬。黃醬,很少一點肉末。黃瓜絲、小蘿卜,一概不要。白菜下來時,切幾絲白菜,這就是“菜碼兒”。他飯量不小,一頓半斤麵。吃完麵,喝一碗麵湯(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門前的馬紮兒上,抱著膝蓋看街。


    我有時帶點新鮮菜蔬,青蛤、海蠣子、鱔魚、冬筍、木耳菜,他總要過來看看:“這是什麽?”我告訴他是什麽,他搖搖頭:“沒吃過。南方人會吃。”他是不會想到吃這樣的東西的。


    他不種花,不養鳥,也很少遛彎兒。他的活動範圍很小,除了上糧店買麵,上副食店買醬,很少出門。


    他一生經曆了很多大事。遠的不說,敵偽時期,吃混合麵。傅作義。解放軍進城,扭秧歌,嗆嗆七嗆七。開國大典,放禮花。沒完沒了的各種運動。三年自然災害,大家挨餓。“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四人幫”垮台。華國鋒。華國鋒下台……


    然而這些都與他無關,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跡。他每天還是吃炸醬麵——隻要糧店還有白麵賣,而且北京的糧價長期穩定——坐在門口馬紮兒上看街。


    他平平靜靜,沒有大喜大憂,沒有煩惱,無欲望亦無追求,天然恬淡,每天隻是吃抻條麵、撥魚兒,抱膝閑看,帶著笑意,用孩子一樣天真的眼睛。


    這是一個活莊子。


    玉淵潭的傳說


    玉淵潭公園範圍很大,東接釣魚台,西到三環路,北靠白堆子、馬神廟,南通軍事博物館。這個公園的好處是自然,到現在為止,還不大像個公園——將來可不敢說了。沒有亭台樓閣、假山花圃。就是那麽一片水,好些樹。繞湖邊長堤,轉一圈得一個多小時。湖中有堤,貫通南北,把玉淵潭分為西湖和東湖。西湖可遊泳,東湖可劃船。湖邊有很多人釣魚,湖裏有人坐了汽車內胎紮成的筏子撒網。堤上有人遛鳥,有兩三處是鳥友們“會鳥”的地方,畫眉、百靈,叫成一片。有人打拳、做鶴翔莊、跑步。更多的人是遛彎兒的。遛彎兒有幾條路線,所見所聞不同。常遛的人都深有體會。有一位每天來遛的常客,以為從某處經某處,然後出玉淵潭,最有意思。他說:“這個彎兒不錯。”


    每天遛彎兒,總可遇見幾位老人。常見,麵熟了,見到總要點點頭:“遛遛?”“吃啦?”“今兒天不錯,沒風!”……


    幾位老人都已經八十上下了。他們是玉淵潭的老住戶,有的已經住了幾輩子。他們原來都是種地的,退休了。身子骨都挺硬朗。早晨,他們都繞長堤遛彎兒。白天,放放奶羊、蒔弄蒔弄巴掌大的一塊菜地、摘一點喂雞的豬兒草。晚飯後大都聚在湖北岸水閘旁邊聊天。尤其是夏天,常常聊到很晚。這地方涼快。


    我聽他們聊,不免問問玉淵潭過去的事。


    他們說玉淵潭原本是一片荒地,沒有什麽人來。隻有每年秋天,熱鬧幾天。城裏很多人到玉淵潭來吃烤肉——北京人不是講究“貼秋膘”嗎?各處架起烤肉炙子,燒著柴火,烤肉的香味順風飄得老遠……


    秋高氣爽,到野地裏吃烤肉,瞧瞧湖水,聞著野花野草的清香,確實是一件樂事。我倒願意這種風氣能夠恢複。不過,很難了!


