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德齋
天王寺是高郵八大寺之一。這寺裏曾藏過一幅吳道子畫的觀音。這是可信的。清李必恒還曾賦長詩題詠，看詩意，此人是見過這幅畫的。天王寺始建於宋淳熙年，明代為倭寇焚毀（我的家鄉還鬧過倭寇，以前我不知道），清初重建。這幅畫想是宋代傳下來的。據說有一個當地方官的要去看看，從此即不知下落，這不知是什麽年間的事（一說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於揚州）。反正，這幅畫後來沒有了。
天王寺在臭河邊。“臭河邊”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帶屬於“後街”的地方都叫臭河邊。有一條河，卻不叫“臭河”，我到現在還沒有考察出來應該叫什麽河，這一帶的居民則簡單地稱之曰“河”。天王寺瀕河，山門（寺廟的山門都是朝南的）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飾，顯得暗舊。寺裏僧眾頗多，我們家凡做佛事，都是到天王寺去請和尚。但是寺裏香火不盛，很幽靜。我父親曾於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閑談，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條雞冠蛇，他三步躥上台階，才沒被咬著。雞冠蛇即眼鏡蛇，有劇毒，蛇不能上台階，父親才能逃脫，未被追上。寺廟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說明人跡稀少矣。
天王寺常常駐兵。我的小說《陳小手》裏寫的“天王廟”，即天王寺。駐在寺裏的兵一般都很守規矩，並不騷擾百姓。我曾見一個兵半躺在探到水麵上的歪脖柳樹上吹簫，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畫境。
我是三天兩頭要到天王寺的，從我讀的小學放學回家，倘不走正街（東大街），走後街，天王寺是必經的。我去看“燒房子”。我們那裏有這樣的風俗，給死去親人燒房子。房子是到紙紮店定製的，當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進去。有廳，有室，有花園，花園裏有花，廳堂裏有桌有椅，有自鳴鍾，有水煙袋！燒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門（天王寺有個旁門，朝西）邊的空地上。和尚敲動法器，念一通經，然後由親屬舉火燒掉（房子下麵都鋪了稻草，一點就著）。或者什麽也沒得看，就從旁門進去，“隨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裏涼颼颼的，夏天，躺在青石上，窨人。
天王寺附近住過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叫靳德齋。這人是個練武的。江湖上流傳兩句話：“打遍天下無敵手，謹防高郵靳德齋。”說是，有一個外地練武的，不服，遠道來找靳德齋較量。靳德齋不在家，鄰居說他打醬油醋去了。這人就在竺家巷（出竺家巷不遠即是天王寺，我的繼母和異母弟妹現在還住在竺家巷）一家茶館裏等他。有人指給他：這就是靳德齋。這人一看，靳德齋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醬油，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醋，快走如飛，但是碗裏的醬油、醋卻紋絲不動。這人當時就離開高郵，搭船走了。
靳德齋練的這叫什麽功？兩手各持醬油醋碗，行走如飛，醬油醋不動，這可能麽？不過用這種辦法來表現一個武師的功夫，卻是很別致的，這比揮刀舞劍，口中“嗨嗨”地亂喊，更富於想象。
我小時走過天王寺，看看那一帶的民居，總想：哪一處是靳德齋曾經住過的呢？
後於靳德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過的，有韓小辮。這人是教過我祖父的拳術的。清代的讀書人，除了讀聖賢書之外，大都還要學兩樣東西，一是學佛，一是學武，這是一時風氣。據我父親說，祖父年輕時腿腳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鄉“看青”（看青即看作物的長勢），夜間遇到一個糞坑。我們那裏鄉下的糞坑，多在路側，坑滿，與地平，上結薄殼，夜間不辨其為坑為地。他左腳踏上，知是糞坑，右腳使勁一躍，即越過糞坑。想一想，於瞬息之間，轉換身體的重心，盡力一躍，倘無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韓小辮的一點傳授的。韓小辮的一家都是練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張板凳放倒，板凳的兩條腿著地，兩條腿翹著，她站在翹起的板凳腳上，作騎馬蹲襠勢，以一塊方石置於膝上，用毛筆大書“天下太平”四字，然後推石一躍而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何況她是小腳。夫人如此，韓小辮功夫可知。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不知是他親見，還是得諸傳聞。我父親年輕時學過武藝，想不妄語。
張仲陶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隻有他一個人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隻金戒指，懷疑是女傭偷了。這女傭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時就不大相信，算卦怎麽能算得這樣準，怎麽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裏炒米壇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故鄉的食物》這幾段主要是記炒米的，隻是連帶涉及張先生。我對張先生所知道也大概隻是這一些。但可補充一點材料。
