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大學西北角有一所花園，園內栽種了很多枇杷樹，“晚翠”是從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來的。月亮門的門額上刻了“晚翠園”三個大字，是胡小石寫的，很蒼勁。胡小石當時在重慶中央大學教書。雲大校長熊慶來和他是至交，把他請到昆明來，在雲大住了一些時日。胡小石在雲大、昆明寫了不少字。當時正值昆明開展捕鼠運動，胡小石請有關當局給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須筆，準備帶到重慶去，自用、送人。鼠須筆我從書上看到過，不想有人真用鼠須為筆。這三個字不知是不是鼠須筆所書。晚翠園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靜。雲大中文係有幾個同學搞了一個曲社，活動（拍曲子、開曲會）多半在這裏借用一個小教室，擺兩張乒乓球桌，二三十張椅子，曲友畢集，就拍起曲子來。
曲社的策劃人實為陶光（字重華），有兩個雲大中文係同學為其助手，管石印曲譜、借教室、打開水等雜務。陶光是西南聯大中文係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大一國文”各係大一學生必修。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別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詩經選了“關關雎鳩”，好像是照顧麵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論語》選《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度，對於聯大學生的思想素質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這段文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晉不選庾信、鮑照，除了陶淵明，用相當多篇幅選了《世說新語》，這和選“冉有公西華侍坐”，其用意有相通處。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這實在是一篇極好的文章。聲情並茂。到現在為止，對李清照，她的詞，她的這篇《金石錄後序》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她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還沒有擺準，偏低了。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樣，其遭際有幸有不幸，說不清是什麽緣故。白話文部分的特點就更鮮明了。魯迅當然是要選的，哪一派也得承認魯迅，但選的不是《阿q正傳》而是《示眾》，可謂獨具隻眼。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隻馬蜂》（也許是《壓迫》）。林徽因的小說進入大學國文課本，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杆左派（也可稱之為“左霸”，現在不是什麽最好的東西都稱為“霸”麽）所反對，所不容。但我卻從這一篇小說知道小說有這種寫法，知道什麽是“意識流”，擴大了我的文學視野。“大一國文”課的另一個特點是教課文和教作文的是兩個人。教課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講師、教員、助教。為什麽要這樣分開，我至今不知道是什麽道理。我的作文課是陶重華先生教的。他當時大概是教員。
陶光（我們背後都稱之為陶光，沒有人叫他陶重華），麵白皙，風神朗朗。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同時穿兩件長衫。裏麵是一件咖啡色的夾袍，外麵是一件罩衫，銀灰色。都是細毛料的。於此可見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據，——當時教員、助教大都穿布長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舊。他走進教室，脫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發給學生，摘其佳處，很“投入”（那時還沒有這個詞）地評講起來。
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華大學時曾受紅豆館主（傅侗）親授。他嗓子好，寬、圓、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蒼蒼莽莽，淋漓盡致。
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陶光在氣質上有點感傷主義。
有一個女同學交了一篇作文，寫的是下雨天，一個人在彈三弦。有幾句，不知道這位女同學的原文是怎樣的，經陶先生潤改後成了這樣：
“那濕冷的聲音，濕冷了我的心。”這兩句未見得怎麽好，隻是“濕冷了”以形容詞作動詞用，在當時是頗為新鮮的。我一直不忘這件事。我認為這其實是陶光的感覺，並且由此覺得他有點感傷主義。
說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獨感，當非誤識。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員、助教常到有權勢的教授家走動問候，也沒有哪個教授特別賞識他，隻有一個劉文典（叔雅）和他關係不錯。劉叔雅目空一切，誰也看不起。他抽鴉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稱為“二雲居士”——雲土、雲腿。他教《文選》，一個學期隻講了多半篇木玄虛的《海賦》，他倒認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校注》是陶光編輯的，扉頁的“淮南子校注”也是陶光題署的。從扉頁題署，我才知道陶光的字寫得很好。
他是寫二王的，臨《聖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張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聖教序》給我看，字帖的缺字處有張充和題的字：
以此贈別充和。