    老人們說:這玉淵潭原本是私人的產業,是張xx的(他們把這個姓張的名字叫得很真鑿,我曾經記住,後來忘了)。那會兒玉淵潭就是當中有一條陸地,種稻子。土肥水好,每年收成不錯,玉淵潭一帶的人,種的都是張家的地。


    他們說:不但玉淵潭,由打阜成門,一直到現在的三環路,都是張xx的,他一個人的。


    (這可能嗎?)


    這張xx是怎麽發的家呢?他是做“供”的。早年間北京人訂供,不是一次給錢,而是分期給,按時給,從正月給到臘月,年底下就能捧回去一盤供。這張xx收了很多家的錢,全花了。到了年根,要麵沒麵,要油沒油,拿什麽給人家呀!他著急呀,睡不著覺。迷迷糊糊地著了,做了一個夢,夢裏聽見有人跟他說:張xx,哪兒哪兒有你的油,你的麵,你去拉吧!他醒來,到了那兒,有一所房,裏麵有油有麵,他就趕著車往外拉。怎麽拉也拉不完。怎麽拉,也拉不完。起那兒,他就發了大財了!


    這個傳說當然不可信,情節也比較一般化。不過也還有點意思。從這個傳說讓我了解了幾件事。


    第一,北京人家過年,家家都要有一盤供。南方人也許不知道什麽是“供”。供,就是麵擀成指頭粗的條,在油裏炸透,蘸了蜂蜜,堆成寶塔形,供在神案上的一種甜食。這大概本來是佛教敬奉釋迦牟尼的東西,而且本來可能是廟裏製作的。《紅樓夢》第一回寫葫蘆廟中炸供,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造成火災,可為旁證。不過《紅樓夢》寫炸供是在三月十五,而北京人家擺供則在大年初一,季節不同。到後來,就不隻是敬給釋迦牟尼了,天上地下,各教神仙都有份。似乎一切神佛都愛吃甜東西。其實愛吃這種甜食的是孩子。北京的孩子大概都曾乘大人看不見的時候,偷偷地掰過供尖吃。到了撤供的時候,一盤供就會矮了一截。現在過年的時候,沒有人家擺供了,不過點心鋪裏還有“蜜供”賣,隻是不複堆成寶塔形,而是一疙瘩一塊的。很甜,有一點蜜香。


    第二,我這才知道,北京人家訂供,用的是這種“分期付款”的辦法。分期付款,我原以為是外國傳來的,殊不知中國,北京,古已有之。所不同的,現在的分期付款是先取了東西,再陸續付錢,訂供則是先錢後貨。小戶人家,到年底一次拿出一筆錢來辦供,有些費勁,這樣零揪著按月交錢,就輕鬆多了;做供的呢,也可以攢了本錢,從容備料。買主賣主,兩得其便。這辦法不錯!


    第三,這幾位老人對這傳說毫不懷疑。他們是當真事兒說的。他們說張xx實有其人,他們說他就住在三環路的南邊。他們說北京人有一句話:“你有錢!——你有錢能比得了張xx嗎?”這幾位老人都相信:人要發財,這是天意,這是命。因此,他們都順天而知命,與世無爭,不作非分之想。他們勤勞了一輩子,恬淡寡欲,心平氣和。因此,他們都長壽。


    釣魚台


    我在釣魚台西邊住了好幾年,不知道釣魚台裏麵是什麽樣子。


    釣魚台原是一片野地,清代,清明前後,偶爾有閑散官員愛寫寫詩的,攜酒來遊。這地方很荒涼,有很多墳。張問陶《船山詩草·閏二月十六日清明與王香圃徐石溪查苗圃小山兄弟攜酒遊釣魚台看桃花歸過白雲觀法源寺即事二首》雲:“荒墳沿路有,浮世幾人閑。”可證。這裏的景致大概是:“柳枝漠漠籠青煙,山桃欲開紅可憐。人聲漸遠波聲小,一片明湖出林杪。”(《船山詩草·十九日習之招國子卿竹堂稚存琴山質夫立凡攜酒遊釣魚台》)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逐漸營建,最後成了國賓館。


