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在主席建議下，**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相繼成立了農村工作部。農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與領導廣大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以便配合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這是主席為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組織方麵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
主席親自點將，任命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長，後又兼任政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林工作。
鄧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龍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龍岩中學學習。五四運動中受到革命洗禮，創辦進步刊物《岩聲》，宣傳馬克思主義。1917年以優異成績獲取公費留學資格，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在家鄉從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曆任**龍岩縣委宣傳部長、**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暴動副總指揮、第七軍第十九師第五十七團黨代表，領導了閩西農民起義和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閩西紅軍和蘇區創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委員兼財政部長，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三年遊擊戰爭。1938年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參加領導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央委員。曆任華中軍區政治委員、中原軍區兼中原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等職，參加領導華東、中原、中南地區的解放戰爭及淮海、渡江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領導了中南地區的土改和各項民主改革運動。他對發動農民、指導農村工作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被譽為“農民運動專家”。
農村工作部成員選調的都是熟悉農村、有較高理論政策水平的精兵強將。主席的原秘書、**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農業部長廖魯言、陳正人、王觀瀾等為副部長，黨內知名的“秀才”杜潤生為秘書長。
1953年1月17日，鄧子恢和杜潤生來到中南海向主席報到，受領任務。晚上7時，主席在住所豐澤園接見了他們。
主席說：“我們不是談過上下兩篇文章嗎？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會主義嘛。就農村來說，土改已經完成，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誌，這次調你來做農村‘統帥’，當第二篇文章的主筆。”
鄧子恢急忙說：“主席是統帥，我一定當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寫文章，我保證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著說：“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總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長時間內，實現農業集體化，即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農莊。當前的具體任務有兩項。”
鄧子恢和杜潤生在筆記本上快速地記著。
主席說：“第一個任務，是盡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他忽然話鋒一轉，問道：“目前農村的實際情況如何？”
鄧子恢回答說：“總的情況還好。土改以後，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戰爭剛剛結束，農村還很貧苦，農民需要休養生息、發展生產。”
杜潤生插話說：“當前農村的‘五多’，即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很嚴重，農村基層幹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農民反映非常強烈。”主席專注地聽著。
鄧子恢向主席建議：“農村的一切工作，應該照顧小農經濟的特點，應該多從小生產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點來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
主席很讚賞這個意見，當即說：“你們農村工作部就從這個問題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支援國家即將全麵展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接著，主席布置第二項任務：“現在，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決議。你們要把這個決議很好地貫徹下去。在這個文件中，要求把開展互助合作當作新時期一項曆史任務。其中正式提出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你們農村工作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不要挫傷它。
鄧子恢和杜潤生快速地寫著。
主席又交待第三項任務：“‘一五’計劃時期，即從現在起到1957年底，老區組織起來的農戶達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區組織起來的農戶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鄧子恢心中暗想：“這麽急怎麽行！”他來京前，中南局開了一次常委會，研究了當前農村形勢與任務。常委們一致認為：農民剛剛從土改中得到一點實惠，就馬上讓他們合作化，把他們分得的土地歸大堆，農民難以接受。但是，他沒有說出這些情況，隻是說：“中南地區的互助合作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全國的老區比如東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錯，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我們需要有一個調查研究和學習的時間。”
主席說：“要邊幹邊學，幹中學嘛！”
臨別前，主席又一次問起：“農村的情況到底如何？”
杜潤生回答：“土改後，農村成了小農經濟的天下。小農經濟是手工經濟，力量單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點。必須積極領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須從小農經濟的特點出發。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鄧子恢試探地說：“河南提出了允許‘四個自由’的口號――”
主席警覺地問：“唔？哪四個？”
鄧子恢說：“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和貿易自由。河南發了告示，讓農民放開手腳發展一個時期的個體經濟，看來農民很擁護，對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村生產力的作用還較好。”
主席冷著臉，沒有表態。
杜潤生趕快轉換了話題，說：“對於新區，應該是生產壓倒一切。但現在的‘五多’實在是讓農民頭疼，影響農業生產。”
主席說：“那好呀！你們農村工作部組建後，首先從解決‘五多’問題入手。”
最後，鄧子恢向主席建議：“當前領導互助合作運動，因該從小農經濟的實際出發，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這個建議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報到回來，鄧子恢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萬壽路組建起農村工作部。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萬壽路機關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組織機構、規章製度，製定工作計劃……，農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條不紊的開展起來。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將《**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於3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決議進一步明確規定：目前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方針，是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穩步前進。決議特別指出：不顧農民自願和當前經濟條件，過早地企圖否定和限製農民的私有財產，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企圖興辦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莊，這種“左”的傾向，必然表現為超越實際可能的冒險主義。
《決議》發表前，主席對決議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補充：一是放寬了對試辦高級社的條件限製，將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需要“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二是強調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中間，必須十分注意對單幹農民的政策問題；三是進一步強調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