我從張先生讀《項羽本紀》，似在我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算起來大概是虛歲十二歲即實足年齡十歲半的時候。我是怎麽從張先生讀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親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館裏喝茶，吃幹絲、點心）的時候，聽見張先生談到《史記》如何如何好，《項羽本紀》寫得怎樣怎樣生動，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領到張先生家去了。我們縣裏那時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經書外，讀集部書的較多，讀子史者少。張先生耽於讀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麵前放一本《史記》，他麵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隻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項羽本紀》，我以後再也沒有跟張先生學過什麽。他大概早就不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汪曾祺的學生了。張先生如果活著，大概有一百歲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會活到這時候的。
張先生原來身體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駝，除了朗讀《史記》時外，他的語聲是低啞的。
他的夫人是一個微胖的強壯的婦人，看起來很能幹，張家的那點薄薄的田產，都是由她經管的。張仲陶諸事不問，而且還抽一點鴉片煙，其受夫人轄製，是很自然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也感覺得出來，張先生有些懼內。
張先生請我父親刻過一塊圖章。這塊圖章很好，魚腦凍，隻是很小，高約四分，長方形。我父親給他刻了兩個字，陽文：中匋。刻得很好。這兩個字很好安排。他後來還請我父親刻了兩方壽山石的圖章，一刻陽文，一刻陰文，文曰：“珠湖野人”“天涯浪跡”。原來有人攛掇他出去闖闖，以卜卦為生，圖章是準備印在卦象釋解上的。事情未果，他並未出門浪跡，還是在家裏糗（qiu）著。
最近幾年，《易經》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從哲學角度的，有從史學角度的，有從社會學角度的，有從數學角度的。我於《易經》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主要還是一部占卜之書。我對張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壇蓋子上那一卦表示懷疑，是覺得這是迷信。現在想想，也許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學的心得寫出來，包括他的那些卦例，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是，寫書，張仲陶大概想也沒有想過。小說《歲寒三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親的畫稿後，拍著畫案說：“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於蓬牖之中，聲名不出於裏巷，悲哉！
悲哉！”張仲陶不也是這樣的人麽？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邊的北岸，也就是臭河邊的盡頭，過此即為螺螄壩，不屬臭河邊了。她家很好認，四邊不挨人家，遠遠地就能看見。東邊是一家米廠，整天聽見碾米機煙筒“砰砰”的聲音。西邊是她們家的菜園。菜園西邊是一條路，由東街抄近到北門進城的人多走這條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園，是別人家的。房是草頂碎磚的房，但是很寬敞，有堂屋，有臥室，有廂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是個極其老實的人，整天不說一句話，隻是在東廂房裏帶著兩個徒弟低著頭不停地縫。兒子種菜。所種似隻青菜一種。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可以看見薛大娘的兒子用一個長柄的水舀子澆水，澆糞，水、糞扇麵似的灑開，因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擔來，人也勤快，菜長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園就顯得有點荒穢不治。薛大娘賣菜。每天早起，兒子砍得滿滿兩筐菜，在河裏浸一會兒，薛大娘就挑起來上街，“鮮魚水菜”，浸水，不隻是為了上分量，也是為了鮮靈好看。我們那裏的菜筐是扁圓的淺筐，但兩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來若無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藥店的廊簷下，不到一個時辰，就賣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兒子都那樣大了嘛，但不顯老。她身高腰直，處處顯得很健康。她穿的雖然是粗藍布衣褲，但總是十分幹淨利索。她上市賣菜，赤腳穿草鞋，鞋、腳，都很幹淨。