    釣魚台的周圍原來是竹竿紮成的籬笆,竹竿上塗綠油漆,從籬笆窟窿中約略可見裏麵的房屋樹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一九六六年就是一九六七年,改築了圍牆,裏麵就什麽也看不見了。圍牆上安了電網,隔不遠有一個紅燈泡。晚上紅燈一亮,瞧著有點瘮人。圍牆東麵、北麵各開一座大門。東麵大門裏是一座假山;北麵大門裏砌了一個很大的照壁,遮住行人的視線。照壁上塗了紅漆,堆出五個筆勢飛動的金字:“為人民服務”。門裏安照壁,本是常事,但是這五個字用在這裏,似乎不怎麽合適。為什麽搞得這樣戒備森嚴起來了呢?原因之一,是江青常常住在這裏,“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由這裏作出的。不妨說,這是“文革”的策源地。我每天要從“為人民服務”之前經過,覺得照壁後麵,神秘莫測。


    我們街坊有兩個孩子爬到五樓房頂上拿著照相機對著釣魚台拍照,剛按快門,這座樓已經被釣魚台的警衛圍上了。


    釣魚台原來有一座門,靠南邊,朝西,像一座小城門,石額上有三個館閣體的楷書:“釣魚台”。附近的居民稱之為“古門”。這座門正對玉淵潭。玉淵潭和釣魚台原是一體。張問陶詩中的“一片明湖出林杪”,指的正是玉淵潭。玉淵潭有一條貫通南北的堤,把潭分成東西兩半,堤中有水閘,東西兩湖的水是相通的。原來潭東、潭西和當中的土堤都是可以走人的。自從江青住進釣魚台之後,把挨近釣魚台的東湖沿岸都安了帶毛刺的鐵絲網——老百姓叫它“鐵蒺藜”。鐵蒺藜是釘在沿岸的柳樹上的。這樣,東湖就成了禁地。行人從潭中的堤上走過時,不免要向東邊看一眼,看看可望而不可即的釣魚台,沉沉煙靄,蒼蒼樹木。


    “四人幫”垮台後,鐵蒺藜拆掉了,東湖解放了。湖中有人劃船、釣魚、遊泳。東堤上又可通行了。很多人散步、練氣功、遛鳥。有些遊人還愛扒在“古門”的門縫上往裏看。警衛的戰士看到,也並不嗬斥。有一年,修繕西南角的建築,為了運料方便,打開了古門,人們可以看到裏麵的“養元齋”,一灣流水,幾塊太湖石,叢竹高樹。釣魚台不再那麽神秘了。


    原來的鐵蒺藜有的是在柳樹上箍一個圈,再用釘子釘上的,有一棵柳樹上的鐵蒺藜拆不淨,因為它已經長進樹皮裏,拔不出來了。這棵柳樹就帶著外麵拖著一截的鐵蒺藜往上長,一天比一天高。這棵帶著鐵蒺藜的樹,是“四人幫”作惡的一個曆史見證。似乎這也像經了“文化大革命”一通折騰之後的中國人。


    翠湖心影


    有一個姑娘,牙長得好。有人問她:


    “姑娘,你多大了?”


    “十七。”


    “住在哪裏?”


    “翠湖西。”


    “愛吃什麽?”


    “辣子雞。”


    過了兩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門牙。有人問她:


    “姑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裏?”


    “翠湖。”


    “愛吃什麽?”