這個《決議》，比較符合農村實際，深受廣大農村幹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
主席親自點將，任命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長，後又兼任政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林工作。
鄧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龍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龍岩中學學習。五四運動中受到革命洗禮，創辦進步刊物《岩聲》，宣傳馬克思主義。1917年以優異成績獲取公費留學資格，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在家鄉從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曆任**龍岩縣委宣傳部長、**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暴動副總指揮、第七軍第十九師第五十七團黨代表，領導了閩西農民起義和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閩西紅軍和蘇區創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委員兼財政部長，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三年遊擊戰爭。1938年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參加領導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央委員。曆任華中軍區政治委員、中原軍區兼中原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等職，參加領導華東、中原、中南地區的解放戰爭及淮海、渡江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領導了中南地區的土改和各項民主改革運動。他對發動農民、指導農村工作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被譽為“農民運動專家”。
農村工作部成員選調的都是熟悉農村、有較高理論政策水平的精兵強將。主席的原秘書、**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農業部長廖魯言、陳正人、王觀瀾等為副部長，黨內知名的“秀才”杜潤生為秘書長。
1953年1月17日，鄧子恢和杜潤生來到中南海向主席報到，受領任務。晚上7時，主席在住所豐澤園接見了他們。
主席說：“我們不是談過上下兩篇文章嗎？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會主義嘛。就農村來說，土改已經完成，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誌，這次調你來做農村‘統帥’，當第二篇文章的主筆。”
鄧子恢急忙說：“主席是統帥，我一定當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寫文章，我保證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著說：“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總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長時間內，實現農業集體化，即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農莊。當前的具體任務有兩項。”
鄧子恢和杜潤生在筆記本上快速地記著。
主席說：“第一個任務，是盡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他忽然話鋒一轉，問道：“目前農村的實際情況如何？”
鄧子恢回答說：“總的情況還好。土改以後，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戰爭剛剛結束，農村還很貧苦，農民需要休養生息、發展生產。”
杜潤生插話說：“當前農村的‘五多’，即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很嚴重，農村基層幹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農民反映非常強烈。”主席專注地聽著。
鄧子恢向主席建議：“農村的一切工作，應該照顧小農經濟的特點，應該多從小生產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點來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
主席很讚賞這個意見，當即說：“你們農村工作部就從這個問題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支援國家即將全麵展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接著，主席布置第二項任務：“現在，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決議。你們要把這個決議很好地貫徹下去。在這個文件中，要求把開展互助合作當作新時期一項曆史任務。其中正式提出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你們農村工作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不要挫傷它。
鄧子恢和杜潤生快速地寫著。
主席又交待第三項任務：“‘一五’計劃時期，即從現在起到1957年底，老區組織起來的農戶達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區組織起來的農戶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鄧子恢心中暗想：“這麽急怎麽行！”他來京前，中南局開了一次常委會，研究了當前農村形勢與任務。常委們一致認為：農民剛剛從土改中得到一點實惠，就馬上讓他們合作化，把他們分得的土地歸大堆，農民難以接受。但是，他沒有說出這些情況，隻是說：“中南地區的互助合作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全國的老區比如東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錯，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我們需要有一個調查研究和學習的時間。”
主席說：“要邊幹邊學，幹中學嘛！”
臨別前，主席又一次問起：“農村的情況到底如何？”
杜潤生回答：“土改後，農村成了小農經濟的天下。小農經濟是手工經濟，力量單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點。必須積極領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須從小農經濟的特點出發。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鄧子恢試探地說：“河南提出了允許‘四個自由’的口號――”
主席警覺地問：“唔？哪四個？”
鄧子恢說：“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和貿易自由。河南發了告示，讓農民放開手腳發展一個時期的個體經濟，看來農民很擁護，對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村生產力的作用還較好。”
主席冷著臉，沒有表態。
杜潤生趕快轉換了話題，說：“對於新區，應該是生產壓倒一切。但現在的‘五多’實在是讓農民頭疼，影響農業生產。”
主席說：“那好呀！你們農村工作部組建後，首先從解決‘五多’問題入手。”
最後，鄧子恢向主席建議：“當前領導互助合作運動，因該從小農經濟的實際出發，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這個建議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報到回來，鄧子恢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萬壽路組建起農村工作部。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萬壽路機關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組織機構、規章製度，製定工作計劃……，農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條不紊的開展起來。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將《**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於3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決議進一步明確規定：目前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方針，是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穩步前進。決議特別指出：不顧農民自願和當前經濟條件，過早地企圖否定和限製農民的私有財產，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企圖興辦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莊，這種“左”的傾向，必然表現為超越實際可能的冒險主義。
《決議》發表前，主席對決議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補充：一是放寬了對試辦高級社的條件限製，將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需要“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二是強調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中間，必須十分注意對單幹農民的政策問題；三是進一步強調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
這個《決議》，比較符合農村實際，深受廣大農村幹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