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麽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
金嶽霖先生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嶽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麵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寫進去，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渾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麽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麵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linguodaisperpenticrtothe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麽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麽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麽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課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隻有幾個人。學生裏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麽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隻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麽。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麽《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裏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係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麽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麽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裏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餘還有什麽，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才子趙樹理
趙樹理是個高個子，長臉，眉眼也細長。看人看事，常常微笑。
他是個農村才子。有時趕集，他一個人能唱一台戲。口念鑼鼓，拉過門，走身段，夾白帶做還誤不了唱。他是長治人，唱的當然是上黨梆子。他在單位晚會上曾表演過。下班後他常一個人坐在傳達室裏，用兩個指頭當鼓箭，敲打鑼鼓，如醉如癡，非常“投入”。嚴文井說趙樹理五音不全。其實趙樹理的音準是好的，恐怕倒是嚴文井有點五音不全，聽不準。不過他的高亢的上黨腔實在有點吃他不消！他愛“起霸”，也是摣手舞腳，看過北京的武生起霸，再看趙樹理的，覺得有點像螳螂。
他能彈三弦，不常彈。他會刻圖章，我沒有見過。他的字寫得很好，是我見過的作家字裏最好的，他的散文《寫金字》寫的大概是他自己的真事。字是歐字底子，結體稍長，字如其人。
他的稿子非常幹淨，極少塗改。他寫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見過他的底稿，隻是一些人物名姓，東一個西一個，姓名之間牽出一些細線，這便是原稿了。考慮成熟，一口嗬成。趙樹理衣著不講究，但對寫稿有潔癖。他痛恨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時期有些人愛寫“妳”字，這是一種時髦），說：“當麵說話，第二人稱，為什麽要分性別？——‘妳’也不讀‘你’！”他在一篇稿子的頁邊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對同誌請注意，文內所有‘你’字，一律不準改為‘妳’，否則要負法律責任。”這篇稿子是經我手發的，故記得很清楚。
趙樹理是《說說唱唱》副主編，實際上是執行主編。他是負責發稿的。有時沒有好稿，稿發不出，他就從編輯部抱了一堆被審掉的稿子回屋裏去看，不好，就丟在一邊，弄得一地都是廢稿。有時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說這種編輯方法是“絕處逢生”。陳登科的《活人塘》就是這樣發現的，這篇作品能夠發表也真有些偶然，因為稿子有許多空缺的字和陳登科自造的字，有一個字，大家都猜不出，後來是康濯猜出來了，是“趴”，馬沒有四條腿，可不是趴下了？寫信去問陳登科，果然！
有時實在沒有好稿，康濯就說：“老趙，你自己來一篇吧！”趙樹理關上門，寫出了一篇名著《登記》（即《羅漢錢》）。
趙樹理吃食很隨便，隨便看到路邊的一個小飯攤，坐下來就吃。後來是胡喬木同誌跟他說：“你這麽亂吃，不安全，也不衛生。”他才有點選擇。他愛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間壁一條胡同的餛飩攤上，來二三兩酒，一碟豬頭肉，吃兩個芝麻燒餅，喝一碗餛飩。他和老舍感情很好。每年老舍要在家裏請市文聯的幹部兩次客，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臘月二十三，老舍的生日。趙樹理必到，喝酒，劃拳。老趙劃拳與眾不同，兩隻手出拳，左右開弓，一會兒用左手，一會兒用右手。老舍摸不清老趙的拳路，常常敗北。
趙樹理很有幽默感。趙樹理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趙樹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他常常想到一點什麽事，獨自咕咕地笑起來，誰也不知道他笑的什麽。他愛給他的小說裏的人起外號：翻得高、糊塗塗（均見《三裏灣》）……他寫的散文中有一個國民黨小軍官愛訓話，訓話中愛用“所以”，而把“所以”連讀成為“水”，於是農民聽起來很奇怪：他幹嗎老說“水”呀？他寫的“催租吏”是為了“顯派”，戴了一副紅玻璃的眼鏡，眼鏡度數不對，他就這樣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農村的土路上走。
他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趙樹理的小說有其獨特的抒情詩意。他善於寫農村的愛情，農村的女性。她們都很美，小飛蛾（《登記》）是這樣，小芹（《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這些，當然有趙樹理自己對感情生活的憶念，是趙樹理的初戀感情的折射。但是趙樹理對愛情的態度是純真的，聖潔的。
xx市文聯有一個幹部xxx是一個一貫專搞男女關係的淫棍。他的亂搞簡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很注意保養，每天喝一大碗牛奶。看傳達室的老田在他的背後說：“你還喝牛奶，你每天吃一條牛也不頂？”xxx和一個女的胡搞，用趙樹理的大衣墊在下麵，把趙樹理的一件貂皮領子禮服呢麵的狐皮大衣也弄髒了。趙樹理氣極了，拿了這件大衣去找文聯副主席李伯釗，說：“這是怎麽回事！”事隔多日，老趙調回山西，大家送他出門，老趙和大家一一握手。xxx也來了，老趙趴在地下給xxx磕了一個頭，說：“xxx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聞一多先生上課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裏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隻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鬥，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雲南後，先在蒙自待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裏。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
西南聯大校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製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苟。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隻有兩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係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摁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傑、大曆十才子、《河嶽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係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裏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隻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係。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於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隻於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後，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隻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雲亦雲，隻抄書，無創見。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係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係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餘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麽，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製”）。一學期我隻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係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麽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麽幾個。問題是由什麽樣的人來教、用什麽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裏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作“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讚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麽”，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麽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麽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係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裏士多德怎麽說、福樓拜怎麽說、托爾斯泰怎麽說、高爾基怎麽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麽。