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我的父親
我父親行三。我的祖母有時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陰曆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親那一輩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廣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畫時有時也題別號：亞癡、灌園生……他在南京讀過舊製中學。所謂舊製中學大概是十年一貫製的學堂。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還有“修身”什麽的。他為什麽沒有升學，我不知道。“舊製中學生”也算是功名。他的這個“功名”我在我的繼母的“銘旌”上見過，寫的是扁宋體的泥金字，所以記得。什麽是“銘旌”？看《紅樓夢》賈府辦秦可卿喪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囉嗦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他在足球校隊踢後衛。他是撐杆跳選手，曾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第一。他又是單杠選手。我還見過他在天王寺外邊駐軍所設置的單杠上表演過空中大回環兩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他練過武術，腿上帶過鐵砂袋。練過拳，練過刀、槍。我見他施展過一次武功，我初中畢業後，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輪船上，一個初來的偵緝隊以檢查為名勒索乘客的錢財。我父親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頭，從船上退過跳板，一屁股坐在碼頭上。我父親平常溫文爾雅，我還沒見過他動手打人，而且，真有兩下子！我父親會騎馬。南京馬場有一匹劣馬，咬人，沒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親偷偷解開韁繩，一騙腿騎了上去。一趟馬道子跑下來，這馬老實了。父親還會遊泳，水性很好。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學的。
從南京回來後，他玩過一段時間樂器。他到蘇州去了一趟，買回來好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板胡、揚琴，甚至還有大小嗩呐。嗩呐我從未見他吹過。這東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戲班子，一般玩樂器的人都不在家裏吹。一把大嗩呐，一把小嗩呐（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畫室櫃櫥的抽屜裏。我們孩子們有時翻出來玩，沒有哨子，吹不響，隻好把銅嘴含在嘴裏，自己嗚嗚作聲，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簫、一支笛子，都是少見的上品。洞簫簫管很細，外皮作殷紅色，很有年頭了。笛子不是纏絲塗了一節一節黑漆的，是整個笛管擦了荸薺紫漆的，比常見的笛子管粗。簫聲幽遠，笛聲圓潤。我這輩子吹過的簫笛無出其右者。這兩支簫笛不是從樂器店裏買的，是花了大價錢從私人手裏買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個理發店裏換了。他拿回的理發店的那麵琵琶又髒又舊、油裏咕嘰的。我問他為什麽要換了這麽一麵髒琵琶回來，他說：“這麵琵琶聲音好！”理發店用一麵舊琵琶換了他的幾乎是全新的琵琶，當然樂意。不論什麽樂器，他聽聽別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學會。他彈過一陣古琴，說：都說古琴很難，其實沒有什麽。我的一個遠房舅舅，有一把一個法國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親跟他借回來，鼓秋鼓秋，幾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來，據我父親說：樂器裏最難，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別看它隻有兩根弦，很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過於硬，馬尾多，滴的鬆香很厚，鬆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麵來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有時使勁拉一小段，我父親一看鬆香就知道我動過他的胡琴了。他後來不大擺弄別的樂器了，隻有胡琴是一直拉著的。
摒擋絲竹以後，父親大部分時間用於畫畫和刻圖章，他畫畫並無真正的師承，隻有幾個畫友。畫友中過從較密的是鐵橋，是一個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寫的小說《受戒》裏的石橋，就是以他為原型的。鐵橋曾在蘇州鄧尉山一個廟裏住過，他作畫有時下款題為“鄧尉山僧”。我父親第二次結婚，娶我的第一個繼母，新房裏就掛了鐵橋的一個條幅，泥金紙，上角畫了幾枝桃花，兩隻燕子，款題“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寫賀”。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的畫，我的父親可謂全無禁忌；這位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點“胡來”。這條畫的兩邊還配了我的一個舅舅寫的一副虎皮宣的對子：“蝶欲試花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我後來懂得對聯的意思了，覺得實在很不像話！鐵橋能畫，也能寫。他的字寫石鼓，畫法任伯年。根據我的印象，都是相當有功力的。我父親和鐵橋常來往，畫風卻沒有怎麽受他的影響。也畫過一陣工筆花卉。我們那裏的畫家有一種理論，畫畫要從工筆入手，也許是有道理的。揚州有一位專畫菊花的畫家，這位畫家畫菊按朵論價，每朵大洋一元。父親求他畫了一套菊譜，二尺見方的大冊頁。我有個姑太爺，也是畫畫的，說：“像他那樣的玩法，我們玩不起！”興化有一位畫家徐子兼，畫猴子，也畫工筆花卉。我父親也請他畫了一套冊頁。有一開畫的是罌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絢麗。一開是月季，題了兩行字：“春水蜜波為花寫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兩個品種，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裏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製。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布局平穩，缺少創意。
父親刻圖章，初宗浙派，清秀規矩。他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有幾方刻得不錯，但是過於著意，很拘謹。有“蘭帶”“折釘”，都是“做”出來的。有一方“草色入簾青”是雙鉤，我小時覺得很好看，稍大，即覺得纖巧小氣。《陋室銘》印譜隻是他初學刻印的成績。三十多歲後，漸漸豪放，以治漢印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匋齋印存》，經常放在案頭。有時也刻浙派小印。我記得他給一個朋友張仲陶刻過一塊青田凍石小長方印，文曰“中匋”，實在漂亮。“中匋”兩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親的石頭是相當多的，他最心愛的是三塊田黃，我在小說《歲寒三友》中寫的靳彝甫的三塊田黃，實際上寫的是我父親的三塊圖章。
他蓋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這是朱砂裏最貴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片狀，製成印泥，鮮紅奪目。他說見過一些明朝畫，紙色已經灰暗，而印色鮮明不變。大劈砂蓋的圖章可以“隱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畫室的書櫥裏擺了一列裝在玻璃瓶裏的大劈砂和陳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調印色用的。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致。他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西洋紅很貴，齊白石作畫，有一個時期，如用西洋紅，是要加價的）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隻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絹糊的，他用藥店裏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約蜈蚣兩邊的雞毛——雞毛必須一樣重，否則上天就會打滾。他放這隻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線，是胡琴的老弦。我們那裏用老弦放風箏的，家父實為第一人（用老弦放風箏，風箏可以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子”）。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裏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壟間奔跑呼叫，其樂如何？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給我們糊養金鈴子的盒子。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合攏，接縫處用皮紙糨糊固定，再加兩道細蠟箋條，成了一隻船、一座小亭子、一個八角玲瓏玻璃球，裏麵養著金鈴子。隔著玻璃，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爬，吃切成小塊的梨，張開翅膀“叫”。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致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裏點了蠟燭，灑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親死後，父親給她糊了幾箱子衣裳，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不知從哪裏搜羅來各種顏色、砑出各種花樣的紙。聽我的大姑媽說，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樣，能分出灘羊、灰鼠。這些衣服我沒看見過，但他用剩的色紙，我見過。我們用來折“手工”。有一種紙，銀灰色，正像當時時興的“摹本緞子”。
我父親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民國二十年（1931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齊胸的水出去，手裏橫執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小說《釣魚的醫生》裏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裏係了鐵鏈，讓幾個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裏係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裏，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義賑會”發來的麵餅（一種很厚的麵餅，山東人叫“鍋盔”）。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裏，我記得很清楚。
父親後來以為人醫眼為職業。眼科是汪家祖傳。我的祖父、大伯父都會看眼科。我不知道父親懂眼科醫道。我十九歲離開家鄉，離鄉之前，我沒見過他給人看眼睛。去年回鄉，我的妹婿給我看了一冊父親手抄的眼科醫書，字很工整，是他年輕時抄的。那麽，他是在眼科上下過功夫的。聽說他的醫術還挺不錯。有一鄰居的孩子得了眼疾，雙眼腫得像桃子，眼球紅得像大紅緞子。父親看過，說不要緊。他叫孩子的父親到陰城（一片亂葬墳場，很大，很野，據說韓世忠在這裏打過仗）去捉兩個大田螺來。父親在田螺裏倒進兩管鵝翎眼藥，兩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過了一會兒田螺殼裂了。據那個孩子說，他睜開眼，看見天是綠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沒有再犯過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醫書上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孩子”現在還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是個理發師傅。去年我回家鄉，從他的理發店門前經過，那天，他又把我父親給他治眼的經過，向我的妹婿詳細地敘述了一次。這位理發師傅希望我給他的理發店寫一塊招牌。當時我很忙，沒有來得及給他寫。我會給他寫的。一兩天就寫了托人帶去。
我父親配製過一次眼藥。這個配方現在還在，但是沒有人配得起，要幾十種貴重的藥，包括冰片、麝香、熊膽、珍珠……珍珠要是人戴過的。父親把祖母帽子上的幾顆大珠子要了去。聽我的第二個繼母說，他製藥極其虔誠，三天前就洗了澡（“齋戒沐浴”），一個人住在花園裏，把三道門都關了，誰也不讓去。
父親很喜歡我。我母親死後，他帶著我睡。他說我半夜醒來就笑。那時我三歲（實年）。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著我去的。住在一個茶莊的棧房裏，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支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時，他還在信封裏用玻璃紙包了一小包“蝦鬆”寄給我過。我父親很會做菜，而且能別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這時候哪裏去找螃蟹？父親就用瓜魚（即水仙魚）給他偽造了一盤螃蟹，據說吃起來跟真螃蟹一樣。“蝦鬆”是河蝦剁成米粒大小，摻以小醬瓜丁，入溫油炸透。我也吃過別人做的“蝦鬆”，都比不上我父親的手藝。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幹，我夢裏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麽會摻和進來了。
