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的與會者被當時所出現的讓人講話、允許懷疑“三麵紅旗”的民主氣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項工作領域開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會”因此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大會結束後的最初階段，主席和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想法是比較一致的，決心發揚大會精神，在黨內外繼續營造民主氣氛，使黨、政、軍、民、學等七個方麵出現一個生動活潑的新局麵。
1962年2月22日，主席批複**，人大“開一次生動活潑的大會極為必要”。此處的著重號是主席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同樣都很期望能出現這種局麵。4月9日，在全國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提出對於政治上敢於講話，工作上敢於負責，學術上敢於爭鳴的情況，“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這樣一種氛圍下，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主黨派、外交等方麵的新局麵很快就顯現出來，調整的步伐加快了，調整的力度加大了。
1）思想領域變得民主寬鬆，人們開始敢於講話。
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編輯、趕印了《魏征傳》，希望以史為鑒，來配合當時兼聽則明的政治氣氛。有些劇作者還立刻創作改編了《唐太宗》、《洛陽宮》、《唐皇納諫》等劇本。一時間，一股民主寬鬆的春風蕩漾在人們中間。
人們開始變得敢於講話了。比如，這年的2月17日，周恩來在電影、話劇創作座談會上說：“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閣講了一次話，談了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十個問題。今天講話和那次有點變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黨委就不準傳達我的講話。(.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周的語氣表露出一種愉悅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鄧子恢在部隊講農業問題時，興奮地說：“過去像我這樣的人也不敢講話。”當他談到安徽的包產到戶時，還說：“過去我這樣說是要被帶上右傾帽子的，現在我的右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在中央的會議上，周恩來反複強調：“要鼓勵各種意見都說出來，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爭論以後由中央做決定。”他還在1962年4月18日召開的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說“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批評對方的短處”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諍友”，積極鼓勵大家要敢於講話。
這一年，人們像是又回到了久違的黨內那種寬鬆和諧的政治環境中，黨內大有一種精神解放、手腳放開的令人愉悅的輕鬆氣氛。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應該是人人都有積極性，人人都是笑逐顏開，人人都是心情舒暢，人人都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人都能夠把他的這一點才力、智慧，全部貢獻出來。有了問題，能夠麵責情真！”這是陳毅構想的一幅美好的圖畫，但要實現這個美好的願望，還需要走一段漫長的路。
在經濟工作上，調整力度和深度加大。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在討論1962年的國家預算和國內的經濟形勢時，**對經濟形勢做出不同於七千人大會的大膽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國民經濟將進一步惡化。**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還說：目前的形勢是一個困難的形勢，“類似非常時期”。在七千人大會上沒有發表大會講話的陳雲，在這次會上也作了係統發言。陳雲將七千人大會提出的10年規劃，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大概5年）是恢複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並把工作的基點放在“爭取快，準備慢”上。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財經小組恢複起來了，**提議陳雲任組長，統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不久，陳雲提出，對1962年的年度計劃（七千人大會通過的）要重新安排，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必須把保障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擺在首位。
如果說，在這之前中央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還是想慢慢轉彎，一個一個方麵的來進行，或者說是被動調整的話，那麽，在這之後，用周恩來的話說，是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是主動調整，是著眼全局從綜合平衡來考慮和解決問題。很顯然，在七千人大會為加快調整的步伐，進行了全黨動員之後，“西樓會議”成為大刀闊斧、全麵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的一次重要會議。
同時，大量精減城市人口，決定1962年一年精減2000萬1的措施也在有條不紊的推進中。另外，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對經濟效益不佳的工廠實行關停並轉；各地的基本建設，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解決吃、穿、用問題，保證市場供應，製止通貨膨脹。類似的調整，動作之大，力度之強，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重拳出擊的時刻，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人那裏，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他們說七千人大會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采取這樣大步驟的調整措施是不是對形勢看得太消極了？於是，5月7日至11日，**再次主持召開有100多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就如何看待目前的經濟形勢進行討論。