    “麻婆豆腐。”


    這是我在四十四年前聽到的一個笑話。當時覺得很無聊(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聽一個本地才子說的)。現在想起來覺得很親切。因為它讓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開,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濟南大明湖、揚州瘦西湖。然而這些湖和城的關係都還不是那樣密切。似乎把這些湖挪開,城市也還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開。沒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為昆明了。翠湖在城裏,而且幾乎就挨著市中心。城中有湖,這在中國,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說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這是一個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說到翠湖,這個比喻還是躲不開。隻能說: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麽辦法呢,因為它非常貼切。


    翠湖是一片湖,同時也是一條路。城中有湖,並不妨礙交通。湖之中,有一條很整齊的貫通南北的大路。從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華山南路、正義路,這是一條直達的捷徑。——否則就要走翠湖東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繞遠多了。昆明人特意來遊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數人隻是從這裏穿過。翠湖中遊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遊人了。從喧囂擾攘的鬧市和刻板枯燥的機關裏,匆匆忙忙地走過來,一進了翠湖,即刻就會覺得渾身輕鬆下來;生活的重壓、柴米油鹽、委屈煩惱,就會衝淡一些。人們不知不覺地放慢了腳步,甚至可以停下來,在路邊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煙,四邊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趕路,人在湖光樹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樣了。翠湖每天每日,給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療養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來的遊子,對翠湖充滿感激。


    翠湖這個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適。小了,不夠一遊;太大了,遊起來怪累。湖的周圍和湖中都有堤,堤邊密密地栽著樹。樹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盡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樹好像到了冬天也還是綠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樹真是綠得好像要滴下來。湖水極清。我的印象裏翠湖似沒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們在湖中漫步或在堤邊淺草中坐臥,好像都沒有被蚊子咬過。湖水常年盈滿。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沒有看見過翠湖幹得見了底。偶爾接連下了幾天大雨,湖水漲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沒,不能通過了。但這樣的時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淺處沒膝,深處也不過齊腰。因此沒有人到這裏來自殺。我們有一個廣東籍的同學,因為失戀,曾投過翠湖。但是他下湖在水裏走了一截,又爬上來了。因為他大概還不太想死,而且翠湖裏也淹不死人。翠湖不種荷花,但是有許多水浮蓮。肥厚碧綠的豬耳狀的葉子,開著一望無際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熱鬧。我是在翠湖才認識這種水生植物的。我以後也再沒看到過這樣大片大片的水浮蓮。湖中多紅魚,很大,都有一尺多長。這些魚已經習慣於人聲腳步,見人不驚,整天隻是安安靜靜的,悠然地浮沉遊動著。有時夜晚從湖中大路上過,會忽然撲哧一聲,從湖心躍起一條極大的大魚,嚇你一跳。湖水、柳樹、粉紫色的水浮蓮、紅魚,共同組成一個印象:翠。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來考大學,寄住在青蓮街的同濟中學的宿舍裏,幾乎每天都要到翠湖。學校已經發了榜,還沒有開學,我們除了騎馬到黑龍潭、金殿,坐船到大觀樓,就是到翠湖圖書館去看書。這是我這一生去過次數最多的一個圖書館,也是印象極佳的一個圖書館。圖書館不大,形製有一點像一個道觀,非常安靜整潔。有一個側院,院裏種了好多盆白茶花。這些白茶花有時整天沒有一個人來看它,就隻是安安靜靜地欣然地開著。圖書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妙人。他沒有準確的上下班時間。有時我們去得早了,他還沒有來,門沒有開,我們就在外麵等著。他來了,誰也不理,開了門,走進閱覽室,把壁上一個不走的掛鍾的時針“哢啦啦”一撥,撥到八點,這就上班了,開始借書。這個圖書館的藏書室在樓上。樓板上挖出一個長方形的洞,從洞裏用繩子吊下一個長方形的木盤。借書人開好借書單——管理員把借書單叫作“飛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紙片都叫作“飛子”,買米的發票、包裹單、汽車票,都叫“飛子”——這位管理員看一看,放在木盤裏,一拽旁邊的鈴鐺,“當啷啷”,木盤就從洞裏吊上去了——上麵大概有個滑車。不一會兒,上麵拽一下鈴鐺,木盤又係了下來,你要的書來了。這種古老而有趣的借書手續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小圖書館藏書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們想看的書大都能夠借到。過了兩三個小時,這位幹瘦而沉默的有點像陳老蓮畫出來的古典的圖書管理員站起來,把壁上不走的掛鍾的時針“哢啦啦”一撥,撥到十二點:下班!我們對他這種以意為之的計時方法完全沒有意見。因為我們沒有一定要看完的書,到這裏來隻是享受一點安靜。我們的看書,是沒有目的的,從《南詔國誌》到福爾摩斯,逮著什麽看什麽。