我的母親
我父親結過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楊。我不知道她的學名。楊家不論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親那一輩“遵”字排行，我母親應該叫楊遵什麽。前年我寫信問我的姐姐，我們的母親叫什麽。姐姐回信說：叫“強四”。我覺得很奇怪，怎麽叫這麽個名呢？是小名嗎？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親不是行四。一個人怎麽會連自己母親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為我母親活著的時候我太小了。
我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故去了。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後即移住在一個叫“小房”的房間裏，她也不讓人把我抱去看她。我隻記得我父親用一個煤油箱自製了一個爐子。煤油箱橫放著，有兩個火口，可以同時為母親熬粥，熬參湯、燕窩，另外還記得我父親雇了一隻船陪她到淮城去就醫，我是隨船去的。還記得小船中途停泊時，父親在船頭釣魚，我記得船艙裏掛了好多大頭菜。我一直記得大頭菜的氣味。
我隻能從母親的畫像看看她。據我的大姑媽說，這張像畫得很像。畫像上的母親很瘦，眉尖微蹙。樣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
我母親是讀過書的。她病倒之前每天還寫一張大字。我曾在我父親的畫室裏找出一摞母親寫的大字，字寫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鄉，見著一個老鄰居，她記得我母親，看見過我母親在花園裏看花——這家鄰居和我們家的花園隻隔一堵短牆。我母親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過來過來，給你一朵花戴。”我於是好像看見母親在花園裏看花，並且覺得她對鄰居很和善。這位“小新娘子”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了！
我還記得我母親愛吃京冬菜。這東西我們家鄉是沒有的，是托做京官的親戚帶回來的，裝在陶製的罐子裏。
我母親死後，她養病的那間“小房”鎖了起來，裏麵堆放著她生前用的東西，全部嫁妝——“摞櫥”、皮箱和銅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繼母有時開鎖進去，取一兩樣東西，我跟著進去看過。“小房”外麵有一個小天井，靠南有一個秋葉形的小花台。花台上開了一些秋海棠。這些海棠自開自落，沒人管。花很伶仃，但是顏色很紅。
我的第一個繼母娘家姓張。她們家原來在張家莊住，是個鄉下財主。後來在城裏蓋了房子，才搬進城來。房子是全新的，新磚，新瓦，油漆的顏色也都很新。沒有什麽花木，卻有一片很大的桑園。我小時就覺得奇怪，又不養蠶，種那麽多桑樹做什麽？桑樹都長得很好，幹粗葉大，是湖桑。
我的繼母幼年喪母，她是跟姑媽長大的，姑媽家姓吳。繼母的姑媽年輕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掛著一塊匾，朱地金字：“鬆貞柏節”，下款是“大總統題”。這大總統不知是誰，是袁世凱，還是黎元洪？吳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張家的三間偏房。老姑奶奶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和子，一個叫小和子。兩個兒子都沒上學校，念了幾年私塾，專學珠算。同年齡的少年學“雞兔同籠”，他們卻每天打“歸除”“斤求兩，兩求斤”。他們是準備到錢莊去學生意的。
我的繼母歸寧，也到她的繼母屋裏坐坐，但大部分時間都在這三間偏房裏和姑媽在一起。我父親到老丈人那邊應酬應酬，說些淡話，也都在“這邊”陪姑媽閑聊。直到“那邊”來請坐席了，才過去。
繼母身體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厲害，和我父親拜堂時是服用了一種進口的杏仁露壓住的。
她是長女，但是我的外公顯然並不鍾愛她。她的陪嫁妝奩是不豐的。她有時準備出門做客，才戴一點首飾。比較好的首飾是副翡翠耳環。有一次，她要帶我們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換了一件灰鼠的皮襖。我覺得她一定會冷。這樣的天氣，穿一件灰鼠皮襖怎麽行呢？然而她隻有一件皮襖。我忽然對我的繼母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我可憐她，也愛她。
後娘不好當。我的繼母進門就遇到一個局麵，“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個孩子：我姐姐，我，還有一個妹妹。這對於“後娘”當然會是沉重的負擔。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還有一些親戚鄰居，她們都拿眼睛看著，拿耳朵聽著。
也許我和娘（我們都叫繼母為娘）有緣，娘很喜歡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飯才回來。張家總是叫了兩輛黃包車，姐姐和妹妹坐一輛，娘摟著我坐一輛。張家有個規矩（這規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給孩子手裏拿兩根點著了的安息香。我於是拿著兩根安息香，偎在娘懷裏。黃包車慢慢地走著。兩旁人家、店鋪的影子向後移動著，我有點迷糊。聞著安息香的香味，我覺得很幸福。
小學一年級時，冬天，有一天放學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褲子裏了（我記得我拉的屎是熱騰騰的）。我兜著一褲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繼母一聞，二話沒說，趕緊燒水，給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幹淨了，讓我圍著棉被坐著。接著就給我洗襯褲刷棉褲。她不但沒有說我一句，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我妹妹長了頭虱，娘煎了草藥給她洗頭，用篦子給她篦頭發。張氏娘認識字，念過《女兒經》。《女兒經》有幾個版本，她念過的那本，她從娘家帶了過來，我看過。裏麵有這樣的句子：“張家長，李家短，別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這一類道德規範做人的。她有時念經：《金剛經》《心經》《高王經》。她是為她的姑媽念的。
她做的飯菜有些是鄉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麵疙瘩與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覺得這樣的吃法很怪。
她死於肺病。
我的第二個繼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莊園有幾座大門，莊園外有壕溝吊橋。
我父親是到邵伯結的婚。那年我已經十七歲，讀高二了。父親寫信給我和姐姐，叫我們去參加他的婚禮。任家派一個長工推了一輛獨輪車到邵伯碼頭來接我們。我和姐姐一人坐一邊。我第一次坐這種獨輪車，覺得很有趣。
我已經很大了，任氏娘對我們很客氣，稱呼我是“大少爺”。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到昆明讀大學。一九八六年回鄉，這時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這時已經六十六歲，也不是什麽“少爺”了。
我對任氏娘很尊敬。因為她伴隨我的父親度過了漫長的很艱苦的滄桑歲月。
她今年八十六歲。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名嘉勳，字銘甫。他的本名我隻在名帖上見過。我們那裏有個風俗，大年初一，多數店鋪要把東家的名帖投到常有來往的別家店鋪。初一，店鋪是不開門的，都是天不亮由門縫裏插進去。名帖是前兩天由店鋪的“相公”（學生）在一張一張八寸長、五寸寬的大紅紙上用一個木頭戳子蘸了墨汁蓋上去的，楷書，字有核桃大。我有時也願意蓋幾張。蓋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我蓋一張，總要端詳一下那三個烏黑的歐體正字：汪嘉勳，好像對這三個字很有感情。
祖父中過拔貢，是前清末科，從那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沒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終身遺憾的。拔貢是要文章寫得好的。聽我父親說，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種章法叫做“夾鳳股”。我不知道是該叫“夾鳳”還是“夾縫”，當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種“夾”法。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斷，他就在家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是個創業的人。
我們家原是徽州人（據說全國姓汪的原來都是徽州人），遷居高郵，從我祖父往上數，才七代。祠堂裏的祖宗牌位沒有多少塊。高郵汪家上幾代功名似都不過舉人，所做的官也隻是“教諭”“訓導”之類的“學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坐過館，後來做“鹽票”虧了本。“鹽票”亦稱“鹽引”，是包給商人銷售官鹽的執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類的東西，我也弄不清做鹽票怎麽就會虧了，甚至把家產都賠盡了。聽我父親說，我們後來的家業是祖父幾乎赤手空拳地創出來的。
創業不外兩途：置田地，開店鋪。
祖父手裏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兩千多畝，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鄉。北鄉田瘦，有的隻能長草，謂之“草田”。年輕時他是親自管田的，常常下鄉。後來請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過問。我們那裏有一種人，專替大戶人家管田產，叫做“田禾先生”。看青（估產）、收租、完糧、丈地……這也是一套學問。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傳的。我們家的田禾先生姓龍，我們叫他龍先生。他給我留下頗深的印象，是因為他騎驢。我們那裏的驢一般都是牽磨用，極少用來乘騎。龍先生的家不在城裏，在五裏壩。他每逢進城辦事或到別的鄉下去，都是騎驢。他的驢拴在簷下，我愛喂它吃粽子葉。龍先生總是關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揀幹淨，說驢吃了會把腸子纏住。
祖父所開的店鋪主要是兩家藥店，一家萬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東大街。這兩家藥店過年貼的春聯是祖父自撰的。萬全堂是“萬花仙掌露，全樹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壽域”。祖父的藥店信譽很好，他堅持必須賣“地道藥材”。藥店一般倒都不賣假藥，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難識丸散”，連做藥店的內行都不能分辨這裏該用的貴重藥料，麝香、珍珠、冰片之類是不是上色足量。萬全堂的製藥的過道上掛著一副金字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並非虛語。我們縣裏有幾個門麵輝煌的大藥店，店裏的店員生了病，配方抓藥，都不在本店，叫家裏人到萬全堂抓。祖父並不到店問事，一切都交給“管事”（經理）。隻到每年臘月二十四，由兩位管事挾了總賬，到家裏來，向祖父報告一年營業情況。因為信譽好，盈利是有保證的。我常到兩處藥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幾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藥的加工過程，熟悉藥材的形狀、顏色、氣味。有時也參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藥，攤膏藥。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藥的店員）、“相公”（學生意未滿師的）跟我關係很好。他們對我有一個很親切的稱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這輩子沒有別人這樣稱呼過我。我的小說《異秉》寫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
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醫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藥，有一個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給人看了眼，開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子從黑柚子的窟窿摳出耳屎大一小塊，用紙包了交給病人，囑咐病人用清水化開，用燈草點在眼裏。這一球眼藥不知道有多少年頭了，據說很靈。祖父為人看眼病是不收錢也不受禮的。
中年以後，家道漸豐，但是祖父生活儉樸，自奉甚薄。他愛喝一點好茶，西湖龍井。飯食很簡單。他總是一個人吃，在堂屋一側放一張“馬杌”——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愛吃長魚（鱔魚）湯下麵。麵下在白湯裏，湯裏的長魚撈出來便是酒菜——他每頓用一個五彩釉畫公雞的茶盅喝一盅酒。沒有長魚，就用鹹鴨蛋下酒。一個鹹鴨蛋吃兩頓。上頓吃一半，把蛋殼上掏蛋黃蛋白的小口用一塊小紙封起來，下頓再吃。他的馬杌上從來沒有第二樣菜。喝了酒，常在房裏大聲背唐詩：“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汪銘甫的儉省，在我們縣是有名的。