陶光對張充和是傾慕的，但張充和似隻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並不特別垂青。
陶光不大為人寫字，書名不著。我曾看到他為一個女同學寫的小條幅，字較寸楷稍大，寫在冷金箋上，氣韻流轉，無一敗筆。寫的是唐人詩：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幹。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這條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響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處放鞭炮，雲南把這天叫作“炮仗響”的那天）後，聯大三校準備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華、北大都沒有聘陶光，他隻好滯留昆明。後不久，受聘雲大，對“洛陽親友”，隻能“憑君傳語”了。
我們回北平，聽到一點陶光的消息。經劉文典撮合，他和一個唱滇戲的演員結了婚。
後來聽說和滇劇女演員離婚了。
又聽說他到台灣教了書。悒鬱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頭。遺詩一卷，囑人轉交張充和。
正晚上拍著曲子，從窗外飛進一隻奇怪的昆蟲，不像是動物，像植物，體細長，約有三寸，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大家覺得很稀罕，吳征鎰捏在手裏看了看，說這是竹節蟲。吳征錳是讀生物係的，故能認識這隻怪蟲，但他並不研究昆蟲，竹節蟲在他隻是常識而已，他鑽研的是植物學，特別是植物分類學。他記性極好，“文化大革命”時被關在牛棚裏，一個看守他的學生給了他一個小筆記本、一支鉛筆，他竟能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頭地腳滿滿地寫了蠓蟲大的字，有些資料不在手邊，他憑記憶引用。出牛棚後，找出資料核對，基本準確；他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對文學很有興趣，寫了好些何其芳體的詩，厚厚的一冊。他很早就會唱昆曲，——吳家是揚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體好，中氣足，能把《彈詞》的《九轉貨郎兒》一氣唱到底，這在專業的演員都辦不到，——戲曲演員有個說法：“男怕彈詞”。他常唱的還有《瘋僧掃秦》。
每次做“同期”（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叫作同期）必到的是崔芝蘭先生。她是聯大為數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運動中因此被鬥，資料標本均被毀盡。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女教授，舉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來卻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張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來。張先生不唱，隻是端坐著聽，聽得很入神。
除了聯大、雲大師生，還有一些外來的客人來參加同期。
有一個女士大概是某個學院的教授的或某個高級職員的夫人。她身材勻稱，小小巧巧，穿淺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線異常清楚，神氣有點天真，不作態，整個臉明明朗朗。我給她起了個外號：“簡單明了”，朱德熙說：“很準確。”她一定還要操持家務，照料孩子，但隻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這些，欣然而來。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級的職員，我們叫他“聾山門”。他是唱大花麵的，而且總是唱《山門》，他是個聾子，——並不是板聾，隻是耳音不準，總是跑調。真也虧給他擫笛的張宗和先生，能隨著他高低上下來回跑。聾子不知道他跑調，還是氣勢磅礴地高唱：
“樹木杈椏，峰巒如畫，堪瀟灑，喂呀，悶煞灑家，煩惱天來大！”
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婉轉。“教他關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寄書”，聞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張宗和溫文爾雅，孫鳳竹風致楚楚，有時在晚翠園（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並肩散步，讓人想起“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驚夢》）。他們有一個女兒，美得像一塊玉。張宗和後調往貴州大學，教中國通史。孫鳳竹死於病。不久，聽說宗和也在貴陽病歿。他們歲數都不大，宗和隻三十左右。
有一個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充和。她那時好像不在昆明。
張家姊妹都會唱曲。大姐因為愛唱曲，嫁給了昆曲傳習所的顧傳玠。張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卻和一個昆曲演員結了婚，門不當，戶不對，張家在兒女婚姻問題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規。二姐是個無事忙，她不大唱，隻是對張羅辦曲會之類的事非常熱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師母，沈從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愛唱，但我卻聽過她唱《掃花》，是由我給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時沒有進過學校，隻是在家裏延師教詩詞，拍曲子。她考北大，數學是零分，國文是一百分，北大還是錄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躍，愛戴一頂紅帽子，北大學生都叫她“小紅帽”。