    翠湖圖書館現在還有嗎?這位圖書管理員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為什麽,我會常常想起他來,並和我所認識的幾個孤獨、貧窮而有點怪癖的小知識分子的印象摻和在一起,越來越鮮明。總有一天,這個人物的形象會出現在我的小說裏的。


    翠湖的好處是建築物少。我最怕風景區擠滿了亭台樓閣。除了翠湖圖書館,有一簇洋房,是法國人開的翠湖飯店。這所飯店似乎是終年空著的。大門雖開著,但我從未見過有人進去,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此外,大路之東,有幾間黑瓦朱欄的平房,狹長的,按形製似應該叫作“軒”。也許裏麵是有一方題作什麽軒的橫匾的,但是我記不得了。也許根本沒有。軒裏有一陣曾有人賣過麵點,大概因為生意不好,停歇了。軒內空蕩蕩的,沒有桌椅。隻在廊下有一個賣“糠蝦”的老婆婆。“糠蝦”是隻有皮殼沒有肉的小蝦,曬幹了,賣給遊人喂魚。花極少的錢,便可從老婆婆手裏買半碗,一把一把撒在水裏,一尺多長的紅魚就很興奮地遊過來,搶食水麵的糠蝦,唼喋有聲。糠蝦喂完,人魚俱散,軒中又是空蕩蕩的,剩下老婆婆一個人寂然地坐在那裏。


    路東伸進湖水,有一個半島。半島上有一個兩層的樓閣。閣上是個茶館。茶館的地勢很好,四麵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閣子上喝茶,很涼快。這家茶館,夏天,是到了晚上還賣茶的(昆明的茶館都是這樣,收市很晚),我們有時會一直坐到十點多鍾。茶館賣蓋碗茶,還賣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裝在一個白鐵敲成的方碟子裏,昆明的茶館計賬的方法有點特別:瓜子、花生,都是一個價錢,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錢!”堂倌走過來,數一數碟子,就報出個錢數。我們的同學有時臨窗飲茶,嗑完一碟瓜子,隨手把鐵皮碟往外一扔,“pia——”碟子就落進了水裏。堂倌算賬,還是照碟算。這些堂倌們晚上清點時,自然會發現碟子少了,並且也一定會知道這些碟子上哪裏去了。但是從來沒有一次收茶錢時因此和顧客吵起來過;並且在提著大銅壺用“鳳凰三點頭”手法為客人續水時也從不拿眼睛“賊”著客人。把瓜子碟扔進水裏,自然是不大道德,不過堂倌不那麽斤斤計較的風度卻是很可佩服的。


    除了到翠湖圖書館看書,喝茶,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到翠湖去“窮遛”。這“窮遛”有兩層意思,一是不名一錢地遛,一是無窮無盡地遛。“園日涉以成趣”,我們遛翠湖沒有個夠的時候。尤其是晚上,踏著斑駁的月光樹影,可以在湖裏一遛遛好幾圈。一麵走,一麵海闊天空,高談闊論。我們那時都是二十歲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可說,我們都說了些什麽呢?我現在一句都記不得了!


    我是一九四六年離開昆明的。一別翠湖,已經三十八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前幾年,聽說因為搞什麽“建設”,挖斷了水脈,翠湖沒有水了。我聽了,覺得悵然,而且,憤怒了。這是怎麽搞的!誰搞的?翠湖會成了什麽樣子呢?那些樹呢?那些水浮蓮呢?那些魚呢?