她當然是不打扮的，但是頭梳得很光，臉洗得清清爽爽，雙眼有光，扶著扁擔一站，有一股英氣，“英氣”這個詞用之於一個賣菜婦女身上，似乎不怎麽合適，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賣菜，偶爾還幹另外一種營生，拉皮條，就是《水滸傳》所說的“馬泊六”。東大街有一些年輕女傭，和薛大娘很熟，有的叫她幹媽。這些女傭都是發育到了最好的時候，一個一個亞賽鮮桃。街前街後，有一些後生家，有的還沒成親，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邊，油頭粉麵，在街上一走，看到這些女傭，饞貓似的，有時一個後生看中了一個女傭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說：“等我問問。”因為彼此都見過，眉語目成，大都是答應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廂房裏，然後悄悄把女的引來，關了房門，讓他們成其好事。
我們家一個女傭，就是由於薛大娘的撮合，和一個叫龔長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為地主料理田畝收租事務的，歡會了幾次，懷上了孩子。後來是由薛大娘弄了藥來，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沒想到別人對她有什麽議論。她認為：一個有心，一個有意，我在當中搭一把手，這有什麽不好？
保安堂藥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裏學徒的叫他蒲三爺，外人叫他蒲先生。這藥店有一個規矩：每年給店中的“同事”（店員）輪流放一個月假，回去與老婆團圓（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裏，每年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蒲三爺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歲出頭，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瀟灑（瀟灑用於一個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適），薛大娘給他拉攏了一個女的，這個女的不是別人，是薛大娘自己。薛大娘很喜歡蒲三，看見他就眉開眼笑，誰都看得出來，她一點也不掩飾。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當地說：“下半天到我家來。我讓你……”
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覺得他幹熬了十一個月，我讓他快活快活，這有什麽不對？
薛大娘的道德觀念和大戶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天王寺是高郵八大寺之一。這寺裏曾藏過一幅吳道子畫的觀音。這是可信的。清李必恒還曾賦長詩題詠，看詩意，此人是見過這幅畫的。天王寺始建於宋淳熙年，明代為倭寇焚毀（我的家鄉還鬧過倭寇，以前我不知道），清初重建。這幅畫想是宋代傳下來的。據說有一個當地方官的要去看看，從此即不知下落，這不知是什麽年間的事（一說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於揚州）。反正，這幅畫後來沒有了。
天王寺在臭河邊。“臭河邊”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帶屬於“後街”的地方都叫臭河邊。有一條河，卻不叫“臭河”，我到現在還沒有考察出來應該叫什麽河，這一帶的居民則簡單地稱之曰“河”。天王寺瀕河，山門（寺廟的山門都是朝南的）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飾，顯得暗舊。寺裏僧眾頗多，我們家凡做佛事，都是到天王寺去請和尚。但是寺裏香火不盛，很幽靜。我父親曾於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閑談，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條雞冠蛇，他三步躥上台階，才沒被咬著。雞冠蛇即眼鏡蛇，有劇毒，蛇不能上台階，父親才能逃脫，未被追上。寺廟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說明人跡稀少矣。
天王寺常常駐兵。我的小說《陳小手》裏寫的“天王廟”，即天王寺。駐在寺裏的兵一般都很守規矩，並不騷擾百姓。我曾見一個兵半躺在探到水麵上的歪脖柳樹上吹簫，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畫境。
我是三天兩頭要到天王寺的，從我讀的小學放學回家，倘不走正街（東大街），走後街，天王寺是必經的。我去看“燒房子”。我們那裏有這樣的風俗，給死去親人燒房子。房子是到紙紮店定製的，當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進去。有廳，有室，有花園，花園裏有花，廳堂裏有桌有椅，有自鳴鍾，有水煙袋！燒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門（天王寺有個旁門，朝西）邊的空地上。和尚敲動法器，念一通經，然後由親屬舉火燒掉（房子下麵都鋪了稻草，一點就著）。或者什麽也沒得看，就從旁門進去，“隨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裏涼颼颼的，夏天，躺在青石上，窨人。
