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主席在杭州讀書的時候，**也在海南島讀書。讀了近一個月後，**在掌握理論，進行初步思考的同時，開始了自己的調查研究，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走遍了9個省市，深入到基層調查實際情況。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為掌握第一手的實際情況，到天津、河北、河南、陝西、四川、湖北、上海、山東等省市視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視察天津。3月28日，**聽取了**河北省委的匯報。
在談話中，**就“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向河北省委負責人提出了要求：要以農業為基礎，各方麵都要支援農業。馬克思說過，任何一個社會的生產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飯吃，還剩下多少人去搞工業、運輸、教育、文藝、科學等等。說社會分工，首先是農業和其他各方麵的分工。
他說：“你搞平調，人家不願讓你平調，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過渡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主觀條件都不夠。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去，光要不斷革命，忘記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生產關係的改變，要使生產積極性更高，能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
“要把物資調撥部門和財貿部門結合起來，組織各方麵的協作。物資調撥部，實際上也是商業部。”
**沿京廣線抵達了河南省，這是實現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問題比較嚴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業方麵不顧客觀條件、盲目“上馬”盲目追求高指標，已經嚴重影響了這個省的農業發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同**河南省委書記處成員談話。他說：“我主張不籠統地反對‘條件論’，要具體地講。反對兩條，一是不承認某些客觀條件，一是不承認主觀能動作用、主觀條件。反“條件論”過分，就可能出現主觀主義、不要條件、不要革命階段論。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矛盾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裏是強調條件，不能忽略條件。沒有條件，矛盾就不能統一、轉化和發展。”
**告誡當地負責人說：“如果領導上不搞清這些道理，反來反去，就會走到另一個方麵去。”
的確如此，從反冒進開始，到反“反冒進”，再到“大躍進”，不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而“矯枉過正”嗎？
這次視察，**並沒有沿京廣線繼續南下，而是從鄭州拐彎向西，然後從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抵達四川。當時，四川是基本建設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上馬的基建項目比較多，相應地影響了其他部門的發展。針對這一情況，**說：“由於形勢造成的困難，工業區要做緩建的準備，暫時‘下馬’，但必須保護好一切設備，一旦形勢好轉就要再‘上馬’。”
就是說，“上馬”不是不可以，是應該的，但要看條件，要看實際，本來國民經濟就處於困難，再“上馬”基建項目，勢必加重困難形勢，直至影響基建項目不可能順利“上馬”，甚至還會拉它“下馬”。
在四川，**逗留了半個月，轉而乘船沿長江，順水而下，考察了未來的長江三峽水電站大壩壩址――三鬥坪。
5月17日，**到武漢；5月21日，**經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到上海。第二天，**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會。
5月26日，**在全國機械工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海現場會議上講話。他忠告說：“要經常注意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麵，包括工資製度的調整，保證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發展，保持群眾的熱情和幹勁，要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把群眾的熱情使得幹幹淨淨，總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會走向反麵。”
剛剛從上海回到北京，**又馬上飛了回去。剛剛結束國際訪問的周恩來，也急匆匆飛往上海。
**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一次緊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已經非常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
形勢的確不容再繼續樂觀下去。高指標和“共產風”的熱度居高不下，終於使國民經濟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來麵目，出現了令人震驚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業發展的勢頭不僅沒有按照年初預計的實現“繼續大躍進”，反而呈現出持續下滑的趨勢，速度越來越快，漸顯控製不住的態勢，到第二季度，鋼從日產量連續下降，2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產量計劃，占90％，其中低於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種，高達55％；農業形勢更加嚴峻，由於根據虛報數字增加了糧食征購任務，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口糧都作為征購糧上交了國庫，各地糧食供應日趨緊張，浮腫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越來越厲害。
新中國成立後，從未遇到過的大饑荒出現了，而且很難估量這次饑荒究竟持續多久。事實擺在人們麵前，短時期內不可能迅速扭轉這一形勢。
**在上海，首先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參加者有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一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列舉了國民經濟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在座談會開始就明確地指出：“當前困難的形勢非常嚴峻。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問題，還有一些其他問題。”
**勇敢地提出了廬山會議沒有糾正“左”的錯誤，對此感到有些缺憾：“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許多同誌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麵。一方麵我們要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實事求是，切實可靠、充分可靠，冷熱結合。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後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後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丟到後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誌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一些同誌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的教訓很少。”
**指出了一係列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也向各路諸侯提出了警告：“計劃偏大，有些事情不那麽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麽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麵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
這些問題如果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就是今天會議的意思。”
第二天，**仍然主持座談會，在當時“大躍進”的急先鋒柯慶施發言後，他明確說：“現在群眾能否撤換他們不滿意的幹部？我們有些代表選舉流於形式。群眾對幹部的監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鑒於蘇聯的經驗，我們要加以約束。”
**在會議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設，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積累。但要注意客觀規律。大豐收大搞積累，小豐收小搞積累，大災荒少搞積累，這是客觀規律。大災荒還大搞積累是違反客觀規律。”
在這次座談會的最後，**雖然要求大家認清形勢困難的嚴重性，但還要打氣：“今後還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但要著重了解實際情況，著重實事求是。”