但是他曾有一段時間舍得花錢買古董字畫。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銘文。難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們縣裏有錢人家辦喪事，六七開吊，常來借去在供桌上擺一天。有一個大霽紅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一九八六年我回鄉時，我的妹婿問我：“人家都說汪家有個大霽紅花瓶，是有過嗎？”我說：“有過！”我小時天天看見，放在“老爺櫃”（神案）上，不過我們並不覺得它有什麽名貴，和老爺櫃上的錫香爐燭台同等看待之。他有一個奇怪古董：渾天儀。不是陳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觀象台的那種大家夥，隻是一個直徑約四寸的銅的溜圓的圓球，上麵有許多星星，下麵有一個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條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細細地看過，沒有什麽好看。是明代禦造的。其珍貴處在一次一共隻造了幾個。祖父不知是從哪裏買來的。他還為此起了一個齋名“渾天儀室”，讓我父親刻了一塊長方形的圖章。他有幾張好畫。有四幅馬遠的小屏條。他曾為這四張畫親自到蘇州去，請有名的細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畫嵌在裏麵。對這四幅畫的真偽，我有點懷疑，畫的構圖頗滿，不像“馬一角”。但“年份”是很舊的。有一個高約八尺的絹地大中堂，畫的是“報喜圖”。一棵很大的柏樹，樹上有十多隻喜鵲，下麵臥著一頭豹子。作者是呂紀。我小時候不知呂紀是何許人，隻覺得畫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畫出來的，真虧他有那麽多工夫！這幾幅畫平常是不讓人見的，隻在他六十大壽時拿出來掛過。同時掛出來的字畫，我記得有鄭板橋的六尺大橫幅，紙本，畫的是蘭花；陳曼生的隸書對聯；汪琬的楷書對聯。我對汪琬的對子很有興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對子的紙，真好看，豆綠色的蠟箋。他有很多字帖，是一次從夏家買下來的。夏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號“十八鶴來堂夏家”（據說堂建成時有十八隻仙鶴飛來）。夏家的房屋極多而大，花園裏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稱“夏家花園”。後來敗落了，就出賣藏書字畫。祖父把幾箱字帖都買了。我小時候寫的《圭峰碑》《閑邪公家傳》，以及後來獎勵給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小字《麻姑仙壇》，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東西。祖父有兩件寶。一是一塊蕉葉白大端硯。據我父親說，顏色正如芭蕉葉的背麵，是夏之蓉的舊物。一是《雲麾將軍碑》，據說是個很早的拓本，海內無二。這兩樣東西祖父視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親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來。這兩件寶物，我都沒有看見過。解放後還在，現在不知下落。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麽回事。他是幼讀孔孟之書的，思想的基礎當然是儒家。他是學佛的，在教我讀《論語》的桌上有一函《南無妙法蓮華經》。他是印光法師的弟子。他屋裏的桌上放的兩部書，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另一部是《紅樓夢》！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訂了一份雜誌：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我的祖父本來是有點浪漫主義氣質，詩人氣質的，隻是因為所處的環境，使他的個性不可能得到發展。有一年，為了避亂，他和我父親這一房住在鄉下一個小廟裏，即我的小說《受戒》所寫的菩提庵裏，就住在小說所寫“一花一世界”那間小屋裏。這樣他就常常讓我陪他說說閑話。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說起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說得老淚縱橫。我沒怎麽聽明白，又不敢問個究竟。後來我問父親：“是有那麽一回事嗎？”父親說：“有！是一個什麽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為什麽要跟他的孫子說起他的豔遇，大概他的塵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覺得我的祖父是個人。
我的祖母是談人格的女兒。談人格是同光間本縣最有名的詩人，一縣人都叫他“談四太爺”。我的小說《徙》裏所寫的談甓漁就是參照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寫的。他的詩我在小說《故裏雜記·李三》的附注裏引用過一首《警火》。後來又讀了友人從舊縣誌裏抄出寄來的幾首。他的詩明白曉暢，是“元和體”，所寫多與治水、修壩、築堤有關，是“為事而發”，屬閑適一類者較少。看來他是一個關心世務的明白人，縣人所傳關於他的糊塗放誕的故事不怎麽可靠。
祖母是個很勤勞的人，一年四季不閑著。做醬。我們家吃的醬油都不到外麵去買。把醬豆瓣加水熬透，用一個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來，醬油就不斷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裏。這“醬油兜子”就掛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簷上。逢年過節，有客人，都是她親自下廚。她做的魚圓非常嫩。上墳祭祖的祭菜都是她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連枝藕”——藕得有五節，極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魚。糟魚燒肉，我小時候不愛吃那種味兒，現在想起來是很好吃的東西。醃鹹蛋。入冬，醃菜。醃“大鹹菜”，用一個能容五擔水的大缸醃“青菜”。我的家鄉原來沒有大白菜，隻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醃芥菜。醃“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醃，過年時開壇，色如淡金，辣味衝鼻，極香美。自離家鄉，我從來沒吃過這麽好吃的鹹菜。風雞——大公雞不去毛，揉入粗鹽，外包荷葉，懸之於通風處，約二十日即得，久則愈佳。除夕，要吃一頓“團圓飯”，祖父與兒孫同桌。團圓飯必有一道鴨羹湯，鴨丁與山藥丁、慈姑丁同煮。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頭一個起來，包“大圓子”，即湯團。我們家的大圓子特別“油”。圓子餡前十天就以洗沙豬油拌好，每天放在飯鍋頭蒸一次，油都“吃”進洗沙裏去了，煮出，咬破，滿嘴油。這樣的圓子我最多能吃四個。
祖母的針線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襪都是她縫製的。祖父六十歲時，祖母給他做了幾雙“挖雲子”的鞋——黑呢鞋麵上挖出“雲子”，內襯大紅薄呢裏子。這種鞋我隻在戲台上和古畫上見過。老太爺穿上，高興得像個孩子。祖母還會剪花樣。我的小說《受戒》寫小英子的媽趙大娘會剪花樣，這細節是從我祖母身上借去的。
祖母對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個“五更雞”（一種點油的極小的爐子）給他燉大棗。祖父想吃點甜的，又沒有牙，祖母就給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餅槌碾細，摻綿白糖，在一個針箍子（即頂針）裏壓成一個個小圓糖餅。
祖母是吃長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場大病，她在佛前許願，從此吃了長齋。她吃的菜離不了豆腐、麵筋、皮子（豆腐皮）……她的素菜裏最好吃的是香蕈餃子。香蕈（即冬菇）熬湯，薺菜餡包小餃子，油炸後傾入滾湯中，刺啦一聲。這道菜她一生中也沒有吃過幾次。
她沒有休息的時候。沒事時也總在撚麻線。一個牛拐骨，上麵有個小鐵鉤，續入麻絲後，用手一轉牛拐，就撚成了麻線。我不知道她撚那麽多麻線幹什麽，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時候讀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覺得我的祖母就是這樣的人。
祖母很喜歡我。夏天晚上，我們在天井裏乘涼，她有時會摸著黑走過來，躺在竹床上給我“說古話”（講故事）。有時她唱“偈”，聲音啞啞的：“觀音老母站橋頭……”這是我聽她唱過的唯一的“歌”。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鄉，我的妹妹、弟弟說我長得像祖母。他們拿出一張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兩腮，嘴，都像。我年輕時沒有人說過我像祖母。大概年輕時不像，現在，我老了，像了。
大蓮姐姐
大蓮姐姐可以說是我的保姆。她是我母親從娘家帶過來的。她在楊家伺候大小姐——我母親，到了我們家“帶”我。我們那裏把女傭都叫做“蓮子”，“大蓮子”“小蓮子”。伺候我的二伯母的女傭，有一個奇怪稱呼，叫“高腳牌大蓮子”。不知道怎麽會這樣稱呼，可能是她的腳背特別高。全家都叫我的保姆為“大蓮子”，隻有我叫她“大蓮姐姐”。
我小時候是個“慣寶寶”。怕我長不大，於是認了好幾個幹媽，在和尚廟、道士觀裏都記了名，我的法名叫“海鼇”。我還記得在我父親的臥室的一壁牆上貼著一張八寸高五寸寬的梅紅紙，當中一行字“三寶弟子求取法名海鼇”，兩邊各有一個字，一邊是“皈”，一邊是“依”。我大概是從這張記名紅紙上才認得這個“皈”字的。因為是“慣寶寶”，才有一個保姆專門“看”我。大蓮姐姐對我的姐姐和妹妹是不大管的，就管照看我一個人。
大蓮姐姐對我母親很有感情，對我的繼母就有一種敵意。繼母還沒有過門，嫁妝先發了過來，新房布置好了。她拍拍一張小八仙桌，對我的姐姐說：“這是紅木的，不是海梅的！”“海梅”別處不知叫什麽，在我們那裏是最貴重的木料。我母親的嫁妝就是海梅的。她還教我們唱：
小白菜呀
地裏黃呀……
我雖然很小，也覺得這不好。
大蓮姐姐對我是很好。我小時不好好吃飯，老是圍著桌子轉，她就圍著桌子追著喂我。不知要轉多少圈，才能把半碗飯喂完。
晚上，她帶著我睡。
我得了小腸疝氣，有時發作，就在床上叫：“大蓮姐姐，我疼。”她就熬了草藥，倒在一個痰盂裏，抱我坐在上麵熏。熏一會兒，墜下來的小腸就能收縮回去。她不知從哪裏學到一些偏方，都試過。煮了胡蘿卜，讓我吃。我天天吃胡蘿卜，弄得我到現在還不喜歡胡蘿卜的味兒。把雞蛋打勻了，用個秤錘燒紅了，放在雞蛋裏，刺啦一聲，雞蛋熟了。不放鹽，吃下去。真不好吃！
我上小學後，大蓮姐姐辭了事，離開我們家。她好像在別的人家做了幾年。後來，就不幫人了，住在臭河邊一個白衣庵裏。她信佛，聽我姐姐說，她受過戒。並未剃去頭發，隻在頭頂上剃了一塊，燒的戒疤也少，頭發長長了，攏上去，看不出來。她成了個“道婆子”。我們那裏有不少這種道婆子。她們每逢哪個廟的香期，就去“坐經”——席地坐著，一坐一天。不管什麽廟，是廟就“坐”。東嶽廟、城隍廟，本來都是道士住持，她們不管，一屁股坐下就念“南無阿彌陀佛”。我放學回家，路過白衣庵，她有時看著我走過，有時也叫我到她那裏去玩。白衣庵實在沒有什麽好“玩”的。這是一個小庵，殿上塑著十一尊白衣觀音。天井東西各有一間小屋，大蓮姐姐住東屋，西屋住的也是一個“帶發修行”的道婆子。
她後來又和同善社、“理教勸戒煙酒會”的一些人混在一起。我們那裏沒有一貫道。如果有，她一定也會入一貫道的。她是什麽都信的。
師恩母愛
——懷念王文英老師
五小（縣立第五小學）創立了我們縣的第一所幼兒園（當時叫做“幼稚園”），我是幼稚園第一屆的學生。幼稚園是新建的，什麽都是新的。新的瓦頂，新的磚牆，新的大窗戶，新的地板。地板是油漆過的，地板上用白漆漆了一個很大的圓圈。地板門窗發出很好聞的木料的香味。這是我們的教室。教室一邊是放玩具的安了玻璃窗的櫃櫥，一邊是一架風琴。教室門前是一片草坪。草坪一側是滑梯、蹺蹺板（當時叫做“軒輊板”，這名稱很文，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麽叫這樣的名稱）、沙坑。另一側有一根粗大的木柱，木柱有頂，中有鐵軸，可轉動。柱頂垂下七八根粗麻繩，小朋友手握麻繩，快走幾步，兩腳用力蹬地，兩腿蜷縮，人即騰起，圍著木柱而轉。這件體育器材叫做“巨人布”。我至今不明白這東西怎麽會叫這樣一個奇怪名字，而且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幼稚園，我們真正的樂園。
幼稚園也上下課。課業內容是唱歌、跳舞、遊戲。教我們唱歌遊戲的是王先生（那時沒有“阿姨”這種稱呼），名文英，最初學的是簡單的短歌：
拉鋸，送鋸，
你來，我去。
拉一把，推一把，
嘩啦嘩啦起風啦。
小小狗，快快走；
小小貓，快快跑。
後來學了帶一點情節性的表演唱。
母親要外出，囑咐孩子關好門，有人叫門，不要開。
狼來了，唱道：
小兔子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依次叫小兔子乖乖、小羊兒乖乖開門，它們都不開。最後叫小螃蟹：
小螃蟹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螃蟹答應：
就開就開我就開—
小螃蟹開了門，“啊嗚！”狼一口把它吃掉了。
合唱：
可憐小螃蟹，
從此不回來！
最後就能排演有歌有舞，有舞台動作的小歌劇《麻雀和小孩》了。
開頭是老麻雀教小麻雀學飛：
飛飛，飛飛，慢慢飛。
要上去就要把頭抬，
要下來尾巴擺一擺，
這個樣子飛到這裏來。
老麻雀出去尋食，老不回來。小孩上，問小麻雀：
小麻雀呀，
你的母親哪裏去了？
小麻雀答：
我的母親打食去了，
還不回來，
餓得真難受。
小孩把小麻雀接回去，給它喂食充饑。
老麻雀回來，發現女兒不見了，十分焦急，唱：
啊呀不好了，
女兒不見了！
焦焦，
女兒，
年紀小，
不會高飛上樹梢。
渺渺茫茫路遠山遙……
小孩把小麻雀送回來，老麻雀看見女兒，非常高興，問它是不是餓壞了。女兒說小孩人很好，給它喂了食：
小青蟲，小青豆，
吃了一個飽，
我的媽媽呀！
老麻雀感謝小孩。
全劇終。
劇情很簡單，音樂曲調也很簡單，但是感情卻很豐富，麻雀母女之情，小孩的善良仁愛，都在小朋友的心靈中留下深刻長久的影響。
所有的歌舞表演都是王文英先生一句一句地教會的。我們在表演時，王先生踏風琴伴奏。我至今聽到風琴聲音還是很感動。
我在五小畢業，後來又讀了初中、高中，人也大了，就很少到幼稚園去看看。十九歲離鄉，四方漂泊，一直沒有回去過。我一直沒有再見過王先生。她和我的初中的教國文的張道仁先生結了婚，我是以後才知道的。