她能戲很多，唱得非常講究，運字行腔，精微細致，真是“水磨腔”。我們唱的《思凡》《學堂》《瑤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過幾張唱片）。她唱的《受吐》，嬌慵醉媚，若不勝情，難可比擬。
張充和兼擅書法，結體用筆似晉朝人。
許寶騄先生是數論專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許家是昆曲大家，會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許寶馴就是許先生的姐姐。許先生聽過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們的係主任羅常培（莘田）說，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羅先生告訴了我，我自然是願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許先生會唱曲子，更沒想到他為什麽主動提出要教我一出戲。我按時候去了，沒有說多少話，就拍起曲子來：
“銀台上晃晃的風燭燉，金猊內嫋嫋的香煙噴……”
許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擻”特別好，搖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
許茹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職，是經理查阜西的秘書。查先生有時也來參加同期，他不唱曲子，是來試吹他所創製的十二平均律的無縫鋼管的笛子的（查先生是“國民政府”的官員，但是雅善音樂，除了研究曲律，還搜集琴譜，解放後曾任中國音協副主席）。許茹香，同期的日子他是不會記錯的，因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歐底趙麵的館閣體小楷親筆書寫的。許茹香是個戲簍子，什麽戲都會唱，包括《花判》（《牡丹亭》）這樣的專業演員都不會的戲。他上了歲數，吹笛子氣不夠，就帶了一支“老人笛”，吹著玩玩。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老人。他做過很多事，走過很多地方，會說好幾種地方的話。有一次說了一個小笑話。有四個人，蘇州人、紹興人、寧波人、揚州人，一同到一個廟裏，看到四大金剛，蘇州人、紹興人、寧波人各人說了幾句話，都有地方特點。輪到揚州人，揚州人賦詩一首：
四大金剛不出奇，
裏頭是草外頭是泥。
你不要誇你個子大，
你敢跟我洗澡去！
揚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讀“ki”，正是揚州口音。
同期隻供茶水。偶在拍曲後亦作小聚。大館子吃不起，隻能吃花不了多少錢的小館。是“打平夥”，——北京人謂之“吃公墩”，各人自己出錢。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開的小館，賣餡兒餅、大米粥，我們去吃了幾次。吃完了結賬，掌櫃的還在低頭扒算盤，許寶騄先生已經把錢斂齊了交到櫃上。掌櫃的詫異：怎麽算得那麽快？他不知道算賬的是一位數論專家，這點小九九還在話下麽？
參加同期、曲會的，多半生活清貧，然而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複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旋渦中的砥柱。他們中不少人對文化、科學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安貧樂道，恬淡衝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這個傳統應該得到繼承，得到扶植發揚。
審如此，則曲社同期無可非議。晚翠園是可懷念的。
曲社的策劃人實為陶光（字重華），有兩個雲大中文係同學為其助手，管石印曲譜、借教室、打開水等雜務。陶光是西南聯大中文係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大一國文”各係大一學生必修。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別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詩經選了“關關雎鳩”，好像是照顧麵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論語》選《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度，對於聯大學生的思想素質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這段文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晉不選庾信、鮑照，除了陶淵明，用相當多篇幅選了《世說新語》，這和選“冉有公西華侍坐”，其用意有相通處。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這實在是一篇極好的文章。聲情並茂。到現在為止，對李清照，她的詞，她的這篇《金石錄後序》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她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還沒有擺準，偏低了。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樣，其遭際有幸有不幸，說不清是什麽緣故。白話文部分的特點就更鮮明了。魯迅當然是要選的，哪一派也得承認魯迅，但選的不是《阿q正傳》而是《示眾》，可謂獨具隻眼。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隻馬蜂》（也許是《壓迫》）。林徽因的小說進入大學國文課本，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杆左派（也可稱之為“左霸”，現在不是什麽最好的東西都稱為“霸”麽）所反對，所不容。但我卻從這一篇小說知道小說有這種寫法，知道什麽是“意識流”，擴大了我的文學視野。“大一國文”課的另一個特點是教課文和教作文的是兩個人。教課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講師、教員、助教。為什麽要這樣分開，我至今不知道是什麽道理。我的作文課是陶重華先生教的。他當時大概是教員。