**毫不客氣地、實事求是地將困難形勢擺在了各路諸侯麵前，原來頭腦發熱的幹部們，逐漸冷靜下來，思想上開始發生轉變。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為掌握第一手的實際情況，到天津、河北、河南、陝西、四川、湖北、上海、山東等省市視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視察天津。3月28日，**聽取了**河北省委的匯報。
在談話中，**就“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向河北省委負責人提出了要求：要以農業為基礎，各方麵都要支援農業。馬克思說過，任何一個社會的生產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飯吃，還剩下多少人去搞工業、運輸、教育、文藝、科學等等。說社會分工，首先是農業和其他各方麵的分工。
他說：“你搞平調，人家不願讓你平調，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過渡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主觀條件都不夠。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去，光要不斷革命，忘記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生產關係的改變，要使生產積極性更高，能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
“要把物資調撥部門和財貿部門結合起來，組織各方麵的協作。物資調撥部，實際上也是商業部。”
**沿京廣線抵達了河南省，這是實現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問題比較嚴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業方麵不顧客觀條件、盲目“上馬”盲目追求高指標，已經嚴重影響了這個省的農業發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同**河南省委書記處成員談話。他說：“我主張不籠統地反對‘條件論’，要具體地講。反對兩條，一是不承認某些客觀條件，一是不承認主觀能動作用、主觀條件。反“條件論”過分，就可能出現主觀主義、不要條件、不要革命階段論。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矛盾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裏是強調條件，不能忽略條件。沒有條件，矛盾就不能統一、轉化和發展。”
**告誡當地負責人說：“如果領導上不搞清這些道理，反來反去，就會走到另一個方麵去。”
的確如此，從反冒進開始，到反“反冒進”，再到“大躍進”，不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而“矯枉過正”嗎？
這次視察，**並沒有沿京廣線繼續南下，而是從鄭州拐彎向西，然後從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抵達四川。當時，四川是基本建設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上馬的基建項目比較多，相應地影響了其他部門的發展。針對這一情況，**說：“由於形勢造成的困難，工業區要做緩建的準備，暫時‘下馬’，但必須保護好一切設備，一旦形勢好轉就要再‘上馬’。”
就是說，“上馬”不是不可以，是應該的，但要看條件，要看實際，本來國民經濟就處於困難，再“上馬”基建項目，勢必加重困難形勢，直至影響基建項目不可能順利“上馬”，甚至還會拉它“下馬”。
在四川，**逗留了半個月，轉而乘船沿長江，順水而下，考察了未來的長江三峽水電站大壩壩址――三鬥坪。
5月17日，**到武漢；5月21日，**經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到上海。第二天，**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會。
5月26日，**在全國機械工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海現場會議上講話。他忠告說：“要經常注意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麵，包括工資製度的調整，保證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發展，保持群眾的熱情和幹勁，要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把群眾的熱情使得幹幹淨淨，總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會走向反麵。”
剛剛從上海回到北京，**又馬上飛了回去。剛剛結束國際訪問的周恩來，也急匆匆飛往上海。
**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一次緊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已經非常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
形勢的確不容再繼續樂觀下去。高指標和“共產風”的熱度居高不下，終於使國民經濟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來麵目，出現了令人震驚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業發展的勢頭不僅沒有按照年初預計的實現“繼續大躍進”，反而呈現出持續下滑的趨勢，速度越來越快，漸顯控製不住的態勢，到第二季度，鋼從日產量連續下降，2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產量計劃，占90％，其中低於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種，高達55％；農業形勢更加嚴峻，由於根據虛報數字增加了糧食征購任務，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口糧都作為征購糧上交了國庫，各地糧食供應日趨緊張，浮腫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越來越厲害。
新中國成立後，從未遇到過的大饑荒出現了，而且很難估量這次饑荒究竟持續多久。事實擺在人們麵前，短時期內不可能迅速扭轉這一形勢。
**在上海，首先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參加者有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一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列舉了國民經濟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在座談會開始就明確地指出：“當前困難的形勢非常嚴峻。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問題，還有一些其他問題。”
**勇敢地提出了廬山會議沒有糾正“左”的錯誤，對此感到有些缺憾：“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許多同誌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麵。一方麵我們要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實事求是，切實可靠、充分可靠，冷熱結合。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後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後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丟到後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誌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一些同誌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的教訓很少。”
**指出了一係列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也向各路諸侯提出了警告：“計劃偏大，有些事情不那麽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麽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麵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
這些問題如果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就是今天會議的意思。”
第二天，**仍然主持座談會，在當時“大躍進”的急先鋒柯慶施發言後，他明確說：“現在群眾能否撤換他們不滿意的幹部？我們有些代表選舉流於形式。群眾對幹部的監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鑒於蘇聯的經驗，我們要加以約束。”
**在會議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設，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積累。但要注意客觀規律。大豐收大搞積累，小豐收小搞積累，大災荒少搞積累，這是客觀規律。大災荒還大搞積累是違反客觀規律。”
在這次座談會的最後，**雖然要求大家認清形勢困難的嚴重性，但還要打氣：“今後還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但要著重了解實際情況，著重實事求是。”
**毫不客氣地、實事求是地將困難形勢擺在了各路諸侯麵前，原來頭腦發熱的幹部們，逐漸冷靜下來，思想上開始發生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