一九八一年秋，我應邀回闊別多年的家鄉講學，帶了一點北京的果脯去看王先生和張先生，並給他們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詩。給王先生的一首不文不白，毫無雕飾。第二天，張先生帶著兩瓶酒到招待所來看我，我說哪有老師來看學生的道理，還帶了酒！張先生說，是王先生一定要他送來的。說王先生看了我的詩，哭了一晚上。這首詩全詩是：
“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歌聲猶在，耳邊徘徊。
念平生美育，
從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師恩母愛，
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
長壽無災。
張先生說，王先生對他說：“我教過那麽多學生，長大了，還沒有一個來看過我的！”王先生指著“師恩母愛，豈能忘懷”對張先生說：“他進幼稚園的時候還戴著他媽媽的孝！”我這才知道王先生為什麽對我特別關心，特別喜愛。張先生反複念了這兩句，連說：“師恩母愛！師恩母愛！”
王先生已經去世幾年了。我不知道她的準確的壽數，但總是八十以上了。
我覺得幼兒園的老師對小朋友都應該有這樣的“師恩母愛”。
一輩古人
靳德齋
天王寺是高郵八大寺之一。這寺裏曾藏過一幅吳道子畫的觀音。這是可信的。清李必恒還曾賦長詩題詠，看詩意，此人是見過這幅畫的。天王寺始建於宋淳熙年，明代為倭寇焚毀（我的家鄉還鬧過倭寇，以前我不知道），清初重建。這幅畫想是宋代傳下來的。據說有一個當地方官的要去看看，從此即不知下落，這不知是什麽年間的事（一說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於揚州）。反正，這幅畫後來沒有了。
天王寺在臭河邊。“臭河邊”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帶屬於“後街”的地方都叫臭河邊。有一條河，卻不叫“臭河”，我到現在還沒有考查出來應該叫什麽河，這一帶的居民則簡單地稱之曰“河”。天王寺瀕河，山門（寺廟的山門都是朝南的）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飾，顯得暗舊。寺裏僧眾頗多，我們家凡做佛事，都是到天王寺去請和尚。但是寺裏香火不盛，很幽靜。我父親曾於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閑談，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條雞冠蛇，他三步躥上台階，才沒被咬著。雞冠蛇即眼鏡蛇，有劇毒，蛇不能上台階，父親才能逃脫，未被追上。寺廟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說明人跡稀少矣。
天王寺常常駐兵。我的小說《陳小手》裏寫的“天王廟”，即天王寺。駐在寺裏的兵一般都很守規矩，並不騷擾百姓。我曾見一個兵半躺在探到水麵上的歪脖柳樹上吹簫，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畫境。
我是三天兩頭要到天王寺的，從我讀的小學放學回家，倘不走正街（東大街），走後街，天王寺是必經的。我去看“燒房子”。我們那裏有這樣的風俗，給死去親人燒房子。房子是到紙紮店定製的，當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進去。有廳，有室，有花園，花園裏有花，廳堂裏有桌有椅，有自鳴鍾，有水煙袋！燒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門（天王寺有個旁門，朝西）邊的空地上。和尚敲動法器，念一通經，然後由親屬舉火燒掉（房子下麵都鋪了稻草，一點就著）。或者什麽也沒得看，就從旁門進去，“隨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裏涼颼颼的，夏天，躺在青石上，窨人。
天王寺附近住過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叫靳德齋。這人是個練武的。江湖上流傳兩句話：“打遍天下無敵手，謹防高郵靳德齋。”說是，有一個外地練武的，不服，遠道來找靳德齋較量。靳德齋不在家，鄰居說他打醬油醋去了。這人就在竺家巷（出竺家巷不遠即是天王寺，我的繼母和異母弟妹現在還住在竺家巷）一家茶館裏等他。有人指給他：這就是靳德齋。這人一看，靳德齋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醬油，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醋，快走如飛，但是碗裏的醬油、醋卻紋絲不動。這人當時就離開高郵，搭船走了。
靳德齋練的這叫什麽功？兩手各持醬油醋碗，行走如飛，醬油醋不動，這可能嗎？不過用這種辦法來表現一個武師的功夫，卻是很別致的，這比揮刀舞劍，口中“嗨嗨”地亂喊，更富於想象。
我小時走過天王寺，看看那一帶的民居，總想：哪一處是靳德齋曾經住過的呢？
後於靳德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過的，有韓小辮。這人是教過我祖父的拳術的。清代的讀書人，除了讀聖賢書之外，大都還要學兩樣東西，一是學佛，一是學武，這是一時風氣。據我父親說，祖父年輕時腿腳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鄉“看青”（看青即看作物的長勢），夜間遇到一個糞坑。我們那裏鄉下的糞坑，多在路側，坑滿，與地平，上結薄殼，夜間不辨其為坑為地。他左腳踏上，知是糞坑，右腳使勁一躍，即越過糞坑。想一想，於瞬息之間，轉換身體的重心，盡力一躍，倘無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韓小辮的一點傳授的。韓小辮的一家都是練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張板凳放倒，板凳的兩條腿著地，兩條腿翹著，她站在翹起的板凳腳上，作騎馬蹲襠勢，以一塊方石置於膝上，用毛筆大書“天下太平”四字，然後推石一躍而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何況她是小腳。夫人如此，韓小辮功夫可知。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不知是他親見，還是得諸傳聞。我父親年輕時學過武藝，想不妄語。
張仲陶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隻有他一個人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隻金戒指，懷疑是女傭偷了。這女傭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時就不大相信，算卦怎麽能算得這樣準，怎麽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裏炒米壇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故鄉的食物》這幾段主要是記炒米的，隻是連帶涉及張先生。我對張先生所知道也大概隻是這一些。但可補充一點材料。
我從張先生讀《項羽本紀》，似在我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算起來大概是虛歲十二歲即實足年齡十歲半的時候。我是怎麽從張先生讀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親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館裏喝茶，吃幹絲、點心）的時候，聽見張先生談到《史記》如何如何好，《項羽本紀》寫得怎樣怎樣生動，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領到張先生家去了。我們縣裏那時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經書外，讀集部書的較多，讀子史者少。張先生耽於讀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麵前放一本《史記》，他麵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隻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項羽本紀》，我以後再也沒有跟張先生學過什麽。他大概早就不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汪曾祺的學生了。張先生如果活著，大概有一百歲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會活到這時候的。
張先生原來身體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駝，除了朗讀《史記》時外，他的語聲是低啞的。
他的夫人是一個微胖的強壯的婦人，看起來很能幹，張家的那點薄薄的田產，都是由她經管的。張仲陶諸事不問，而且還抽一點鴉片煙，其受夫人轄製，是很自然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也感覺得出來，張先生有些懼內。
張先生請我父親刻過一塊圖章。這塊圖章很好，魚腦凍，隻是很小，高約四分，長方形。我父親給他刻了兩個字，陽文：中匋。刻得很好。這兩個字很好安排。他後來還請我父親刻了兩方壽山石的圖章，一刻陽文，一刻陰文，文曰：“珠湖野人”“天涯浪跡”。原來有人攛掇他出去闖闖，以卜卦為生，圖章是準備印在卦象釋解上的。事情未果，他並未出門浪跡，還是在家裏糗（qiu）著。
最近幾年，《易經》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從哲學角度的，有從史學角度的，有從社會學角度的，有從數學角度的。我於《易經》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主要還是一部占卜之書。我對張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壇蓋子上那一卦表示懷疑，是覺得這是迷信。現在想想，也許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學的心得寫出來，包括他的那些卦例，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是，寫書，張仲陶大概想也沒有想過。小說《歲寒三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親的畫稿後，拍著畫案說：“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於蓬牖之中，聲名不出於裏巷，悲哉！悲哉！”張仲陶不也是這樣的人嗎？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邊的北岸，也就是臭河邊的盡頭，過此即為螺螄壩，不屬臭河邊了。她家很好認，四邊不挨人家，遠遠地就能看見。東邊是一家米廠，整天聽見碾米機煙筒砰砰的聲音。西邊是她們家的菜園。菜園西邊是一條路，由東街抄近到北門進城的人多走這條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園，是別人家的。房是草頂碎磚的房，但是很寬敞，有堂屋，有臥室，有廂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是個極其老實的人，整天不說一句話，隻是在東廂房裏帶著兩個徒弟低著頭不停地縫。兒子種菜。所種似隻青菜一種。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可以看見薛大娘的兒子用一個長柄的水舀子澆水，澆糞，水、糞扇麵似的灑開，因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擔來，人也勤快，菜長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園就顯得有點荒穢不治。薛大娘賣菜。每天早起，兒子砍得滿滿兩筐菜，在河裏浸一會兒，薛大娘就挑起來上街，“鮮魚水菜”，浸水，不止是為了上分量，也是為了鮮靈好看。我們那裏的菜筐是扁圓的淺筐，但兩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來若無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藥店的廊簷下，不到一個時辰，就賣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兒子都那樣大了嘛，但不顯老。她身高腰直，處處顯得很健康。她穿的雖然是粗藍布衣褲，但總是十分幹淨利索。她上市賣菜，赤腳穿草鞋，鞋、腳，都很幹淨。她當然是不打扮的，但是頭梳得很光，臉洗得清清爽爽，雙眼有光，扶著扁擔一站，有一股英氣，“英氣”這個詞用之於一個賣菜婦女身上，似乎不怎麽合適，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賣菜，偶爾還幹另外一種營生，拉皮條，就是《水滸傳》所說的“馬泊六”。東大街有一些年輕女傭，和薛大媽很熟，有的叫她幹媽。這些女傭都是發育到了最好的時候，一個一個亞賽鮮桃。街前街後，有一些後生家，有的還沒成親，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邊，油頭粉麵，在街上一走，看到這些女傭，饞貓似的，有時一個後生看中了一個女傭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說：“等我問問。”因為彼此都見過，眉語目成，大都是答應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廂房裏，然後悄悄把女的引來，關了房門，讓他們成其好事。
我們家一個女傭，就是由於薛大娘的撮合，和一個叫龔長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為地主料理田畝收租事務的，歡會了幾次，懷上了孩子。後來是由薛大娘弄了藥來，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沒想到別人對她有什麽議論。她認為：一個有心，一個有意，我在當中搭一把手，這有什麽不好？
保安堂藥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裏學徒的叫他蒲三爺，外人叫他蒲先生。這藥店有一個規矩：每年給店中的“同事”（店員）輪流放一個月假，回去與老婆團圓（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裏，每年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蒲三爺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歲出頭，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瀟灑（瀟灑用於一個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適），薛大娘給他拉攏了一個女的，這