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製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裏並未發揮罄盡的餘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隻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幹淨），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隻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麽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裏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麵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麽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部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裏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裏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隻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麽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裏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裏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誰借了什麽書，什麽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複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裏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麵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並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後麵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大胖女人為什麽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裏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後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隻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後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曆史的人，覺得並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後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製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歎，是對人的驚歎。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誌，著書老去為抒情”，是紀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裏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做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麵！”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裏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隻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誌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台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台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身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鬥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麽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裏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嶽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他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隻跳蚤，甚為得意。我們問金先生為什麽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麵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裏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金嶽霖先生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嶽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麵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寫進去，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渾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麽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麵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linguodaisperpenticrtothe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麽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麽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麽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課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隻有幾個人。學生裏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麽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隻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麽。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麽《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裏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係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麽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麽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裏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餘還有什麽，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才子趙樹理
趙樹理是個高個子，長臉，眉眼也細長。看人看事，常常微笑。
他是個農村才子。有時趕集，他一個人能唱一台戲。口念鑼鼓，拉過門，走身段，夾白帶做還誤不了唱。他是長治人，唱的當然是上黨梆子。他在單位晚會上曾表演過。下班後他常一個人坐在傳達室裏，用兩個指頭當鼓箭，敲打鑼鼓，如醉如癡，非常“投入”。嚴文井說趙樹理五音不全。其實趙樹理的音準是好的，恐怕倒是嚴文井有點五音不全，聽不準。不過他的高亢的上黨腔實在有點吃他不消！他愛“起霸”，也是摣手舞腳，看過北京的武生起霸，再看趙樹理的，覺得有點像螳螂。
他能彈三弦，不常彈。他會刻圖章，我沒有見過。他的字寫得很好，是我見過的作家字裏最好的，他的散文《寫金字》寫的大概是他自己的真事。字是歐字底子，結體稍長，字如其人。
他的稿子非常幹淨，極少塗改。他寫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見過他的底稿，隻是一些人物名姓，東一個西一個，姓名之間牽出一些細線，這便是原稿了。考慮成熟，一口嗬成。趙樹理衣著不講究，但對寫稿有潔癖。他痛恨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時期有些人愛寫“妳”字，這是一種時髦），說：“當麵說話，第二人稱，為什麽要分性別？——‘妳’也不讀‘你’！”他在一篇稿子的頁邊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對同誌請注意，文內所有‘你’字，一律不準改為‘妳’，否則要負法律責任。”這篇稿子是經我手發的，故記得很清楚。
趙樹理是《說說唱唱》副主編，實際上是執行主編。他是負責發稿的。有時沒有好稿，稿發不出，他就從編輯部抱了一堆被審掉的稿子回屋裏去看，不好，就丟在一邊，弄得一地都是廢稿。有時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說這種編輯方法是“絕處逢生”。陳登科的《活人塘》就是這樣發現的，這篇作品能夠發表也真有些偶然，因為稿子有許多空缺的字和陳登科自造的字，有一個字，大家都猜不出，後來是康濯猜出來了，是“趴”，馬沒有四條腿，可不是趴下了？寫信去問陳登科，果然！
有時實在沒有好稿，康濯就說：“老趙，你自己來一篇吧！”趙樹理關上門，寫出了一篇名著《登記》（即《羅漢錢》）。
趙樹理吃食很隨便，隨便看到路邊的一個小飯攤，坐下來就吃。後來是胡喬木同誌跟他說：“你這麽亂吃，不安全，也不衛生。”他才有點選擇。他愛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間壁一條胡同的餛飩攤上，來二三兩酒，一碟豬頭肉，吃兩個芝麻燒餅，喝一碗餛飩。他和老舍感情很好。每年老舍要在家裏請市文聯的幹部兩次客，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臘月二十三，老舍的生日。趙樹理必到，喝酒，劃拳。老趙劃拳與眾不同，兩隻手出拳，左右開弓，一會兒用左手，一會兒用右手。老舍摸不清老趙的拳路，常常敗北。
趙樹理很有幽默感。趙樹理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趙樹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他常常想到一點什麽事，獨自咕咕地笑起來，誰也不知道他笑的什麽。他愛給他的小說裏的人起外號：翻得高、糊塗塗（均見《三裏灣》）……他寫的散文中有一個國民黨小軍官愛訓話，訓話中愛用“所以”，而把“所以”連讀成為“水”，於是農民聽起來很奇怪：他幹嗎老說“水”呀？他寫的“催租吏”是為了“顯派”，戴了一副紅玻璃的眼鏡，眼鏡度數不對，他就這樣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農村的土路上走。