天王寺附近住過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叫靳德齋。這人是個練武的。江湖上流傳兩句話：“打遍天下無敵手，謹防高郵靳德齋。”說是，有一個外地練武的，不服，遠道來找靳德齋較量。靳德齋不在家，鄰居說他打醬油醋去了。這人就在竺家巷（出竺家巷不遠即是天王寺，我的繼母和異母弟妹現在還住在竺家巷）一家茶館裏等他。有人指給他：這就是靳德齋。這人一看，靳德齋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醬油，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醋，快走如飛，但是碗裏的醬油、醋卻紋絲不動。這人當時就離開高郵，搭船走了。
靳德齋練的這叫什麽功？兩手各持醬油醋碗，行走如飛，醬油醋不動，這可能麽？不過用這種辦法來表現一個武師的功夫，卻是很別致的，這比揮刀舞劍，口中“嗨嗨”地亂喊，更富於想象。
我小時走過天王寺，看看那一帶的民居，總想：哪一處是靳德齋曾經住過的呢？
後於靳德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過的，有韓小辮。這人是教過我祖父的拳術的。清代的讀書人，除了讀聖賢書之外，大都還要學兩樣東西，一是學佛，一是學武，這是一時風氣。據我父親說，祖父年輕時腿腳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鄉“看青”（看青即看作物的長勢），夜間遇到一個糞坑。我們那裏鄉下的糞坑，多在路側，坑滿，與地平，上結薄殼，夜間不辨其為坑為地。他左腳踏上，知是糞坑，右腳使勁一躍，即越過糞坑。想一想，於瞬息之間，轉換身體的重心，盡力一躍，倘無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韓小辮的一點傳授的。韓小辮的一家都是練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張板凳放倒，板凳的兩條腿著地，兩條腿翹著，她站在翹起的板凳腳上，作騎馬蹲襠勢，以一塊方石置於膝上，用毛筆大書“天下太平”四字，然後推石一躍而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何況她是小腳。夫人如此，韓小辮功夫可知。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不知是他親見，還是得諸傳聞。我父親年輕時學過武藝，想不妄語。
張仲陶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隻有他一個人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隻金戒指，懷疑是女傭偷了。這女傭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時就不大相信，算卦怎麽能算得這樣準，怎麽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裏炒米壇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故鄉的食物》這幾段主要是記炒米的，隻是連帶涉及張先生。我對張先生所知道也大概隻是這一些。但可補充一點材料。
我從張先生讀《項羽本紀》，似在我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算起來大概是虛歲十二歲即實足年齡十歲半的時候。我是怎麽從張先生讀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親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館裏喝茶，吃幹絲、點心）的時候，聽見張先生談到《史記》如何如何好，《項羽本紀》寫得怎樣怎樣生動，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領到張先生家去了。我們縣裏那時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經書外，讀集部書的較多，讀子史者少。張先生耽於讀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麵前放一本《史記》，他麵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隻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項羽本紀》，我以後再也沒有跟張先生學過什麽。他大概早就不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汪曾祺的學生了。張先生如果活著，大概有一百歲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會活到這時候的。
張先生原來身體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駝，除了朗讀《史記》時外，他的語聲是低啞的。
他的夫人是一個微胖的強壯的婦人，看起來很能幹，張家的那點薄薄的田產，都是由她經管的。張仲陶諸事不問，而且還抽一點鴉片煙，其受夫人轄製，是很自然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也感覺得出來，張先生有些懼內。
張先生請我父親刻過一塊圖章。這塊圖章很好，魚腦凍，隻是很小，高約四分，長方形。我父親給他刻了兩個字，陽文：中匋。刻得很好。這兩個字很好安排。他後來還請我父親刻了兩方壽山石的圖章，一刻陽文，一刻陰文，文曰：“珠湖野人”“天涯浪跡”。原來有人攛掇他出去闖闖，以卜卦為生，圖章是準備印在卦象釋解上的。事情未果，他並未出門浪跡，還是在家裏糗（qiu）著。