我的父親
我父親行三。我的祖母有時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陰曆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親那一輩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廣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畫時有時也題別號：亞癡、灌園生……他在南京讀過舊製中學。所謂舊製中學大概是十年一貫製的學堂。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還有“修身”什麽的。他為什麽沒有升學，我不知道。“舊製中學生”也算是功名。他的這個“功名”我在我的繼母的“銘旌”上見過，寫的是扁宋體的泥金字，所以記得。什麽是“銘旌”？看《紅樓夢》賈府辦秦可卿喪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囉嗦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他在足球校隊踢後衛。他是撐杆跳選手，曾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第一。他又是單杠選手。我還見過他在天王寺外邊駐軍所設置的單杠上表演過空中大回環兩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他練過武術，腿上帶過鐵砂袋。練過拳，練過刀、槍。我見他施展過一次武功，我初中畢業後，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輪船上，一個初來的偵緝隊以檢查為名勒索乘客的錢財。我父親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頭，從船上退過跳板，一屁股坐在碼頭上。我父親平常溫文爾雅，我還沒見過他動手打人，而且，真有兩下子！我父親會騎馬。南京馬場有一匹劣馬，咬人，沒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親偷偷解開韁繩，一騙腿騎了上去。一趟馬道子跑下來，這馬老實了。父親還會遊泳，水性很好。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學的。
從南京回來後，他玩過一段時間樂器。他到蘇州去了一趟，買回來好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板胡、揚琴，甚至還有大小嗩呐。嗩呐我從未見他吹過。這東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戲班子，一般玩樂器的人都不在家裏吹。一把大嗩呐，一把小嗩呐（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畫室櫃櫥的抽屜裏。我們孩子們有時翻出來玩，沒有哨子，吹不響，隻好把銅嘴含在嘴裏，自己嗚嗚作聲，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簫、一支笛子，都是少見的上品。洞簫簫管很細，外皮作殷紅色，很有年頭了。笛子不是纏絲塗了一節一節黑漆的，是整個笛管擦了荸薺紫漆的，比常見的笛子管粗。簫聲幽遠，笛聲圓潤。我這輩子吹過的簫笛無出其右者。這兩支簫笛不是從樂器店裏買的，是花了大價錢從私人手裏買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個理發店裏換了。他拿回的理發店的那麵琵琶又髒又舊、油裏咕嘰的。我問他為什麽要換了這麽一麵髒琵琶回來，他說：“這麵琵琶聲音好！”理發店用一麵舊琵琶換了他的幾乎是全新的琵琶，當然樂意。不論什麽樂器，他聽聽別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學會。他彈過一陣古琴，說：都說古琴很難，其實沒有什麽。我的一個遠房舅舅，有一把一個法國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親跟他借回來，鼓秋鼓秋，幾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來，據我父親說：樂器裏最難，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別看它隻有兩根弦，很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過於硬，馬尾多，滴的鬆香很厚，鬆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麵來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有時使勁拉一小段，我父親一看鬆香就知道我動過他的胡琴了。他後來不大擺弄別的樂器了，隻有胡琴是一直拉著的。
摒擋絲竹以後，父親大部分時間用於畫畫和刻圖章，他畫畫並無真正的師承，隻有幾個畫友。畫友中過從較密的是鐵橋，是一個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寫的小說《受戒》裏的石橋，就是以他為原型的。鐵橋曾在蘇州鄧尉山一個廟裏住過，他作畫有時下款題為“鄧尉山僧”。我父親第二次結婚，娶我的第一個繼母，新房裏就掛了鐵橋的一個條幅，泥金紙，上角畫了幾枝桃花，兩隻燕子，款題“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寫賀”。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的畫，我的父親可謂全無禁忌；這位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點“胡來”。這條畫的兩邊還配了我的一個舅舅寫的一副虎皮宣的對子：“蝶欲試花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我後來懂得對聯的意思了，覺得實在很不像話！鐵橋能畫，也能寫。他的字寫石鼓，畫法任伯年。根據我的印象，都是相當有功力的。我父親和鐵橋常來往，畫風卻沒有怎麽受他的影響。也畫過一陣工筆花卉。我們那裏的畫家有一種理論，畫畫要從工筆入手，也許是有道理的。揚州有一位專畫菊花的畫家，這位畫家畫菊按朵論價，每朵大洋一元。父親求他畫了一套菊譜，二尺見方的大冊頁。我有個姑太爺，也是畫畫的，說：“像他那樣的玩法，我們玩不起！”興化有一位畫家徐子兼，畫猴子，也畫工筆花卉。我父親也請他畫了一套冊頁。有一開畫的是罌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絢麗。一開是月季，題了兩行字：“春水蜜波為花寫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兩個品種，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裏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製。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布局平穩，缺少創意。
父親刻圖章，初宗浙派，清秀規矩。他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有幾方刻得不錯，但是過於著意，很拘謹。有“蘭帶”“折釘”，都是“做”出來的。有一方“草色入簾青”是雙鉤，我小時覺得很好看，稍大，即覺得纖巧小氣。《陋室銘》印譜隻是他初學刻印的成績。三十多歲後，漸漸豪放，以治漢印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匋齋印存》，經常放在案頭。有時也刻浙派小印。我記得他給一個朋友張仲陶刻過一塊青田凍石小長方印，文曰“中匋”，實在漂亮。“中匋”兩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親的石頭是相當多的，他最心愛的是三塊田黃，我在小說《歲寒三友》中寫的靳彝甫的三塊田黃，實際上寫的是我父親的三塊圖章。
他蓋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這是朱砂裏最貴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片狀，製成印泥，鮮紅奪目。他說見過一些明朝畫，紙色已經灰暗，而印色鮮明不變。大劈砂蓋的圖章可以“隱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畫室的書櫥裏擺了一列裝在玻璃瓶裏的大劈砂和陳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調印色用的。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致。他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西洋紅很貴，齊白石作畫，有一個時期，如用西洋紅，是要加價的）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隻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絹糊的，他用藥店裏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約蜈蚣兩邊的雞毛——雞毛必須一樣重，否則上天就會打滾。他放這隻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線，是胡琴的老弦。我們那裏用老弦放風箏的，家父實為第一人（用老弦放風箏，風箏可以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子”）。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裏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壟間奔跑呼叫，其樂如何？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給我們糊養金鈴子的盒子。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合攏，接縫處用皮紙糨糊固定，再加兩道細蠟箋條，成了一隻船、一座小亭子、一個八角玲瓏玻璃球，裏麵養著金鈴子。隔著玻璃，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爬，吃切成小塊的梨，張開翅膀“叫”。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致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裏點了蠟燭，灑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親死後，父親給她糊了幾箱子衣裳，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不知從哪裏搜羅來各種顏色、砑出各種花樣的紙。聽我的大姑媽說，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樣，能分出灘羊、灰鼠。這些衣服我沒看見過，但他用剩的色紙，我見過。我們用來折“手工”。有一種紙，銀灰色，正像當時時興的“摹本緞子”。
我父親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民國二十年（1931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齊胸的水出去，手裏橫執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小說《釣魚的醫生》裏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裏係了鐵鏈，讓幾個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裏係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裏，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義賑會”發來的麵餅（一種很厚的麵餅，山東人叫“鍋盔”）。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裏，我記得很清楚。
父親後來以為人醫眼為職業。眼科是汪家祖傳。我的祖父、大伯父都會看眼科。我不知道父親懂眼科醫道。我十九歲離開家鄉，離鄉之前，我沒見過他給人看眼睛。去年回鄉，我的妹婿給我看了一冊父親手抄的眼科醫書，字很工整，是他年輕時抄的。那麽，他是在眼科上下過功夫的。聽說他的醫術還挺不錯。有一鄰居的孩子得了眼疾，雙眼腫得像桃子，眼球紅得像大紅緞子。父親看過，說不要緊。他叫孩子的父親到陰城（一片亂葬墳場，很大，很野，據說韓世忠在這裏打過仗）去捉兩個大田螺來。父親在田螺裏倒進兩管鵝翎眼藥，兩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過了一會兒田螺殼裂了。據那個孩子說，他睜開眼，看見天是綠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沒有再犯過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醫書上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孩子”現在還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是個理發師傅。去年我回家鄉，從他的理發店門前經過，那天，他又把我父親給他治眼的經過，向我的妹婿詳細地敘述了一次。這位理發師傅希望我給他的理發店寫一塊招牌。當時我很忙，沒有來得及給他寫。我會給他寫的。一兩天就寫了托人帶去。
我父親配製過一次眼藥。這個配方現在還在，但是沒有人配得起，要幾十種貴重的藥，包括冰片、麝香、熊膽、珍珠……珍珠要是人戴過的。父親把祖母帽子上的幾顆大珠子要了去。聽我的第二個繼母說，他製藥極其虔誠，三天前就洗了澡（“齋戒沐浴”），一個人住在花園裏，把三道門都關了，誰也不讓去。
父親很喜歡我。我母親死後，他帶著我睡。他說我半夜醒來就笑。那時我三歲（實年）。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著我去的。住在一個茶莊的棧房裏，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支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時，他還在信封裏用玻璃紙包了一小包“蝦鬆”寄給我過。我父親很會做菜，而且能別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這時候哪裏去找螃蟹？父親就用瓜魚（即水仙魚）給他偽造了一盤螃蟹，據說吃起來跟真螃蟹一樣。“蝦鬆”是河蝦剁成米粒大小，摻以小醬瓜丁，入溫油炸透。我也吃過別人做的“蝦鬆”，都比不上我父親的手藝。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幹，我夢裏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麽會摻和進來了。