陶光（我們背後都稱之為陶光，沒有人叫他陶重華），麵白皙，風神朗朗。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同時穿兩件長衫。裏麵是一件咖啡色的夾袍，外麵是一件罩衫，銀灰色。都是細毛料的。於此可見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據，——當時教員、助教大都穿布長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舊。他走進教室，脫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發給學生，摘其佳處，很“投入”（那時還沒有這個詞）地評講起來。
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華大學時曾受紅豆館主（傅侗）親授。他嗓子好，寬、圓、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蒼蒼莽莽，淋漓盡致。
不知道為什麽，我覺得陶光在氣質上有點感傷主義。
有一個女同學交了一篇作文，寫的是下雨天，一個人在彈三弦。有幾句，不知道這位女同學的原文是怎樣的，經陶先生潤改後成了這樣：
“那濕冷的聲音，濕冷了我的心。”這兩句未見得怎麽好，隻是“濕冷了”以形容詞作動詞用，在當時是頗為新鮮的。我一直不忘這件事。我認為這其實是陶光的感覺，並且由此覺得他有點感傷主義。
說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獨感，當非誤識。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員、助教常到有權勢的教授家走動問候，也沒有哪個教授特別賞識他，隻有一個劉文典（叔雅）和他關係不錯。劉叔雅目空一切，誰也看不起。他抽鴉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稱為“二雲居士”——雲土、雲腿。他教《文選》，一個學期隻講了多半篇木玄虛的《海賦》，他倒認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校注》是陶光編輯的，扉頁的“淮南子校注”也是陶光題署的。從扉頁題署，我才知道陶光的字寫得很好。
他是寫二王的，臨《聖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張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聖教序》給我看，字帖的缺字處有張充和題的字：
以此贈別充和。
陶光對張充和是傾慕的，但張充和似隻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並不特別垂青。
陶光不大為人寫字，書名不著。我曾看到他為一個女同學寫的小條幅，字較寸楷稍大，寫在冷金箋上，氣韻流轉，無一敗筆。寫的是唐人詩：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幹。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這條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響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處放鞭炮，雲南把這天叫作“炮仗響”的那天）後，聯大三校準備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華、北大都沒有聘陶光，他隻好滯留昆明。後不久，受聘雲大，對“洛陽親友”，隻能“憑君傳語”了。
我們回北平，聽到一點陶光的消息。經劉文典撮合，他和一個唱滇戲的演員結了婚。
後來聽說和滇劇女演員離婚了。
又聽說他到台灣教了書。悒鬱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頭。遺詩一卷，囑人轉交張充和。
正晚上拍著曲子，從窗外飛進一隻奇怪的昆蟲，不像是動物，像植物，體細長，約有三寸，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大家覺得很稀罕，吳征鎰捏在手裏看了看，說這是竹節蟲。吳征錳是讀生物係的，故能認識這隻怪蟲，但他並不研究昆蟲，竹節蟲在他隻是常識而已，他鑽研的是植物學，特別是植物分類學。他記性極好，“文化大革命”時被關在牛棚裏，一個看守他的學生給了他一個小筆記本、一支鉛筆，他竟能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頭地腳滿滿地寫了蠓蟲大的字，有些資料不在手邊，他憑記憶引用。出牛棚後，找出資料核對，基本準確；他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對文學很有興趣，寫了好些何其芳體的詩，厚厚的一冊。他很早就會唱昆曲，——吳家是揚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體好，中氣足，能把《彈詞》的《九轉貨郎兒》一氣唱到底，這在專業的演員都辦不到，——戲曲演員有個說法：“男怕彈詞”。他常唱的還有《瘋僧掃秦》。
每次做“同期”（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叫作同期）必到的是崔芝蘭先生。她是聯大為數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運動中因此被鬥，資料標本均被毀盡。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女教授，舉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來卻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張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來。張先生不唱，隻是端坐著聽，聽得很入神。
除了聯大、雲大師生，還有一些外來的客人來參加同期。
有一個女士大概是某個學院的教授的或某個高級職員的夫人。她身材勻稱，小小巧巧，穿淺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線異常清楚，神氣有點天真，不作態，整個臉明明朗朗。我給她起了個外號：“簡單明了”，朱德熙說：“很準確。”她一定還要操持家務，照料孩子，但隻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這些，欣然而來。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級的職員，我們叫他“聾山門”。他是唱大花麵的，而且總是唱《山門》，他是個聾子，——並不是板聾，隻是耳音不準，總是跑調。真也虧給他擫笛的張宗和先生，能隨著他高低上下來回跑。聾子不知道他跑調，還是氣勢磅礴地高唱：