他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趙樹理的小說有其獨特的抒情詩意。他善於寫農村的愛情，農村的女性。她們都很美，小飛蛾（《登記》）是這樣，小芹（《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這些，當然有趙樹理自己對感情生活的憶念，是趙樹理的初戀感情的折射。但是趙樹理對愛情的態度是純真的，聖潔的。
xx市文聯有一個幹部xxx是一個一貫專搞男女關係的淫棍。他的亂搞簡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很注意保養，每天喝一大碗牛奶。看傳達室的老田在他的背後說：“你還喝牛奶，你每天吃一條牛也不頂？”xxx和一個女的胡搞，用趙樹理的大衣墊在下麵，把趙樹理的一件貂皮領子禮服呢麵的狐皮大衣也弄髒了。趙樹理氣極了，拿了這件大衣去找文聯副主席李伯釗，說：“這是怎麽回事！”事隔多日，老趙調回山西，大家送他出門，老趙和大家一一握手。xxx也來了，老趙趴在地下給xxx磕了一個頭，說：“xxx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聞一多先生上課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裏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隻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鬥，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雲南後，先在蒙自待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裏。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
西南聯大校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製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苟。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隻有兩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係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摁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傑、大曆十才子、《河嶽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係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裏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隻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係。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於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隻於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後，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隻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雲亦雲，隻抄書，無創見。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係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係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餘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麽，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製”）。一學期我隻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係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麽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麽幾個。問題是由什麽樣的人來教、用什麽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裏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作“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讚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麽”，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麽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麽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係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裏士多德怎麽說、福樓拜怎麽說、托爾斯泰怎麽說、高爾基怎麽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麽。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製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裏並未發揮罄盡的餘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隻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幹淨），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隻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麽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裏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麵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麽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部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裏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裏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隻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麽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裏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裏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誰借了什麽書，什麽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複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裏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麵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並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後麵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大胖女人為什麽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裏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後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隻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後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曆史的人，覺得並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後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製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歎，是對人的驚歎。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誌，著書老去為抒情”，是紀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裏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做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麵！”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裏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隻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裏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誌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台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台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裏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身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鬥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麽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裏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嶽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他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隻跳蚤，甚為得意。我們問金先生為什麽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麵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裏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