對此，**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麽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3）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越來越多在工業調整深入進行的同時，如何盡快恢複農業生產，人們也在進行大膽的探索。雖然早在1961年11月，中央就曾批評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是不正確的，要求把這些做法改變過來，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被指出的錯誤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廣“責任田”一項，但七千人大會所強調的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深地鼓舞著人們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增產的方式。幾年來，廣大農民所感受的現實情況是，人民公社的美麗前景不但沒有出現，相反餓死很多人，而有的農民自己單幹，不僅能夠吃飽，還有富裕交公糧。因此不少農民呼籲把田分到戶，中央隻應當大家，莫當小家，小家讓農民自己去當。所以，在農村包產到戶非但沒有絕跡，相反呼聲越來越高。
原來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間，則受到了來自中央第一線領導同誌的支持。如鄧子恢、陳雲、**、鄧小平、周恩來等均有讚成的表示。用鄧小平的話說，不管是白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就用哪一種方法。由此在農村出現的新氣象，表現為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地方越來越多。
4）王稼祥提出緩和的外交政策在七千人大會的春風下，調整全方位展開。中聯部部長王稼祥，針對當時中國的外交狀況大膽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當時的王稼祥因為身體不好，處在半工作、半休養狀態，對於國內麵臨的極大的經濟困難，他很是著急；對於中國對外關係方麵四麵受敵的情況，憂慮得不得了。王稼祥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但會議發給他的文件、各種簡報材料，他都認真地閱讀了，尤其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使他深受鼓舞，於是他支撐起病體，一麵找材料，一麵找中聯部的一些同誌進行討論，於2月27日牽頭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建議信，隨後，又主持撰寫和審定了兩份文件，陳述對外工作的見解和主張。其基本思想是，在對外政策上應該采取和緩的方針，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隻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不要四麵樹敵，要緩和和約束某些方麵的鬥爭，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來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在對外鬥爭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鬥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這些正確的建議，後來被主席說成是“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和，支持各國革命運動少）的修正主義主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這個錯案已於1979年3月9日經中央通報平反。
在大會結束後的最初階段，主席和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想法是比較一致的，決心發揚大會精神，在黨內外繼續營造民主氣氛，使黨、政、軍、民、學等七個方麵出現一個生動活潑的新局麵。
1962年2月22日，主席批複**，人大“開一次生動活潑的大會極為必要”。此處的著重號是主席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同樣都很期望能出現這種局麵。4月9日，在全國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提出對於政治上敢於講話，工作上敢於負責，學術上敢於爭鳴的情況，“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這樣一種氛圍下，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主黨派、外交等方麵的新局麵很快就顯現出來，調整的步伐加快了，調整的力度加大了。
1）思想領域變得民主寬鬆，人們開始敢於講話。
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編輯、趕印了《魏征傳》，希望以史為鑒，來配合當時兼聽則明的政治氣氛。有些劇作者還立刻創作改編了《唐太宗》、《洛陽宮》、《唐皇納諫》等劇本。一時間，一股民主寬鬆的春風蕩漾在人們中間。
人們開始變得敢於講話了。比如，這年的2月17日，周恩來在電影、話劇創作座談會上說：“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閣講了一次話，談了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十個問題。今天講話和那次有點變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黨委就不準傳達我的講話。(.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周的語氣表露出一種愉悅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鄧子恢在部隊講農業問題時，興奮地說：“過去像我這樣的人也不敢講話。”當他談到安徽的包產到戶時，還說：“過去我這樣說是要被帶上右傾帽子的，現在我的右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在中央的會議上，周恩來反複強調：“要鼓勵各種意見都說出來，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爭論以後由中央做決定。”他還在1962年4月18日召開的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說“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批評對方的短處”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諍友”，積極鼓勵大家要敢於講話。
這一年，人們像是又回到了久違的黨內那種寬鬆和諧的政治環境中，黨內大有一種精神解放、手腳放開的令人愉悅的輕鬆氣氛。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應該是人人都有積極性，人人都是笑逐顏開，人人都是心情舒暢，人人都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人都能夠把他的這一點才力、智慧，全部貢獻出來。有了問題，能夠麵責情真！”這是陳毅構想的一幅美好的圖畫，但要實現這個美好的願望，還需要走一段漫長的路。
