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應該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沒人知道,大家都叫他。他是阜平人。文工團經過阜平時,他來要求“參加革命”,文工團有些行李服裝,裝車卸車,需要一個勞動力,就吸收了他。進城以後,以文工團為基礎,抽調了一些老區來的幹部,加上解放前夕參加工作的大學生,組建成市文聯和文化局,兩個單位在一個院裏辦公。當了勤雜工。每天掃掃院子,整理會議室、小禮堂的桌椅,撣撣土;冬天,給辦公室生爐子、擻火、添煤。他不愛說話,口齒不清,還有點結巴。告訴他一點什麽事,他翻著白眼聽著。問他聽明白了沒有,不大明白。這外號大概就是這麽來的。


    為什麽大家都記得有個?因為他有個特點:愛訴苦。


    那年七七,機關開了個紀念會。由一個幹部講了盧溝橋事變的經過,抗日戰爭的形勢,八路軍的戰果,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當時開會,大都會有群眾代表發言。被安排發言的是。他講了日本兵在阜平的燒殺擄搶、三光政策,他的父母都被殺害了,他的一個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他講得聲淚俱下,最後是號啕大哭。一個人事科的幹部把他扶到座位上,他還抽泣了半天。所有新參加革命的青年,聽了的訴苦,無不為之動容,女同誌不停地擦眼淚。開這個座談會,讓訴苦,目的是教育這些大學生。看來,目的是達到了,青年的思想覺悟提高了。


    對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解放初幾年,每年國慶節,都要遊行。遊行都要抬偉人像。除了馬、恩、列、斯、毛、孫中山,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袖。領袖像是油畫,安了木框,下麵兩根木棍。四個人抬一個。木框和木棍都做得很笨重。從東城抬到西城,壓得肩膀夠嗆。我那時還年輕,也有抬偉人像的任務。有一年,我和分配在一個組。他把偉人像扛上肩,回頭一看,放下了。“怎麽啦?”“我不抬這個老日本!”我們抬的是德田球一。跟他說:這個老日本是個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領袖。怎麽說也不成。隻好換一個人上來,把他調到後麵去抬伊巴露麗。


    解放初期,紀念會特多。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都要開會。由文化局的副局長或文聯副秘書長主持會議,一個政工幹部講講節日的來曆、意義。政工幹部也不用什麽準備,有統一印發的宣傳材料,他隻要照本宣科摘要地念一念就行。這些宣傳材料每年幾乎都是一樣,其實大可不必按期編印,匯集一本《革命節日宣講手冊》,便可一勞永逸,用幾十年。這些節日紀念,照例有群眾代表講話。講話的照例是。他對什麽芝加哥女工罷工、示威遊行、蔡特金、第二國際……這些全不理會,他隻會訴苦,講他的父母被殺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聲淚俱下,號啕大哭。到了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他也上去訴苦,那倒是比較能沾得上邊的。他的訴苦,起初是領導上布置的。後來,不布置,他也要自動訴苦。每回的內容都是一樣。曾經受過感動的,後來,不感動了。終於,到了節日,人事處幹部就說服他,不要再訴苦了。“不叫訴苦?”他很納悶。


    我後來調到別的單位,就沒有看見。“文化大革命”以後,見到市文聯、文化局的老人,我問起:“怎麽樣了?”他們告訴我:傻了,進了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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