    最近聽說,翠湖又有水了,我高興!我當然會想到這是三中全會帶來的好處。這是撥亂反正。


    但是我又聽說,翠湖現在很熱鬧,經常舉辦“蛇展”什麽的,我又有點擔心。這又會成了什麽樣子呢?我不反對翠湖遊人多,甚至可以有遊艇,甚至可以設立攤篷賣破酥包子、燜雞米線、冰激淩、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還我一個明爽安靜的翠湖。我想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吃飯


    關榮魁行二,他又姓關,後台演員戲稱他為關二爺,或二爺。他在科班學的是花臉,按說是銅錘、架子兩門抱。他會的戲不少,但都不“咬人”。演員隊長葉德麟派戲時,最多給他派一個“八大拿”裏的大大個兒、二大個兒、何路通、金大力、關泰。他覺得這真是屈才!他自己覺得“好不了角兒”,都是由於葉德麟不捧他。劇團要排“革命現代戲”《杜鵑山》,他向葉德麟請戰,他要演雷剛。葉德麟白了他一眼:“你?”——“咱們有嗓子呀!”——“去去去,一邊兒涼快去!”關二爺出得門來,打了一個“哇呀”:“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夜壺,哇呀……”


    關二爺在外麵,在劇團裏雖然沒多少人捧他,在家裏可是絕對權威,一切由他說了算。據他說,想吃什麽,上班臨走給媳婦囑咐一聲:“是米飯、炒菜,是包餃子——韭菜的還是茴香的,是煎鍋貼兒、瓠塌子,熬點小米粥或者棒碴兒粥、小醬蘿卜,還是臭豆腐……”


    “她要是不給做呢?”


    “那就給什麽吃什麽唄!”


    關二爺回答得很麻利。


    “哦,力巴摔跤[1]!”


    申元鎮會的戲很多,文武昆亂不擋,但台上隻能來個中軍、家院,他沒有嗓子。他要算一個戲曲鑒賞家,甭管是老生戲、花臉戲,什麽叫馬派、譚派,哪叫裘派,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小聲示範,韻味十足。隻是大聲一唱,什麽也沒有!青年演員、中年演員,很愛聽他談戲。關二爺對他尤其佩服得五體投地,老是糾纏他,讓他說裘派戲,整出整出地說,一說兩個小時。說完了“紅繡鞋”牌子,他站起要走,關二爺拽著他:“師哥,別走!師哥師哥,再給說說!師哥師哥!……”——“不行,我得回家吃飯!”別人勸關二爺,“榮魁,你別老是死乞白賴,元鎮有他的難處!”大家交了交眼神,心照不宣。


    申元鎮回家,媳婦拉長著臉:“飯在鍋裏,自己盛!”


    為什麽媳婦對他沒好臉子?因為他陽痿。女人曾經當著人大聲地喊叫:“我算倒了血黴,嫁了這麽個東西,害得我守一輩子活寡!”


    但是他們也一直沒有離婚。


    葉德麟是唱醜的,“玩意兒”平常。嗓子不響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在北京他唱不了方巾醜、袍帶醜,湯勤、蔣幹,都輪不到他唱;賈桂讀狀,不能讀得炒蹦豆似的;婆子戲也不見精彩;來個《賣馬》的王老好、《空城計》的老軍還對付。老是老軍、王老好,吃不了蹦蝦仁。樹挪死,人挪活,他和幾個拜把子弟兄一合計:到南方去闖闖!就憑“京角”這塊金字招牌,雖不能大紅大紫,怎麽著也賣不了胰子[2]。到杭嘉湖、裏下河一帶去轉轉,捎帶著看看風景,嚐嚐南邊的吃食。商定了路線,先到濟南、青島,沿運河到裏下河,然後到杭嘉湖。說走就走!回家跟媳婦說一聲,就到前門車站買票。


