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條》規定了十二條政策，要求全黨堅決糾正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並決定開展整風整社。1960年11月15日，主席作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批示。12月8日，《**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的指示》下發，《指示》傳達了主席關於“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的指示。全國農村立即開展起整風整社運動，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複。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
“信陽事件”本是“五風”造成的，可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陽地委寫了個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南局、**中央，嫁禍於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報告說：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複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混進**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幹的。總之，把一切都歸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
12月31日，中南局在關於“信陽事件”報告的批示中指出：“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對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縣、社、隊的整風整社，應該學習信陽的經驗……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地方，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補課，然後才能更好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此同時，中央和省委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赴信陽、商丘、南陽等地區指導整風整社工作。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中央向全國轉發了《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央文件，中發[61]4號）。文件中引用了主席的一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文件一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複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複”，“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麵徹底扭轉過來”。中央明確表態肯定這份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從此，信陽經驗成了全國整風整社運動的“樣板”。全國在整風整社中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補課”運動。
於是，全國各級黨委都抽調大批人力組成“整風整社工作組（團、隊）”，深入農村縣、社、隊領導整風整社運動，主要內容是民主革命（土改）補課和反“五風”，重點是整頓三類縣、社、隊。整風整社一般分四個步驟：第一步是宣傳政策，紮根串連，做好生產生活安排，了解情況，作到心中有數；第二步是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放手發動群眾，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開展鬥爭，奪取“五權”（黨權、政權、軍權、財權、飯權），拔掉“釘子”（即敵人），結合清理一部分“五風”；第三步是徹底清除“五風”，貫徹落實《十二條》；第四步是建立規章製度和製訂計劃，進行組織建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整風整社的核心是第二步，即“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所謂“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土改補課”，把基層幹部的祖宗三代、社會關係重新清查一次，看一看是否土改時漏劃的“地主富農分子”，或者是否被地主富農拉攏腐蝕的“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全國農村補劃了大批“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平白增加了許多敵人。
陝西長安縣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時劃定二千七百餘戶地富，整風整社運動中又補劃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戶。
四川省在1960年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僅在大邑縣的11414名農村基層幹部中有貪汙盜竊行為1383人，問題嚴重的173人被集訓，有203人受處理。（注：《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頁。）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隊僅一百二十多戶人家，新補劃的"地主"就多達十五戶，其中九戶被"掃地出門"，房屋沒收。另外又有八戶農民被補成了“漏劃富農”。
鄧小平老家所在的廣安縣協興區，二十多人因重新劃分階級成份而自殺。死者之一鄧紹華是與鄧的父親鄧紹昌同輩，算是鄧小平的叔叔。他本是個自耕農，有部分多餘土地出租。被定為"戴帽富農份子"，沒收房屋，掃地出門後，跳水庫尋了死。
四川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
再如，河南省南陽地區所屬的唐河、淅川、鄧縣、方城、新野等5個縣委被視為“爛掉”的班子，把一些主要負責人打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批判鬥爭，甚至逮捕關押。對生產隊幹部幾乎全部實行所謂集訓，甚至有的地方強行分掉基層幹部的財產。
南陽地區的唐河縣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結果糧食被大量外調。當農民斷糧，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醒悟過來，要求上級撥糧救急時，南陽地委無動於衷，反批評畢可旦"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農民餓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淅川等鄰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因饑荒死人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準槍決時，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領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婦二人及三名女兒溺斃，僅年方十四歲的兒子畢劍增被母親頂上水麵逃生。
1960年11月，貴州省委將甕安縣列為全省整風整社、反“五風一化”（共產風、高指標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運動的重點。縣委組織800人的整風整社工作團，分赴各公社開展運動。有相當一部分生產隊以上幹部遭受批判鬥爭和處理，被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156人、蛻化變質分子32人、違法亂紀分子42人、貪汙盜竊者47人、死官僚主義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錯誤441人，被開除黨籍41人、留黨察看2人、撤銷黨內職務5人、開除工作籍41人，特別集訓（實為拘留）70人、送勞動教養1人、逮捕入獄44人。
被打擊的基層幹部中，有些人是奉上級的命令、指示幹的（比如“反瞞產”、“一平二調”共產風、搞“密植”、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等等），他們的行為是“政府行為”（職務行為），不應該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但是在整風整社運動中，卻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了上級的“替罪羊”；有不少幹部橫行霸道，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多占、奸汙婦女、打罵群眾、打死逼死人命，這是刑事犯罪，打擊他們非常正確，人心大快。這群刑事犯罪分子，大多數是農村中文化低、素質差、好吃懶做的“流氓”、“二溜子”、“潑皮”、“癟三”，也就是主席稱之為“勇敢分子”的人。這群家夥利用“反右傾”之機，把好人整下去，竊取了領導權，利用主席的失誤興風作浪，把好端端的社會主義農村搞成了“人間地獄”
為了度荒救災、拯救百姓，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停止大躍進，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給製，縮小公社規模，把公社所有製退回到生產隊所有製，恢複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養雞養豬，允許包產到組，默許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狠刹“五風”，懲治虐民的貪官酷吏，進口糧食，精簡城鎮人口、大抓糧食、搞瓜菜代……。終於使經濟複蘇，度過饑荒。白娘子和小青額手相慶，讚佩當今英明。