我的母親
我父親結過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楊。我不知道她的學名。楊家不論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親那一輩“遵”字排行，我母親應該叫楊遵什麽。前年我寫信問我的姐姐，我們的母親叫什麽。姐姐回信說：叫“強四”。我覺得很奇怪，怎麽叫這麽個名呢？是小名嗎？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親不是行四。一個人怎麽會連自己母親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為我母親活著的時候我太小了。
我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故去了。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後即移住在一個叫“小房”的房間裏，她也不讓人把我抱去看她。我隻記得我父親用一個煤油箱自製了一個爐子。煤油箱橫放著，有兩個火口，可以同時為母親熬粥，熬參湯、燕窩，另外還記得我父親雇了一隻船陪她到淮城去就醫，我是隨船去的。還記得小船中途停泊時，父親在船頭釣魚，我記得船艙裏掛了好多大頭菜。我一直記得大頭菜的氣味。
我隻能從母親的畫像看看她。據我的大姑媽說，這張像畫得很像。畫像上的母親很瘦，眉尖微蹙。樣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
我母親是讀過書的。她病倒之前每天還寫一張大字。我曾在我父親的畫室裏找出一摞母親寫的大字，字寫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鄉，見著一個老鄰居，她記得我母親，看見過我母親在花園裏看花——這家鄰居和我們家的花園隻隔一堵短牆。我母親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過來過來，給你一朵花戴。”我於是好像看見母親在花園裏看花，並且覺得她對鄰居很和善。這位“小新娘子”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了！
我還記得我母親愛吃京冬菜。這東西我們家鄉是沒有的，是托做京官的親戚帶回來的，裝在陶製的罐子裏。
我母親死後，她養病的那間“小房”鎖了起來，裏麵堆放著她生前用的東西，全部嫁妝——“摞櫥”、皮箱和銅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繼母有時開鎖進去，取一兩樣東西，我跟著進去看過。“小房”外麵有一個小天井，靠南有一個秋葉形的小花台。花台上開了一些秋海棠。這些海棠自開自落，沒人管。花很伶仃，但是顏色很紅。
我的第一個繼母娘家姓張。她們家原來在張家莊住，是個鄉下財主。後來在城裏蓋了房子，才搬進城來。房子是全新的，新磚，新瓦，油漆的顏色也都很新。沒有什麽花木，卻有一片很大的桑園。我小時就覺得奇怪，又不養蠶，種那麽多桑樹做什麽？桑樹都長得很好，幹粗葉大，是湖桑。
我的繼母幼年喪母，她是跟姑媽長大的，姑媽家姓吳。繼母的姑媽年輕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掛著一塊匾，朱地金字：“鬆貞柏節”，下款是“大總統題”。這大總統不知是誰，是袁世凱，還是黎元洪？吳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張家的三間偏房。老姑奶奶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和子，一個叫小和子。兩個兒子都沒上學校，念了幾年私塾，專學珠算。同年齡的少年學“雞兔同籠”，他們卻每天打“歸除”“斤求兩，兩求斤”。他們是準備到錢莊去學生意的。
我的繼母歸寧，也到她的繼母屋裏坐坐，但大部分時間都在這三間偏房裏和姑媽在一起。我父親到老丈人那邊應酬應酬，說些淡話，也都在“這邊”陪姑媽閑聊。直到“那邊”來請坐席了，才過去。
繼母身體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厲害，和我父親拜堂時是服用了一種進口的杏仁露壓住的。
她是長女，但是我的外公顯然並不鍾愛她。她的陪嫁妝奩是不豐的。她有時準備出門做客，才戴一點首飾。比較好的首飾是副翡翠耳環。有一次，她要帶我們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換了一件灰鼠的皮襖。我覺得她一定會冷。這樣的天氣，穿一件灰鼠皮襖怎麽行呢？然而她隻有一件皮襖。我忽然對我的繼母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我可憐她，也愛她。
後娘不好當。我的繼母進門就遇到一個局麵，“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個孩子：我姐姐，我，還有一個妹妹。這對於“後娘”當然會是沉重的負擔。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還有一些親戚鄰居，她們都拿眼睛看著，拿耳朵聽著。
也許我和娘（我們都叫繼母為娘）有緣，娘很喜歡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飯才回來。張家總是叫了兩輛黃包車，姐姐和妹妹坐一輛，娘摟著我坐一輛。張家有個規矩（這規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給孩子手裏拿兩根點著了的安息香。我於是拿著兩根安息香，偎在娘懷裏。黃包車慢慢地走著。兩旁人家、店鋪的影子向後移動著，我有點迷糊。聞著安息香的香味，我覺得很幸福。
小學一年級時，冬天，有一天放學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褲子裏了（我記得我拉的屎是熱騰騰的）。我兜著一褲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繼母一聞，二話沒說，趕緊燒水，給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幹淨了，讓我圍著棉被坐著。接著就給我洗襯褲刷棉褲。她不但沒有說我一句，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我妹妹長了頭虱，娘煎了草藥給她洗頭，用篦子給她篦頭發。張氏娘認識字，念過《女兒經》。《女兒經》有幾個版本，她念過的那本，她從娘家帶了過來，我看過。裏麵有這樣的句子：“張家長，李家短，別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這一類道德規範做人的。她有時念經：《金剛經》《心經》《高王經》。她是為她的姑媽念的。
她做的飯菜有些是鄉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麵疙瘩與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覺得這樣的吃法很怪。
她死於肺病。
我的第二個繼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莊園有幾座大門，莊園外有壕溝吊橋。
我父親是到邵伯結的婚。那年我已經十七歲，讀高二了。父親寫信給我和姐姐，叫我們去參加他的婚禮。任家派一個長工推了一輛獨輪車到邵伯碼頭來接我們。我和姐姐一人坐一邊。我第一次坐這種獨輪車，覺得很有趣。
我已經很大了，任氏娘對我們很客氣，稱呼我是“大少爺”。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到昆明讀大學。一九八六年回鄉，這時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這時已經六十六歲，也不是什麽“少爺”了。
我對任氏娘很尊敬。因為她伴隨我的父親度過了漫長的很艱苦的滄桑歲月。
她今年八十六歲。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名嘉勳，字銘甫。他的本名我隻在名帖上見過。我們那裏有個風俗，大年初一，多數店鋪要把東家的名帖投到常有來往的別家店鋪。初一，店鋪是不開門的，都是天不亮由門縫裏插進去。名帖是前兩天由店鋪的“相公”（學生）在一張一張八寸長、五寸寬的大紅紙上用一個木頭戳子蘸了墨汁蓋上去的，楷書，字有核桃大。我有時也願意蓋幾張。蓋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我蓋一張，總要端詳一下那三個烏黑的歐體正字：汪嘉勳，好像對這三個字很有感情。
祖父中過拔貢，是前清末科，從那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沒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終身遺憾的。拔貢是要文章寫得好的。聽我父親說，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種章法叫做“夾鳳股”。我不知道是該叫“夾鳳”還是“夾縫”，當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種“夾”法。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斷，他就在家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是個創業的人。
我們家原是徽州人（據說全國姓汪的原來都是徽州人），遷居高郵，從我祖父往上數，才七代。祠堂裏的祖宗牌位沒有多少塊。高郵汪家上幾代功名似都不過舉人，所做的官也隻是“教諭”“訓導”之類的“學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坐過館，後來做“鹽票”虧了本。“鹽票”亦稱“鹽引”，是包給商人銷售官鹽的執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類的東西，我也弄不清做鹽票怎麽就會虧了，甚至把家產都賠盡了。聽我父親說，我們後來的家業是祖父幾乎赤手空拳地創出來的。
創業不外兩途：置田地，開店鋪。
祖父手裏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兩千多畝，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鄉。北鄉田瘦，有的隻能長草，謂之“草田”。年輕時他是親自管田的，常常下鄉。後來請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過問。我們那裏有一種人，專替大戶人家管田產，叫做“田禾先生”。看青（估產）、收租、完糧、丈地……這也是一套學問。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傳的。我們家的田禾先生姓龍，我們叫他龍先生。他給我留下頗深的印象，是因為他騎驢。我們那裏的驢一般都是牽磨用，極少用來乘騎。龍先生的家不在城裏，在五裏壩。他每逢進城辦事或到別的鄉下去，都是騎驢。他的驢拴在簷下，我愛喂它吃粽子葉。龍先生總是關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揀幹淨，說驢吃了會把腸子纏住。
祖父所開的店鋪主要是兩家藥店，一家萬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東大街。這兩家藥店過年貼的春聯是祖父自撰的。萬全堂是“萬花仙掌露，全樹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壽域”。祖父的藥店信譽很好，他堅持必須賣“地道藥材”。藥店一般倒都不賣假藥，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難識丸散”，連做藥店的內行都不能分辨這裏該用的貴重藥料，麝香、珍珠、冰片之類是不是上色足量。萬全堂的製藥的過道上掛著一副金字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並非虛語。我們縣裏有幾個門麵輝煌的大藥店，店裏的店員生了病，配方抓藥，都不在本店，叫家裏人到萬全堂抓。祖父並不到店問事，一切都交給“管事”（經理）。隻到每年臘月二十四，由兩位管事挾了總賬，到家裏來，向祖父報告一年營業情況。因為信譽好，盈利是有保證的。我常到兩處藥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幾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藥的加工過程，熟悉藥材的形狀、顏色、氣味。有時也參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藥，攤膏藥。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藥的店員）、“相公”（學生意未滿師的）跟我關係很好。他們對我有一個很親切的稱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這輩子沒有別人這樣稱呼過我。我的小說《異秉》寫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
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醫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藥，有一個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給人看了眼，開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子從黑柚子的窟窿摳出耳屎大一小塊，用紙包了交給病人，囑咐病人用清水化開，用燈草點在眼裏。這一球眼藥不知道有多少年頭了，據說很靈。祖父為人看眼病是不收錢也不受禮的。
中年以後，家道漸豐，但是祖父生活儉樸，自奉甚薄。他愛喝一點好茶，西湖龍井。飯食很簡單。他總是一個人吃，在堂屋一側放一張“馬杌”——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愛吃長魚（鱔魚）湯下麵。麵下在白湯裏，湯裏的長魚撈出來便是酒菜——他每頓用一個五彩釉畫公雞的茶盅喝一盅酒。沒有長魚，就用鹹鴨蛋下酒。一個鹹鴨蛋吃兩頓。上頓吃一半，把蛋殼上掏蛋黃蛋白的小口用一塊小紙封起來，下頓再吃。他的馬杌上從來沒有第二樣菜。喝了酒，常在房裏大聲背唐詩：“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汪銘甫的儉省，在我們縣是有名的。