在經濟工作上，調整力度和深度加大。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在討論1962年的國家預算和國內的經濟形勢時，**對經濟形勢做出不同於七千人大會的大膽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國民經濟將進一步惡化。**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還說：目前的形勢是一個困難的形勢，“類似非常時期”。在七千人大會上沒有發表大會講話的陳雲，在這次會上也作了係統發言。陳雲將七千人大會提出的10年規劃，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大概5年）是恢複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並把工作的基點放在“爭取快，準備慢”上。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財經小組恢複起來了，**提議陳雲任組長，統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不久，陳雲提出，對1962年的年度計劃（七千人大會通過的）要重新安排，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必須把保障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擺在首位。
如果說，在這之前中央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還是想慢慢轉彎，一個一個方麵的來進行，或者說是被動調整的話，那麽，在這之後，用周恩來的話說，是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是主動調整，是著眼全局從綜合平衡來考慮和解決問題。很顯然，在七千人大會為加快調整的步伐，進行了全黨動員之後，“西樓會議”成為大刀闊斧、全麵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的一次重要會議。
同時，大量精減城市人口，決定1962年一年精減2000萬1的措施也在有條不紊的推進中。另外，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對經濟效益不佳的工廠實行關停並轉；各地的基本建設，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解決吃、穿、用問題，保證市場供應，製止通貨膨脹。類似的調整，動作之大，力度之強，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重拳出擊的時刻，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人那裏，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他們說七千人大會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采取這樣大步驟的調整措施是不是對形勢看得太消極了？於是，5月7日至11日，**再次主持召開有100多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就如何看待目前的經濟形勢進行討論。對此，**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麽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3）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越來越多在工業調整深入進行的同時，如何盡快恢複農業生產，人們也在進行大膽的探索。雖然早在1961年11月，中央就曾批評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是不正確的，要求把這些做法改變過來，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被指出的錯誤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廣“責任田”一項，但七千人大會所強調的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深地鼓舞著人們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增產的方式。幾年來，廣大農民所感受的現實情況是，人民公社的美麗前景不但沒有出現，相反餓死很多人，而有的農民自己單幹，不僅能夠吃飽，還有富裕交公糧。因此不少農民呼籲把田分到戶，中央隻應當大家，莫當小家，小家讓農民自己去當。所以，在農村包產到戶非但沒有絕跡，相反呼聲越來越高。
原來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間，則受到了來自中央第一線領導同誌的支持。如鄧子恢、陳雲、**、鄧小平、周恩來等均有讚成的表示。用鄧小平的話說，不管是白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就用哪一種方法。由此在農村出現的新氣象，表現為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地方越來越多。
4）王稼祥提出緩和的外交政策在七千人大會的春風下，調整全方位展開。中聯部部長王稼祥，針對當時中國的外交狀況大膽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當時的王稼祥因為身體不好，處在半工作、半休養狀態，對於國內麵臨的極大的經濟困難，他很是著急；對於中國對外關係方麵四麵受敵的情況，憂慮得不得了。王稼祥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但會議發給他的文件、各種簡報材料，他都認真地閱讀了，尤其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使他深受鼓舞，於是他支撐起病體，一麵找材料，一麵找中聯部的一些同誌進行討論，於2月27日牽頭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建議信，隨後，又主持撰寫和審定了兩份文件，陳述對外工作的見解和主張。其基本思想是，在對外政策上應該采取和緩的方針，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隻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不要四麵樹敵，要緩和和約束某些方麵的鬥爭，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來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在對外鬥爭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鬥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這些正確的建議，後來被主席說成是“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和，支持各國革命運動少）的修正主義主張，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這個錯案已於1979年3月9日經中央通報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