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以生產隊（即後來的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廣州會議上就提出，經過半年的調查研究，反複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認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關同誌寫了一封長信，闡明他對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並附有若幹份材料。信中寫道：“我們對農業方麵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麽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如果我們要使一九六二年的農業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個較大的增長，我們就應在今年十二月工作會議上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
由主席主持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十月六日晚召開，專門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會前主席印發了胡耀邦報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裏路的農村察看》報告。報告說，形勢確實比去年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幹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根本問題在於認真而具體地貫徹農業六十條。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經過邯鄲時，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個問題，並且說用分配大包幹代替“三包一獎”，是解決生產在小隊而分配在大隊這個矛盾現象、真正調動小隊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
當時，在**黨內，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認識，並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書記和相當數量的地委、縣委書記在內。在高級幹部中，像胡耀邦這樣，以正式報告的形式，如此鮮明地表達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的肯定和支持，為數不多。主席看了報告，十分高興，在批語中寫道：“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誌，值得一看。”
十月七日，**中央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經過主席審閱修改後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內，仔細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各級黨委的有關負責同誌，都要親自下鄉，並且派得力的工作組下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深入進行調查研究。
又一**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全黨興起。主席派田家英率調查組再次去農村調查。田家英選在山西長治地區的一個村莊，作為調查地點。這是老解放區，而且有良好的農業合作的基礎。經過調查，他認為主席的意見完全正確。
鄧子恢於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龍岩，進行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試點情況的調查。十一月九日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報告反映，對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一致擁護。但有少數大隊幹部感到權力受到限製，有抵觸情緒；小隊幹部和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維持現狀。報告對體製改變後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
二十三日，主席把鄧子恢的調查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鄧子恢同誌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因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試點，此件可發至地、縣、社三級黨委參考。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議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書記帶若幹工作組，采取鄧子恢同誌的方法，下鄉去，做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工作。”
主席多次稱讚：“最熟悉農村的，還是鄧老！搞農村工作，還得靠鄧老啊！”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文件裏，有針對性的批評了一些人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不熱心、不積極的態度；同時也反對認為基本核算單位越小越好的意見，而主張大體相當於初級社的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為宜。十二月十二日寫出初稿。主席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後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出。以後，以生產隊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載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主席提出以生產隊（當時稱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發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時間，可見糾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種舊的觀念之難。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是公社體製上的重大調整，是對“六十條”的重要突破。實際上，就經營規模的大體而論，這是正確地回到初級合作社，但還保留政社合一這個僵硬的外殼，這個外殼仍然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嚴重障礙。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在改變人民公社體製、調整農村生產關係方麵，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縮小社、隊規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給製；第三步，改變基本核算單位。這三個步驟，加上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等規定，對於解放生產力，恢複和發展農業經濟，穩定農村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糧食生產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億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萬擔的速度增長著。雖然這是恢複性的增產，但增產的幅度是相當大的，而且是連年增產。走出這三大步，實際上也是對原先設想的那種帶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農業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實施，為整個國家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製定，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隨著這個條例的製定，其他許多領域，在總結一九五八年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通過調查研究，也都相繼製定了相關的條例，形成包括許多重要方麵的一整套具體政策。被“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打亂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複，走上正常軌道。黨內的民主生活也漸趨活躍起來。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一九六一年，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為後人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東西；主席對怎樣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
由主席主持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十月六日晚召開，專門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會前主席印發了胡耀邦報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裏路的農村察看》報告。報告說，形勢確實比去年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幹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根本問題在於認真而具體地貫徹農業六十條。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經過邯鄲時，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個問題，並且說用分配大包幹代替“三包一獎”，是解決生產在小隊而分配在大隊這個矛盾現象、真正調動小隊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
當時，在**黨內，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認識，並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書記和相當數量的地委、縣委書記在內。在高級幹部中，像胡耀邦這樣，以正式報告的形式，如此鮮明地表達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的肯定和支持，為數不多。主席看了報告，十分高興，在批語中寫道：“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誌，值得一看。”
十月七日，**中央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經過主席審閱修改後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內，仔細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各級黨委的有關負責同誌，都要親自下鄉，並且派得力的工作組下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深入進行調查研究。
又一**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全黨興起。主席派田家英率調查組再次去農村調查。田家英選在山西長治地區的一個村莊，作為調查地點。這是老解放區，而且有良好的農業合作的基礎。經過調查，他認為主席的意見完全正確。
鄧子恢於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龍岩，進行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試點情況的調查。十一月九日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報告反映，對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一致擁護。但有少數大隊幹部感到權力受到限製，有抵觸情緒；小隊幹部和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維持現狀。報告對體製改變後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
二十三日，主席把鄧子恢的調查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鄧子恢同誌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因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試點，此件可發至地、縣、社三級黨委參考。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議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書記帶若幹工作組，采取鄧子恢同誌的方法，下鄉去，做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工作。”
主席多次稱讚：“最熟悉農村的，還是鄧老！搞農村工作，還得靠鄧老啊！”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文件裏，有針對性的批評了一些人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不熱心、不積極的態度；同時也反對認為基本核算單位越小越好的意見，而主張大體相當於初級社的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為宜。十二月十二日寫出初稿。主席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後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出。以後，以生產隊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載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主席提出以生產隊（當時稱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發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時間，可見糾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種舊的觀念之難。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是公社體製上的重大調整，是對“六十條”的重要突破。實際上，就經營規模的大體而論，這是正確地回到初級合作社，但還保留政社合一這個僵硬的外殼，這個外殼仍然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嚴重障礙。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在改變人民公社體製、調整農村生產關係方麵，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縮小社、隊規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給製；第三步，改變基本核算單位。這三個步驟，加上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等規定，對於解放生產力，恢複和發展農業經濟，穩定農村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糧食生產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億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萬擔的速度增長著。雖然這是恢複性的增產，但增產的幅度是相當大的，而且是連年增產。走出這三大步，實際上也是對原先設想的那種帶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農業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實施，為整個國家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製定，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隨著這個條例的製定，其他許多領域，在總結一九五八年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通過調查研究，也都相繼製定了相關的條例，形成包括許多重要方麵的一整套具體政策。被“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打亂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複，走上正常軌道。黨內的民主生活也漸趨活躍起來。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一九六一年，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為後人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東西；主席對怎樣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