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前一段的調查研究工作，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與會者對情況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實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雖然參差不齊，但總的說來，是前進了一步，比較敢於講真話，說實情。並且從曆史的回顧中，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開得比較活潑。
會議開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討論主席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討論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討論糧食問題。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討論林業、商業、手工業等問題。最後，討論了一下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經修改後，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製；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製度。經過反複調查，充分醞釀，這兩個關係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於徹底解決。如果沒有這樣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這麽順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春天已經過去，夏荒正在麵前。從“十二條”下發以後，農村形勢開始有所好轉，但是糧食問題依然是十分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和陳雲在全體會議上專門講了糧食問題。**和鄧小平也就這個問題講了話。**說：“現在各種矛盾都集中在糧食問題上。這幾年的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非農業人口搞多了，農民養不起這麽多人，所以非減不可。現在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
陳雲分析了解決糧食緊張問題的四條辦法。一是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這是根本的。二是工業大力支援農業，三是進口糧食，這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製。四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是必不可少的。他說：“麵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麽別的路可走。我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三年中間，全國共招收職工二千五百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從九千九百萬增加到一億三千萬。而糧食，一九五九年以來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動員城市人口（主要是從農村招收的職工）下鄉，壓縮城市人口，成為解決經濟困難問題的一項重大決策。在周恩來主持下，會議製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本年內減少一千萬。
5月24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第三組（中南、華北小組）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已反了幾年。鄭州會議以後，在農村實際上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沒有提出口號。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我們黨一方麵是經驗很豐富，一方麵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足。如農業問題，一是大田生產，一是家庭副業把養豬、養雞搞掉，吃了大虧，取消自留地也是個很大的錯誤，使生產、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對工業的影響也很大。我們全黨、全體幹部、全體人民都餓了飯，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5月31日，**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作總結講話。講話分析了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難的辦法，指出：“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的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造成困難的原因，**根本沒提“階級敵人報複破壞”，主席對此頗感不悅。
**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現在看來，恐怕不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主席感到在數落他，一絲惱怒湧上心頭。
隻聽**提高了嗓門：“我們的這些缺點錯誤，從一方麵來講，由於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夠，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從另一方麵來講，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轉，這是可能的。我們轉慢了一點，問題發現得遲了一點，所以，損失的較大。但是，現在轉過來還不遲。如果我麽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主席打了個冷戰，感到**對他提出了嚴重警告。
**憤然說：“我看在座的同誌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裏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麽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麽多嗎？還舍不得關廠嗎？還舍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麽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麵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這篇講話編入《**選集》時，題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
周恩來講話：“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深思熟濾，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
**插話：“想要快一點，結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幹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疼越好，跌得不疼就感受不深。問題是跌疼了沒有。”
周恩來說：“我是感到疼了。”
這次會議，還製定了關於手工業問題、商業問題、林業問題、退賠問題等四個文件。會議還決定調整當年的鋼產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會議還決定對幾年來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和幹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規定以後不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開展反右反“左”的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
會議開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討論主席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討論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討論糧食問題。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討論林業、商業、手工業等問題。最後，討論了一下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經修改後，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製；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製度。經過反複調查，充分醞釀，這兩個關係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於徹底解決。如果沒有這樣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這麽順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春天已經過去，夏荒正在麵前。從“十二條”下發以後，農村形勢開始有所好轉，但是糧食問題依然是十分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和陳雲在全體會議上專門講了糧食問題。**和鄧小平也就這個問題講了話。**說：“現在各種矛盾都集中在糧食問題上。這幾年的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非農業人口搞多了，農民養不起這麽多人，所以非減不可。現在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
陳雲分析了解決糧食緊張問題的四條辦法。一是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這是根本的。二是工業大力支援農業，三是進口糧食，這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製。四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是必不可少的。他說：“麵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麽別的路可走。我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三年中間，全國共招收職工二千五百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從九千九百萬增加到一億三千萬。而糧食，一九五九年以來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動員城市人口（主要是從農村招收的職工）下鄉，壓縮城市人口，成為解決經濟困難問題的一項重大決策。在周恩來主持下，會議製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本年內減少一千萬。
5月24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第三組（中南、華北小組）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已反了幾年。鄭州會議以後，在農村實際上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沒有提出口號。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我們黨一方麵是經驗很豐富，一方麵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足。如農業問題，一是大田生產，一是家庭副業把養豬、養雞搞掉，吃了大虧，取消自留地也是個很大的錯誤，使生產、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對工業的影響也很大。我們全黨、全體幹部、全體人民都餓了飯，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5月31日，**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作總結講話。講話分析了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難的辦法，指出：“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的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造成困難的原因，**根本沒提“階級敵人報複破壞”，主席對此頗感不悅。
**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現在看來，恐怕不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主席感到在數落他，一絲惱怒湧上心頭。
隻聽**提高了嗓門：“我們的這些缺點錯誤，從一方麵來講，由於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夠，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從另一方麵來講，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轉，這是可能的。我們轉慢了一點，問題發現得遲了一點，所以，損失的較大。但是，現在轉過來還不遲。如果我麽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主席打了個冷戰，感到**對他提出了嚴重警告。
**憤然說：“我看在座的同誌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裏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麽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麽多嗎？還舍不得關廠嗎？還舍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麽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麵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這篇講話編入《**選集》時，題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
周恩來講話：“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深思熟濾，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
**插話：“想要快一點，結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幹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疼越好，跌得不疼就感受不深。問題是跌疼了沒有。”
周恩來說：“我是感到疼了。”
這次會議，還製定了關於手工業問題、商業問題、林業問題、退賠問題等四個文件。會議還決定調整當年的鋼產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會議還決定對幾年來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和幹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規定以後不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開展反右反“左”的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