最近幾年，《易經》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從哲學角度的，有從史學角度的，有從社會學角度的，有從數學角度的。我於《易經》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主要還是一部占卜之書。我對張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壇蓋子上那一卦表示懷疑，是覺得這是迷信。現在想想，也許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學的心得寫出來，包括他的那些卦例，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是，寫書，張仲陶大概想也沒有想過。小說《歲寒三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親的畫稿後，拍著畫案說：“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於蓬牖之中，聲名不出於裏巷，悲哉！
悲哉！”張仲陶不也是這樣的人麽？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邊的北岸，也就是臭河邊的盡頭，過此即為螺螄壩，不屬臭河邊了。她家很好認，四邊不挨人家，遠遠地就能看見。東邊是一家米廠，整天聽見碾米機煙筒“砰砰”的聲音。西邊是她們家的菜園。菜園西邊是一條路，由東街抄近到北門進城的人多走這條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園，是別人家的。房是草頂碎磚的房，但是很寬敞，有堂屋，有臥室，有廂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是個極其老實的人，整天不說一句話，隻是在東廂房裏帶著兩個徒弟低著頭不停地縫。兒子種菜。所種似隻青菜一種。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可以看見薛大娘的兒子用一個長柄的水舀子澆水，澆糞，水、糞扇麵似的灑開，因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擔來，人也勤快，菜長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園就顯得有點荒穢不治。薛大娘賣菜。每天早起，兒子砍得滿滿兩筐菜，在河裏浸一會兒，薛大娘就挑起來上街，“鮮魚水菜”，浸水，不隻是為了上分量，也是為了鮮靈好看。我們那裏的菜筐是扁圓的淺筐，但兩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來若無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藥店的廊簷下，不到一個時辰，就賣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兒子都那樣大了嘛，但不顯老。她身高腰直，處處顯得很健康。她穿的雖然是粗藍布衣褲，但總是十分幹淨利索。她上市賣菜，赤腳穿草鞋，鞋、腳，都很幹淨。她當然是不打扮的，但是頭梳得很光，臉洗得清清爽爽，雙眼有光，扶著扁擔一站，有一股英氣，“英氣”這個詞用之於一個賣菜婦女身上，似乎不怎麽合適，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賣菜，偶爾還幹另外一種營生，拉皮條，就是《水滸傳》所說的“馬泊六”。東大街有一些年輕女傭，和薛大娘很熟，有的叫她幹媽。這些女傭都是發育到了最好的時候，一個一個亞賽鮮桃。街前街後，有一些後生家，有的還沒成親，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邊，油頭粉麵，在街上一走，看到這些女傭，饞貓似的，有時一個後生看中了一個女傭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說：“等我問問。”因為彼此都見過，眉語目成，大都是答應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廂房裏，然後悄悄把女的引來，關了房門，讓他們成其好事。
我們家一個女傭，就是由於薛大娘的撮合，和一個叫龔長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為地主料理田畝收租事務的，歡會了幾次，懷上了孩子。後來是由薛大娘弄了藥來，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沒想到別人對她有什麽議論。她認為：一個有心，一個有意，我在當中搭一把手，這有什麽不好？
保安堂藥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裏學徒的叫他蒲三爺，外人叫他蒲先生。這藥店有一個規矩：每年給店中的“同事”（店員）輪流放一個月假，回去與老婆團圓（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裏，每年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蒲三爺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歲出頭，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瀟灑（瀟灑用於一個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適），薛大娘給他拉攏了一個女的，這個女的不是別人，是薛大娘自己。薛大娘很喜歡蒲三，看見他就眉開眼笑，誰都看得出來，她一點也不掩飾。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當地說：“下半天到我家來。我讓你……”
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覺得他幹熬了十一個月，我讓他快活快活，這有什麽不對？
薛大娘的道德觀念和大戶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