    南方山明水秀,吃食各有風味。鎮江的肴肉、揚州富春的三丁包子、嘉興的肉粽、寧波的黃魚鯗篤肉、紹興的黴幹菜肉,都蠻“嶄”。使葉德麟稱道不已的是在高郵吃的昂刺魚氽湯,味道很鮮,而價錢極其便宜。


    南方飯菜好吃,戲可並不好唱。裏下河的人不大懂戲,他們愛看《九更天》《殺子報》這一類剖肚開膛剁腦袋的戲,對“京字京韻”不欣賞。杭嘉湖人看戲要火爆,真刀真槍,不管書文戲理。包公竟會從三張桌上翻“台漫”下來。觀眾對從北京來的角兒不滿意,認為他們唱戲“弗賣力”。哥幾個一商量:回去吧!買了一些土特產,蘇州采芝齋的鬆子糖、陸稿薦的醬肘子、東台的醉泥螺、扁尖筍、黃魚鯗、黴幹菜,大包小包,瓶瓶罐罐上了火車。刨去路費,所剩無幾。


    進了門,洗了一把臉,就叫媳婦拿碗出門去買芝麻醬,帶兩根黃瓜、一塊豆腐、一瓶二鍋頭。嚼著黃瓜喝著酒,葉德麟喟然有感:回家了!


    “要飽還是家常飯”,葉德麟愛吃麵,炸醬麵、打鹵麵、芝麻醬花椒油拌麵,全行。他愛吃拌豆腐,就酒。小蔥拌豆腐、香椿拌豆腐,什麽都沒有,一塊白豆腐也成,撒點鹽、味精,滴幾滴香油!


    葉德麟這些年走的是“正字”。他參加了國營劇團。他謝絕舞台了,因為他是個汗包,動動就出汗,連來個《野豬林》的解差都是一身汗,連水衣子都濕透了。他得另外走一條路。他是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就入了黨。台上沒戲,卻很有組織行政才能。幾屆黨委都很信任他。他擔任了演員隊隊長。日常排戲、派活,外出巡回演出、“跑小組”,誰去,誰不去,都得由他決定。誰能到中南海演出,誰不能去,他說了算。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員都關心,都想爭取的美事——可以長戲份、吃海鮮、開洋葷、看外國姑娘,有誰、沒誰,全在隊長掂量。葉隊長的筆記本是演員的生死簿。


    葉德麟也有不順心的事。


    一是兒子老在家裏跟他鬧。兒子中學畢業,沒考上大學,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隻能到處打遊擊,這兒幹兩天,那兒幹兩天。兒子認為他混成這相,全得由他老子負責。他說老子對他的事不使勁,隻顧自己保官,不管兒女前途。他變得脾氣暴躁,蠻不講理,一點小事就大喊大叫,說話非常難聽。動不動就摔盤子打碗。葉德麟氣得渾身發抖,無可奈何。


    一件是出國演出沒有他。劇團要去澳大利亞演出,葉德麟忙活了好一陣,添置服裝、燈光器械、定“人位”——出國名額要壓縮,有些群眾演員必須趕兩三個角色。卻沒有葉德麟!這對他的打擊可太大了。他差一點當場暈死過去。他被送進了醫院:血壓猛增,心絞痛發作。


    住了半個月院,出院了。


    他有時還到團裏來,到醫務室量量血壓、要點速效救心丸。自我解嘲:血壓高了,降壓靈加點劑量;心髒不大舒服,多來一瓶“速效救心”!他坐在小會議室裏,翻翻報。他也希望有人陪他聊聊,路過的爺們跟他也招呼招呼,隻是都是淡淡的,“賣羊頭的回家——不過細鹽(言)”。