“樹木杈椏，峰巒如畫，堪瀟灑，喂呀，悶煞灑家，煩惱天來大！”
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婉轉。“教他關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寄書”，聞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張宗和溫文爾雅，孫鳳竹風致楚楚，有時在晚翠園（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並肩散步，讓人想起“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驚夢》）。他們有一個女兒，美得像一塊玉。張宗和後調往貴州大學，教中國通史。孫鳳竹死於病。不久，聽說宗和也在貴陽病歿。他們歲數都不大，宗和隻三十左右。
有一個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充和。她那時好像不在昆明。
張家姊妹都會唱曲。大姐因為愛唱曲，嫁給了昆曲傳習所的顧傳玠。張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卻和一個昆曲演員結了婚，門不當，戶不對，張家在兒女婚姻問題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規。二姐是個無事忙，她不大唱，隻是對張羅辦曲會之類的事非常熱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師母，沈從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愛唱，但我卻聽過她唱《掃花》，是由我給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時沒有進過學校，隻是在家裏延師教詩詞，拍曲子。她考北大，數學是零分，國文是一百分，北大還是錄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躍，愛戴一頂紅帽子，北大學生都叫她“小紅帽”。
她能戲很多，唱得非常講究，運字行腔，精微細致，真是“水磨腔”。我們唱的《思凡》《學堂》《瑤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過幾張唱片）。她唱的《受吐》，嬌慵醉媚，若不勝情，難可比擬。
張充和兼擅書法，結體用筆似晉朝人。
許寶騄先生是數論專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許家是昆曲大家，會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許寶馴就是許先生的姐姐。許先生聽過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們的係主任羅常培（莘田）說，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羅先生告訴了我，我自然是願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許先生會唱曲子，更沒想到他為什麽主動提出要教我一出戲。我按時候去了，沒有說多少話，就拍起曲子來：
“銀台上晃晃的風燭燉，金猊內嫋嫋的香煙噴……”
許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擻”特別好，搖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
許茹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職，是經理查阜西的秘書。查先生有時也來參加同期，他不唱曲子，是來試吹他所創製的十二平均律的無縫鋼管的笛子的（查先生是“國民政府”的官員，但是雅善音樂，除了研究曲律，還搜集琴譜，解放後曾任中國音協副主席）。許茹香，同期的日子他是不會記錯的，因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歐底趙麵的館閣體小楷親筆書寫的。許茹香是個戲簍子，什麽戲都會唱，包括《花判》（《牡丹亭》）這樣的專業演員都不會的戲。他上了歲數，吹笛子氣不夠，就帶了一支“老人笛”，吹著玩玩。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老人。他做過很多事，走過很多地方，會說好幾種地方的話。有一次說了一個小笑話。有四個人，蘇州人、紹興人、寧波人、揚州人，一同到一個廟裏，看到四大金剛，蘇州人、紹興人、寧波人各人說了幾句話，都有地方特點。輪到揚州人，揚州人賦詩一首：
四大金剛不出奇，
裏頭是草外頭是泥。
你不要誇你個子大，
你敢跟我洗澡去！
揚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讀“ki”，正是揚州口音。
同期隻供茶水。偶在拍曲後亦作小聚。大館子吃不起，隻能吃花不了多少錢的小館。是“打平夥”，——北京人謂之“吃公墩”，各人自己出錢。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開的小館，賣餡兒餅、大米粥，我們去吃了幾次。吃完了結賬，掌櫃的還在低頭扒算盤，許寶騄先生已經把錢斂齊了交到櫃上。掌櫃的詫異：怎麽算得那麽快？他不知道算賬的是一位數論專家，這點小九九還在話下麽？
參加同期、曲會的，多半生活清貧，然而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複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旋渦中的砥柱。他們中不少人對文化、科學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安貧樂道，恬淡衝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這個傳統應該得到繼承，得到扶植發揚。
審如此，則曲社同期無可非議。晚翠園是可懷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