白娘子說：“妹妹，有中央這樣關心農民，咱們可以放心地回峨眉山了。”
本卷完，欲知後事如何，請看《蛇仙遊記》第三卷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碧薇萍於北京懷舊書屋
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複。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
“信陽事件”本是“五風”造成的，可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陽地委寫了個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南局、**中央，嫁禍於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報告說：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複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混進**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幹的。總之，把一切都歸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
12月31日，中南局在關於“信陽事件”報告的批示中指出：“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對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縣、社、隊的整風整社，應該學習信陽的經驗……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地方，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補課，然後才能更好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此同時，中央和省委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赴信陽、商丘、南陽等地區指導整風整社工作。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中央向全國轉發了《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央文件，中發[61]4號）。文件中引用了主席的一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文件一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複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複”，“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麵徹底扭轉過來”。中央明確表態肯定這份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從此，信陽經驗成了全國整風整社運動的“樣板”。全國在整風整社中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補課”運動。
於是，全國各級黨委都抽調大批人力組成“整風整社工作組（團、隊）”，深入農村縣、社、隊領導整風整社運動，主要內容是民主革命（土改）補課和反“五風”，重點是整頓三類縣、社、隊。整風整社一般分四個步驟：第一步是宣傳政策，紮根串連，做好生產生活安排，了解情況，作到心中有數；第二步是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放手發動群眾，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開展鬥爭，奪取“五權”（黨權、政權、軍權、財權、飯權），拔掉“釘子”（即敵人），結合清理一部分“五風”；第三步是徹底清除“五風”，貫徹落實《十二條》；第四步是建立規章製度和製訂計劃，進行組織建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整風整社的核心是第二步，即“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所謂“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土改補課”，把基層幹部的祖宗三代、社會關係重新清查一次，看一看是否土改時漏劃的“地主富農分子”，或者是否被地主富農拉攏腐蝕的“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全國農村補劃了大批“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平白增加了許多敵人。
陝西長安縣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時劃定二千七百餘戶地富，整風整社運動中又補劃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戶。
四川省在1960年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僅在大邑縣的11414名農村基層幹部中有貪汙盜竊行為1383人，問題嚴重的173人被集訓，有203人受處理。（注：《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頁。）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隊僅一百二十多戶人家，新補劃的"地主"就多達十五戶，其中九戶被"掃地出門"，房屋沒收。另外又有八戶農民被補成了“漏劃富農”。
鄧小平老家所在的廣安縣協興區，二十多人因重新劃分階級成份而自殺。死者之一鄧紹華是與鄧的父親鄧紹昌同輩，算是鄧小平的叔叔。他本是個自耕農，有部分多餘土地出租。被定為"戴帽富農份子"，沒收房屋，掃地出門後，跳水庫尋了死。
四川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
再如，河南省南陽地區所屬的唐河、淅川、鄧縣、方城、新野等5個縣委被視為“爛掉”的班子，把一些主要負責人打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批判鬥爭，甚至逮捕關押。對生產隊幹部幾乎全部實行所謂集訓，甚至有的地方強行分掉基層幹部的財產。
南陽地區的唐河縣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結果糧食被大量外調。當農民斷糧，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醒悟過來，要求上級撥糧救急時，南陽地委無動於衷，反批評畢可旦"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農民餓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淅川等鄰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因饑荒死人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準槍決時，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領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婦二人及三名女兒溺斃，僅年方十四歲的兒子畢劍增被母親頂上水麵逃生。
1960年11月，貴州省委將甕安縣列為全省整風整社、反“五風一化”（共產風、高指標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運動的重點。縣委組織800人的整風整社工作團，分赴各公社開展運動。有相當一部分生產隊以上幹部遭受批判鬥爭和處理，被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156人、蛻化變質分子32人、違法亂紀分子42人、貪汙盜竊者47人、死官僚主義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錯誤441人，被開除黨籍41人、留黨察看2人、撤銷黨內職務5人、開除工作籍41人，特別集訓（實為拘留）70人、送勞動教養1人、逮捕入獄44人。
被打擊的基層幹部中，有些人是奉上級的命令、指示幹的（比如“反瞞產”、“一平二調”共產風、搞“密植”、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等等），他們的行為是“政府行為”（職務行為），不應該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但是在整風整社運動中，卻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了上級的“替罪羊”；有不少幹部橫行霸道，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多占、奸汙婦女、打罵群眾、打死逼死人命，這是刑事犯罪，打擊他們非常正確，人心大快。這群刑事犯罪分子，大多數是農村中文化低、素質差、好吃懶做的“流氓”、“二溜子”、“潑皮”、“癟三”，也就是主席稱之為“勇敢分子”的人。這群家夥利用“反右傾”之機，把好人整下去，竊取了領導權，利用主席的失誤興風作浪，把好端端的社會主義農村搞成了“人間地獄”
為了度荒救災、拯救百姓，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停止大躍進，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給製，縮小公社規模，把公社所有製退回到生產隊所有製，恢複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養雞養豬，允許包產到組，默許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狠刹“五風”，懲治虐民的貪官酷吏，進口糧食，精簡城鎮人口、大抓糧食、搞瓜菜代……。終於使經濟複蘇，度過饑荒。白娘子和小青額手相慶，讚佩當今英明。
白娘子說：“妹妹，有中央這樣關心農民，咱們可以放心地回峨眉山了。”
本卷完，欲知後事如何，請看《蛇仙遊記》第三卷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碧薇萍於北京懷舊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