但是他曾有一段時間舍得花錢買古董字畫。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銘文。難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們縣裏有錢人家辦喪事，六七開吊，常來借去在供桌上擺一天。有一個大霽紅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一九八六年我回鄉時，我的妹婿問我：“人家都說汪家有個大霽紅花瓶，是有過嗎？”我說：“有過！”我小時天天看見，放在“老爺櫃”（神案）上，不過我們並不覺得它有什麽名貴，和老爺櫃上的錫香爐燭台同等看待之。他有一個奇怪古董：渾天儀。不是陳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觀象台的那種大家夥，隻是一個直徑約四寸的銅的溜圓的圓球，上麵有許多星星，下麵有一個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條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細細地看過，沒有什麽好看。是明代禦造的。其珍貴處在一次一共隻造了幾個。祖父不知是從哪裏買來的。他還為此起了一個齋名“渾天儀室”，讓我父親刻了一塊長方形的圖章。他有幾張好畫。有四幅馬遠的小屏條。他曾為這四張畫親自到蘇州去，請有名的細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畫嵌在裏麵。對這四幅畫的真偽，我有點懷疑，畫的構圖頗滿，不像“馬一角”。但“年份”是很舊的。有一個高約八尺的絹地大中堂，畫的是“報喜圖”。一棵很大的柏樹，樹上有十多隻喜鵲，下麵臥著一頭豹子。作者是呂紀。我小時候不知呂紀是何許人，隻覺得畫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畫出來的，真虧他有那麽多工夫！這幾幅畫平常是不讓人見的，隻在他六十大壽時拿出來掛過。同時掛出來的字畫，我記得有鄭板橋的六尺大橫幅，紙本，畫的是蘭花；陳曼生的隸書對聯；汪琬的楷書對聯。我對汪琬的對子很有興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對子的紙，真好看，豆綠色的蠟箋。他有很多字帖，是一次從夏家買下來的。夏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號“十八鶴來堂夏家”（據說堂建成時有十八隻仙鶴飛來）。夏家的房屋極多而大，花園裏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稱“夏家花園”。後來敗落了，就出賣藏書字畫。祖父把幾箱字帖都買了。我小時候寫的《圭峰碑》《閑邪公家傳》，以及後來獎勵給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小字《麻姑仙壇》，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東西。祖父有兩件寶。一是一塊蕉葉白大端硯。據我父親說，顏色正如芭蕉葉的背麵，是夏之蓉的舊物。一是《雲麾將軍碑》，據說是個很早的拓本，海內無二。這兩樣東西祖父視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親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來。這兩件寶物，我都沒有看見過。解放後還在，現在不知下落。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麽回事。他是幼讀孔孟之書的，思想的基礎當然是儒家。他是學佛的，在教我讀《論語》的桌上有一函《南無妙法蓮華經》。他是印光法師的弟子。他屋裏的桌上放的兩部書，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另一部是《紅樓夢》！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訂了一份雜誌：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我的祖父本來是有點浪漫主義氣質，詩人氣質的，隻是因為所處的環境，使他的個性不可能得到發展。有一年，為了避亂，他和我父親這一房住在鄉下一個小廟裏，即我的小說《受戒》所寫的菩提庵裏，就住在小說所寫“一花一世界”那間小屋裏。這樣他就常常讓我陪他說說閑話。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說起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說得老淚縱橫。我沒怎麽聽明白，又不敢問個究竟。後來我問父親：“是有那麽一回事嗎？”父親說：“有！是一個什麽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為什麽要跟他的孫子說起他的豔遇，大概他的塵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覺得我的祖父是個人。
我的祖母是談人格的女兒。談人格是同光間本縣最有名的詩人，一縣人都叫他“談四太爺”。我的小說《徙》裏所寫的談甓漁就是參照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寫的。他的詩我在小說《故裏雜記·李三》的附注裏引用過一首《警火》。後來又讀了友人從舊縣誌裏抄出寄來的幾首。他的詩明白曉暢，是“元和體”，所寫多與治水、修壩、築堤有關，是“為事而發”，屬閑適一類者較少。看來他是一個關心世務的明白人，縣人所傳關於他的糊塗放誕的故事不怎麽可靠。
祖母是個很勤勞的人，一年四季不閑著。做醬。我們家吃的醬油都不到外麵去買。把醬豆瓣加水熬透，用一個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來，醬油就不斷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裏。這“醬油兜子”就掛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簷上。逢年過節，有客人，都是她親自下廚。她做的魚圓非常嫩。上墳祭祖的祭菜都是她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連枝藕”——藕得有五節，極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魚。糟魚燒肉，我小時候不愛吃那種味兒，現在想起來是很好吃的東西。醃鹹蛋。入冬，醃菜。醃“大鹹菜”，用一個能容五擔水的大缸醃“青菜”。我的家鄉原來沒有大白菜，隻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醃芥菜。醃“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醃，過年時開壇，色如淡金，辣味衝鼻，極香美。自離家鄉，我從來沒吃過這麽好吃的鹹菜。風雞——大公雞不去毛，揉入粗鹽，外包荷葉，懸之於通風處，約二十日即得，久則愈佳。除夕，要吃一頓“團圓飯”，祖父與兒孫同桌。團圓飯必有一道鴨羹湯，鴨丁與山藥丁、慈姑丁同煮。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頭一個起來，包“大圓子”，即湯團。我們家的大圓子特別“油”。圓子餡前十天就以洗沙豬油拌好，每天放在飯鍋頭蒸一次，油都“吃”進洗沙裏去了，煮出，咬破，滿嘴油。這樣的圓子我最多能吃四個。
祖母的針線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襪都是她縫製的。祖父六十歲時，祖母給他做了幾雙“挖雲子”的鞋——黑呢鞋麵上挖出“雲子”，內襯大紅薄呢裏子。這種鞋我隻在戲台上和古畫上見過。老太爺穿上，高興得像個孩子。祖母還會剪花樣。我的小說《受戒》寫小英子的媽趙大娘會剪花樣，這細節是從我祖母身上借去的。
祖母對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個“五更雞”（一種點油的極小的爐子）給他燉大棗。祖父想吃點甜的，又沒有牙，祖母就給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餅槌碾細，摻綿白糖，在一個針箍子（即頂針）裏壓成一個個小圓糖餅。
祖母是吃長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場大病，她在佛前許願，從此吃了長齋。她吃的菜離不了豆腐、麵筋、皮子（豆腐皮）……她的素菜裏最好吃的是香蕈餃子。香蕈（即冬菇）熬湯，薺菜餡包小餃子，油炸後傾入滾湯中，刺啦一聲。這道菜她一生中也沒有吃過幾次。
她沒有休息的時候。沒事時也總在撚麻線。一個牛拐骨，上麵有個小鐵鉤，續入麻絲後，用手一轉牛拐，就撚成了麻線。我不知道她撚那麽多麻線幹什麽，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時候讀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覺得我的祖母就是這樣的人。
祖母很喜歡我。夏天晚上，我們在天井裏乘涼，她有時會摸著黑走過來，躺在竹床上給我“說古話”（講故事）。有時她唱“偈”，聲音啞啞的：“觀音老母站橋頭……”這是我聽她唱過的唯一的“歌”。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鄉，我的妹妹、弟弟說我長得像祖母。他們拿出一張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兩腮，嘴，都像。我年輕時沒有人說過我像祖母。大概年輕時不像，現在，我老了，像了。
大蓮姐姐
大蓮姐姐可以說是我的保姆。她是我母親從娘家帶過來的。她在楊家伺候大小姐——我母親，到了我們家“帶”我。我們那裏把女傭都叫做“蓮子”，“大蓮子”“小蓮子”。伺候我的二伯母的女傭，有一個奇怪稱呼，叫“高腳牌大蓮子”。不知道怎麽會這樣稱呼，可能是她的腳背特別高。全家都叫我的保姆為“大蓮子”，隻有我叫她“大蓮姐姐”。
我小時候是個“慣寶寶”。怕我長不大，於是認了好幾個幹媽，在和尚廟、道士觀裏都記了名，我的法名叫“海鼇”。我還記得在我父親的臥室的一壁牆上貼著一張八寸高五寸寬的梅紅紙，當中一行字“三寶弟子求取法名海鼇”，兩邊各有一個字，一邊是“皈”，一邊是“依”。我大概是從這張記名紅紙上才認得這個“皈”字的。因為是“慣寶寶”，才有一個保姆專門“看”我。大蓮姐姐對我的姐姐和妹妹是不大管的，就管照看我一個人。
大蓮姐姐對我母親很有感情，對我的繼母就有一種敵意。繼母還沒有過門，嫁妝先發了過來，新房布置好了。她拍拍一張小八仙桌，對我的姐姐說：“這是紅木的，不是海梅的！”“海梅”別處不知叫什麽，在我們那裏是最貴重的木料。我母親的嫁妝就是海梅的。她還教我們唱：
小白菜呀
地裏黃呀……
我雖然很小，也覺得這不好。
大蓮姐姐對我是很好。我小時不好好吃飯，老是圍著桌子轉，她就圍著桌子追著喂我。不知要轉多少圈，才能把半碗飯喂完。
晚上，她帶著我睡。
我得了小腸疝氣，有時發作，就在床上叫：“大蓮姐姐，我疼。”她就熬了草藥，倒在一個痰盂裏，抱我坐在上麵熏。熏一會兒，墜下來的小腸就能收縮回去。她不知從哪裏學到一些偏方，都試過。煮了胡蘿卜，讓我吃。我天天吃胡蘿卜，弄得我到現在還不喜歡胡蘿卜的味兒。把雞蛋打勻了，用個秤錘燒紅了，放在雞蛋裏，刺啦一聲，雞蛋熟了。不放鹽，吃下去。真不好吃！
我上小學後，大蓮姐姐辭了事，離開我們家。她好像在別的人家做了幾年。後來，就不幫人了，住在臭河邊一個白衣庵裏。她信佛，聽我姐姐說，她受過戒。並未剃去頭發，隻在頭頂上剃了一塊，燒的戒疤也少，頭發長長了，攏上去，看不出來。她成了個“道婆子”。我們那裏有不少這種道婆子。她們每逢哪個廟的香期，就去“坐經”——席地坐著，一坐一天。不管什麽廟，是廟就“坐”。東嶽廟、城隍廟，本來都是道士住持，她們不管，一屁股坐下就念“南無阿彌陀佛”。我放學回家，路過白衣庵，她有時看著我走過，有時也叫我到她那裏去玩。白衣庵實在沒有什麽好“玩”的。這是一個小庵，殿上塑著十一尊白衣觀音。天井東西各有一間小屋，大蓮姐姐住東屋，西屋住的也是一個“帶發修行”的道婆子。
她後來又和同善社、“理教勸戒煙酒會”的一些人混在一起。我們那裏沒有一貫道。如果有，她一定也會入一貫道的。她是什麽都信的。
師恩母愛
——懷念王文英老師
五小（縣立第五小學）創立了我們縣的第一所幼兒園（當時叫做“幼稚園”），我是幼稚園第一屆的學生。幼稚園是新建的，什麽都是新的。新的瓦頂，新的磚牆，新的大窗戶，新的地板。地板是油漆過的，地板上用白漆漆了一個很大的圓圈。地板門窗發出很好聞的木料的香味。這是我們的教室。教室一邊是放玩具的安了玻璃窗的櫃櫥，一邊是一架風琴。教室門前是一片草坪。草坪一側是滑梯、蹺蹺板（當時叫做“軒輊板”，這名稱很文，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麽叫這樣的名稱）、沙坑。另一側有一根粗大的木柱，木柱有頂，中有鐵軸，可轉動。柱頂垂下七八根粗麻繩，小朋友手握麻繩，快走幾步，兩腳用力蹬地，兩腿蜷縮，人即騰起，圍著木柱而轉。這件體育器材叫做“巨人布”。我至今不明白這東西怎麽會叫這樣一個奇怪名字，而且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幼稚園，我們真正的樂園。
幼稚園也上下課。課業內容是唱歌、跳舞、遊戲。教我們唱歌遊戲的是王先生（那時沒有“阿姨”這種稱呼），名文英，最初學的是簡單的短歌：
拉鋸，送鋸，
你來，我去。
拉一把，推一把，
嘩啦嘩啦起風啦。
小小狗，快快走；
小小貓，快快跑。
後來學了帶一點情節性的表演唱。
母親要外出，囑咐孩子關好門，有人叫門，不要開。
狼來了，唱道：
小兔子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依次叫小兔子乖乖、小羊兒乖乖開門，它們都不開。最後叫小螃蟹：
小螃蟹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螃蟹答應：
就開就開我就開—
小螃蟹開了門，“啊嗚！”狼一口把它吃掉了。
合唱：
可憐小螃蟹，
從此不回來！
最後就能排演有歌有舞，有舞台動作的小歌劇《麻雀和小孩》了。
開頭是老麻雀教小麻雀學飛：
飛飛，飛飛，慢慢飛。
要上去就要把頭抬，
要下來尾巴擺一擺，
這個樣子飛到這裏來。
老麻雀出去尋食，老不回來。小孩上，問小麻雀：
小麻雀呀，
你的母親哪裏去了？
小麻雀答：
我的母親打食去了，
還不回來，
餓得真難受。
小孩把小麻雀接回去，給它喂食充饑。
老麻雀回來，發現女兒不見了，十分焦急，唱：
啊呀不好了，
女兒不見了！
焦焦，
女兒，
年紀小，
不會高飛上樹梢。
渺渺茫茫路遠山遙……
小孩把小麻雀送回來，老麻雀看見女兒，非常高興，問它是不是餓壞了。女兒說小孩人很好，給它喂了食：
小青蟲，小青豆，
吃了一個飽，
我的媽媽呀！
老麻雀感謝小孩。
全劇終。
劇情很簡單，音樂曲調也很簡單，但是感情卻很豐富，麻雀母女之情，小孩的善良仁愛，都在小朋友的心靈中留下深刻長久的影響。
所有的歌舞表演都是王文英先生一句一句地教會的。我們在表演時，王先生踏風琴伴奏。我至今聽到風琴聲音還是很感動。
我在五小畢業，後來又讀了初中、高中，人也大了，就很少到幼稚園去看看。十九歲離鄉，四方漂泊，一直沒有回去過。我一直沒有再見過王先生。她和我的初中的教國文的張道仁先生結了婚，我是以後才知道的。
一九八一年秋，我應邀回闊別多年的家鄉講學，帶了一點北京的果脯去看王先生和張先生，並給他們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詩。給王先生的一首不文不白，毫無雕飾。第二天，張先生帶著兩瓶酒到招待所來看我，我說哪有老師來看學生的道理，還帶了酒！張先生說，是王先生一定要他送來的。說王先生看了我的詩，哭了一晚上。這首詩全詩是：