    快過年了。他兒子給他買了兩瓶好酒,一瓶“古井貢”,一瓶“五糧液”,他兒子的工作問題解決了,他學會開車,在一個公司當司機,有了穩定的收入。葉德麟拿了這兩瓶酒,說:“得嘞!”這句話說得很淒涼。這裏麵有多重意義、無限感慨。一是有這兩瓶酒,這個年就可以過得美美的。兒子還是兒子,還有點孝心;二是他使盡一輩子心機,到了有此結局,也就可以了。


    葉德麟死了,大麵積心肌梗死急性發作。


    照例要開個追悼會,但是參加的人稀稀落落,葉德麟人緣不好,大家對他都沒有什麽感情。為什麽會這樣呢?


    因為他對誰都也沒有感情。他是一個無情的人。


    靳元戎也是唱醜的,歲數和葉德麟差不多,脾氣秉性可很不相同。


    靳元戎凡事看得開。“四人幫”時期,他被精簡了下來,下放幹校勞動。他沒有滿腹牢騷,唉聲歎氣,而是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樂。幹校地裏有很多麻雀,他結了一副攔網,逮麻雀,一天可以逮百十隻,撕了皮,醬油、料酒、花椒大料醃透,入油酥炸,下酒。幹校有很多螞蚱,一會兒可捉一口袋,摘去翅膀,在瓦片上焙幹,卷烙餅。


    他說話很“葛”。


    幹校來了個“領導”。他也沒有什麽名義,不知道為什麽當了“領導”。此人姓高,在市委下麵的機關轉來轉去,都是沒有名義的“領導”,搞政治工作,幹校都稱之為“高政工”。他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餿點子。《地道戰》裏有一句詞:“各村都有高招”,於是大家又稱之為“高招”。幹校本來是讓大家來鍛煉的,不要求糧量,高招卻一再宣傳增產。年初定生產計劃,是他一再要求提高指標。指標一提再提,高政工總是說:“低!太低!”靳元戎提出:“我提一個增產措施:咱們把地掏空了,種兩層,上麵一層,下麵一層。”高政工認真聽取了靳元戎的建議,還很嚴肅地說:“這是個辦法!是個辦法!”


    逮逮麻雀,捉螞蚱,跟高政工逗逗,幾年一晃也就過去了。


    “四人幫”垮台,幹校解散,各回原單位,靳元戎也回到了劇團。他接替葉德麟,當了演員隊隊長。


    他群眾關係不錯。他的處世原則隻有兩條:一,秉公辦事;二,平等待人。對誰的稱呼都一樣:“爺們兒”。


    他好吃,也會做。有時做幾個菜,約幾個人上家裏來一頓。他是回民,做的當然都是清真菜:炸卷果、炮糊(炮羊肉炮至微糊)、它似蜜、燒羊腿、羊尾巴油炒麻豆腐。有一次煎了幾鐺雞肉餡的鍋貼,是從在雞場當場長的老朋友那兒提回來的大騸雞,撕淨筋皮,用刀背細剁成茸,加蔥汁、鹽、黃酒,其餘什麽都不擱,那叫一個絕!


    他好喝,四兩衡水老白幹沒有問題。他得過心絞痛,還是照喝不誤。有人勸他少喝一點,他說:“沒事,我喝足了,就心絞不疼了。”——這是一種奇怪的語法。他常用這種不通的語言講話,有個小青年說:“‘心絞不疼’,這叫什麽話!”他的似乎不通的語言多著呢!


    他喝酒有個習慣,先鋪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邊上一踢,伸開腿就進被窩,隨即鼾聲大作。熟人知道他這個脾氣,見他一鑽被窩,也就放筷子走人,明兒見!


    他現在還活著,但已是滿頭白發,老矣。


    [1]北京的歇後語,“力巴摔跤,給嘛吃嘛”。


    [2]北京的軍樂隊混不下去,解散了,落魄奏樂手隻能拿一支小號在胡同吹奏,賣肥皂,戲班裏稱他們“賣了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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