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的意見又反映到主席那裏。[.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主席大怒，對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說：“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並且提出要召開全國地委書記會議。鄧小平把事情緩和了一下，說：“是不是先開省、市委書記會議為好？”主席接受了鄧小平的建議。
主席對即將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十分重視，在他看來，這是一次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決勝負的一次會議。他作了精心的準備，要用大炮猛轟鄧子恢。為此，他調閱了四、五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準備“炮彈”。他又聽了身邊衛士回家探親的調查報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書記談話，進一步了解農業合作化情況，發掘農民蘊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7月26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向主席報送一份簡報，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發展計劃是103萬個，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萬個。主席更加生氣：這個鄧子恢，真是頑固不化！他讓把此件印發省、市委書記會議。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華東局作了一次電話匯報。匯報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後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五月會議以後就糾正了。”柯慶施來京開會，特意把這份電話記錄帶給了主席。主席對浙江整掉一萬五千個合作社，早就心懷不滿，但又無法發作。見了此件如獲至寶，暗想：“知我者，柯慶施也，他給我送來一發重型炮彈。”當即在“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後麵，寫了一個批注：“這種估計不對。”批示印發到會人員。
主席已下定決心大炮猛轟鄧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第一天，主席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報告一開頭，就向鄧子恢發射了一顆“重型炮彈”：“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對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窩了一肚子火，這時他要發泄憤怒，對此大加撻伐：“浙江由於采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誌不願意聽。”“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有些同誌，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正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裏看來隻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準的，而“趕快下馬”也隻是專指浙江省。主席盛氣淩人、強詞奪理，給持不同意見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風，於此可見一斑。
報告批評鄧子恢們：“這些同誌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麵，主流方麵，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麵、非主流方麵的東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報告逐條批駁了鄧子恢所強調的“清規戒律”。批評鄧子恢所認為的“‘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沒有看到“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憤怒的質問：“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幹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
報告論證了大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專政和廣大貧苦農民有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這是可能性；遏製一部分農民向富農發展，遏製兩極分化，解決糧食和工業原料的供求矛盾，這是大發展的必要性。
報告提出大發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國要有一半農民加入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對農業的半社會主義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這個報告，有許多論述是正確的，比如，他強調自願互利原則和增加生產。但是，由於這個報告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批判“右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見，主張合作化要穩步前進的鄧子恢等，說成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這樣一來，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被歸結為立場問題、路線之爭，就要受到口誅筆伐、批判鬥爭。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有誰敢再發表不同意見？人人自危，怕當“小腳女人”，隻能拚全力搞合作化的大發展。大發展的浪潮淹沒了一切，什麽“自願互利”，什麽“增加生產”，早被丟在了一邊。
8月1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時，主席指名批評鄧子恢：“四月間，中央一個意見，子恢一個意見，農村工作部沒有執行中央的意見。五月十七日以前，說新區發展的合作社糟得很，這次會議上大家說好得很。現在證明新區能發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發展。”鄧子恢聽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見，正是主席和黨中央的意見呀，他何曾另有一個意見？但是，他沒有辯駁。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員，是在黨內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闖過來的，他知道維護黨的領袖權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爭論得臉紅脖子粗，但在大庭廣眾的會議上，他決不能辯駁、抗爭。
會後，主席指示鄧小平、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在目前9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請示報告，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不必交農村工作部辦理。於是，鄧子恢雖然沒有被撤職，卻被“晾”了起來。
這次會議後，主席對《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作了修改和補充，印發給各級黨委，直到農村黨支部。於是，全國農村掀起了宣傳、學習、貫徹主席報告的熱潮，開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運動，把合作化運動推進入一個新階段，即迅猛發展的階段。
主席對即將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十分重視，在他看來，這是一次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決勝負的一次會議。他作了精心的準備，要用大炮猛轟鄧子恢。為此，他調閱了四、五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準備“炮彈”。他又聽了身邊衛士回家探親的調查報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書記談話，進一步了解農業合作化情況，發掘農民蘊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7月26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向主席報送一份簡報，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發展計劃是103萬個，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萬個。主席更加生氣：這個鄧子恢，真是頑固不化！他讓把此件印發省、市委書記會議。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華東局作了一次電話匯報。匯報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後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五月會議以後就糾正了。”柯慶施來京開會，特意把這份電話記錄帶給了主席。主席對浙江整掉一萬五千個合作社，早就心懷不滿，但又無法發作。見了此件如獲至寶，暗想：“知我者，柯慶施也，他給我送來一發重型炮彈。”當即在“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後麵，寫了一個批注：“這種估計不對。”批示印發到會人員。
主席已下定決心大炮猛轟鄧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第一天，主席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報告一開頭，就向鄧子恢發射了一顆“重型炮彈”：“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對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窩了一肚子火，這時他要發泄憤怒，對此大加撻伐：“浙江由於采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誌不願意聽。”“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有些同誌，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正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裏看來隻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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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出大發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國要有一半農民加入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對農業的半社會主義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這個報告，有許多論述是正確的，比如，他強調自願互利原則和增加生產。但是，由於這個報告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批判“右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見，主張合作化要穩步前進的鄧子恢等，說成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這樣一來，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被歸結為立場問題、路線之爭，就要受到口誅筆伐、批判鬥爭。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有誰敢再發表不同意見？人人自危，怕當“小腳女人”，隻能拚全力搞合作化的大發展。大發展的浪潮淹沒了一切，什麽“自願互利”，什麽“增加生產”，早被丟在了一邊。
8月1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時，主席指名批評鄧子恢：“四月間，中央一個意見，子恢一個意見，農村工作部沒有執行中央的意見。五月十七日以前，說新區發展的合作社糟得很，這次會議上大家說好得很。現在證明新區能發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發展。”鄧子恢聽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見，正是主席和黨中央的意見呀，他何曾另有一個意見？但是，他沒有辯駁。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員，是在黨內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闖過來的，他知道維護黨的領袖權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爭論得臉紅脖子粗，但在大庭廣眾的會議上，他決不能辯駁、抗爭。
會後，主席指示鄧小平、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在目前9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請示報告，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不必交農村工作部辦理。於是，鄧子恢雖然沒有被撤職，卻被“晾”了起來。
這次會議後，主席對《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作了修改和補充，印發給各級黨委，直到農村黨支部。於是，全國農村掀起了宣傳、學習、貫徹主席報告的熱潮，開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運動，把合作化運動推進入一個新階段，即迅猛發展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