“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歌聲猶在，耳邊徘徊。
念平生美育，
從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師恩母愛，
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
長壽無災。
張先生說，王先生對他說：“我教過那麽多學生，長大了，還沒有一個來看過我的！”王先生指著“師恩母愛，豈能忘懷”對張先生說：“他進幼稚園的時候還戴著他媽媽的孝！”我這才知道王先生為什麽對我特別關心，特別喜愛。張先生反複念了這兩句，連說：“師恩母愛！師恩母愛！”
王先生已經去世幾年了。我不知道她的準確的壽數，但總是八十以上了。
我覺得幼兒園的老師對小朋友都應該有這樣的“師恩母愛”。
一輩古人
靳德齋
天王寺是高郵八大寺之一。這寺裏曾藏過一幅吳道子畫的觀音。這是可信的。清李必恒還曾賦長詩題詠，看詩意，此人是見過這幅畫的。天王寺始建於宋淳熙年，明代為倭寇焚毀（我的家鄉還鬧過倭寇，以前我不知道），清初重建。這幅畫想是宋代傳下來的。據說有一個當地方官的要去看看，從此即不知下落，這不知是什麽年間的事（一說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於揚州）。反正，這幅畫後來沒有了。
天王寺在臭河邊。“臭河邊”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帶屬於“後街”的地方都叫臭河邊。有一條河，卻不叫“臭河”，我到現在還沒有考查出來應該叫什麽河，這一帶的居民則簡單地稱之曰“河”。天王寺瀕河，山門（寺廟的山門都是朝南的）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飾，顯得暗舊。寺裏僧眾頗多，我們家凡做佛事，都是到天王寺去請和尚。但是寺裏香火不盛，很幽靜。我父親曾於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閑談，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條雞冠蛇，他三步躥上台階，才沒被咬著。雞冠蛇即眼鏡蛇，有劇毒，蛇不能上台階，父親才能逃脫，未被追上。寺廟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說明人跡稀少矣。
天王寺常常駐兵。我的小說《陳小手》裏寫的“天王廟”，即天王寺。駐在寺裏的兵一般都很守規矩，並不騷擾百姓。我曾見一個兵半躺在探到水麵上的歪脖柳樹上吹簫，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畫境。
我是三天兩頭要到天王寺的，從我讀的小學放學回家，倘不走正街（東大街），走後街，天王寺是必經的。我去看“燒房子”。我們那裏有這樣的風俗，給死去親人燒房子。房子是到紙紮店定製的，當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進去。有廳，有室，有花園，花園裏有花，廳堂裏有桌有椅，有自鳴鍾，有水煙袋！燒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門（天王寺有個旁門，朝西）邊的空地上。和尚敲動法器，念一通經，然後由親屬舉火燒掉（房子下麵都鋪了稻草，一點就著）。或者什麽也沒得看，就從旁門進去，“隨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裏涼颼颼的，夏天，躺在青石上，窨人。
天王寺附近住過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叫靳德齋。這人是個練武的。江湖上流傳兩句話：“打遍天下無敵手，謹防高郵靳德齋。”說是，有一個外地練武的，不服，遠道來找靳德齋較量。靳德齋不在家，鄰居說他打醬油醋去了。這人就在竺家巷（出竺家巷不遠即是天王寺，我的繼母和異母弟妹現在還住在竺家巷）一家茶館裏等他。有人指給他：這就是靳德齋。這人一看，靳德齋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醬油，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醋，快走如飛，但是碗裏的醬油、醋卻紋絲不動。這人當時就離開高郵，搭船走了。
靳德齋練的這叫什麽功？兩手各持醬油醋碗，行走如飛，醬油醋不動，這可能嗎？不過用這種辦法來表現一個武師的功夫，卻是很別致的，這比揮刀舞劍，口中“嗨嗨”地亂喊，更富於想象。
我小時走過天王寺，看看那一帶的民居，總想：哪一處是靳德齋曾經住過的呢？
後於靳德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過的，有韓小辮。這人是教過我祖父的拳術的。清代的讀書人，除了讀聖賢書之外，大都還要學兩樣東西，一是學佛，一是學武，這是一時風氣。據我父親說，祖父年輕時腿腳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鄉“看青”（看青即看作物的長勢），夜間遇到一個糞坑。我們那裏鄉下的糞坑，多在路側，坑滿，與地平，上結薄殼，夜間不辨其為坑為地。他左腳踏上，知是糞坑，右腳使勁一躍，即越過糞坑。想一想，於瞬息之間，轉換身體的重心，盡力一躍，倘無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韓小辮的一點傳授的。韓小辮的一家都是練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張板凳放倒，板凳的兩條腿著地，兩條腿翹著，她站在翹起的板凳腳上，作騎馬蹲襠勢，以一塊方石置於膝上，用毛筆大書“天下太平”四字，然後推石一躍而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何況她是小腳。夫人如此，韓小辮功夫可知。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不知是他親見，還是得諸傳聞。我父親年輕時學過武藝，想不妄語。
張仲陶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隻有他一個人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隻金戒指，懷疑是女傭偷了。這女傭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時就不大相信，算卦怎麽能算得這樣準，怎麽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裏炒米壇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故鄉的食物》這幾段主要是記炒米的，隻是連帶涉及張先生。我對張先生所知道也大概隻是這一些。但可補充一點材料。
我從張先生讀《項羽本紀》，似在我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算起來大概是虛歲十二歲即實足年齡十歲半的時候。我是怎麽從張先生讀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親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館裏喝茶，吃幹絲、點心）的時候，聽見張先生談到《史記》如何如何好，《項羽本紀》寫得怎樣怎樣生動，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領到張先生家去了。我們縣裏那時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經書外，讀集部書的較多，讀子史者少。張先生耽於讀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麵前放一本《史記》，他麵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隻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項羽本紀》，我以後再也沒有跟張先生學過什麽。他大概早就不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汪曾祺的學生了。張先生如果活著，大概有一百歲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會活到這時候的。
張先生原來身體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駝，除了朗讀《史記》時外，他的語聲是低啞的。
他的夫人是一個微胖的強壯的婦人，看起來很能幹，張家的那點薄薄的田產，都是由她經管的。張仲陶諸事不問，而且還抽一點鴉片煙，其受夫人轄製，是很自然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也感覺得出來，張先生有些懼內。
張先生請我父親刻過一塊圖章。這塊圖章很好，魚腦凍，隻是很小，高約四分，長方形。我父親給他刻了兩個字，陽文：中匋。刻得很好。這兩個字很好安排。他後來還請我父親刻了兩方壽山石的圖章，一刻陽文，一刻陰文，文曰：“珠湖野人”“天涯浪跡”。原來有人攛掇他出去闖闖，以卜卦為生，圖章是準備印在卦象釋解上的。事情未果，他並未出門浪跡，還是在家裏糗（qiu）著。
最近幾年，《易經》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從哲學角度的，有從史學角度的，有從社會學角度的，有從數學角度的。我於《易經》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主要還是一部占卜之書。我對張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壇蓋子上那一卦表示懷疑，是覺得這是迷信。現在想想，也許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學的心得寫出來，包括他的那些卦例，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是，寫書，張仲陶大概想也沒有想過。小說《歲寒三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親的畫稿後，拍著畫案說：“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於蓬牖之中，聲名不出於裏巷，悲哉！悲哉！”張仲陶不也是這樣的人嗎？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邊的北岸，也就是臭河邊的盡頭，過此即為螺螄壩，不屬臭河邊了。她家很好認，四邊不挨人家，遠遠地就能看見。東邊是一家米廠，整天聽見碾米機煙筒砰砰的聲音。西邊是她們家的菜園。菜園西邊是一條路，由東街抄近到北門進城的人多走這條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園，是別人家的。房是草頂碎磚的房，但是很寬敞，有堂屋，有臥室，有廂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是個極其老實的人，整天不說一句話，隻是在東廂房裏帶著兩個徒弟低著頭不停地縫。兒子種菜。所種似隻青菜一種。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可以看見薛大娘的兒子用一個長柄的水舀子澆水，澆糞，水、糞扇麵似的灑開，因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擔來，人也勤快，菜長得很好。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園就顯得有點荒穢不治。薛大娘賣菜。每天早起，兒子砍得滿滿兩筐菜，在河裏浸一會兒，薛大娘就挑起來上街，“鮮魚水菜”，浸水，不止是為了上分量，也是為了鮮靈好看。我們那裏的菜筐是扁圓的淺筐，但兩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來若無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藥店的廊簷下，不到一個時辰，就賣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兒子都那樣大了嘛，但不顯老。她身高腰直，處處顯得很健康。她穿的雖然是粗藍布衣褲，但總是十分幹淨利索。她上市賣菜，赤腳穿草鞋，鞋、腳，都很幹淨。她當然是不打扮的，但是頭梳得很光，臉洗得清清爽爽，雙眼有光，扶著扁擔一站，有一股英氣，“英氣”這個詞用之於一個賣菜婦女身上，似乎不怎麽合適，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賣菜，偶爾還幹另外一種營生，拉皮條，就是《水滸傳》所說的“馬泊六”。東大街有一些年輕女傭，和薛大媽很熟，有的叫她幹媽。這些女傭都是發育到了最好的時候，一個一個亞賽鮮桃。街前街後，有一些後生家，有的還沒成親，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邊，油頭粉麵，在街上一走，看到這些女傭，饞貓似的，有時一個後生看中了一個女傭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說：“等我問問。”因為彼此都見過，眉語目成，大都是答應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廂房裏，然後悄悄把女的引來，關了房門，讓他們成其好事。
我們家一個女傭，就是由於薛大娘的撮合，和一個叫龔長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為地主料理田畝收租事務的，歡會了幾次，懷上了孩子。後來是由薛大娘弄了藥來，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沒想到別人對她有什麽議論。她認為：一個有心，一個有意，我在當中搭一把手，這有什麽不好？
保安堂藥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裏學徒的叫他蒲三爺，外人叫他蒲先生。這藥店有一個規矩：每年給店中的“同事”（店員）輪流放一個月假，回去與老婆團圓（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裏，每年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蒲三爺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歲出頭，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瀟灑（瀟灑用於一個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適），薛大娘給他拉攏了一個女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