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吳書記在給中南局和中央寫的檢查中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錯誤原因卻是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自己“除了在執行政策、工作作風上有嚴重錯誤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觀點和思想意識上個人主義在作怪”，“惟恐怕損傷了三麵紅旗……”。
2月，**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第一書記，吳改任第二書記。劉建勳開始了所謂“救災書記”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吳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餓死200萬河南人的罪魁禍首，僅僅降了半級。同時，省委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
吳書記在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書記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書記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後來，信陽地區各級“替罪羊”了解到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問題，他們不服氣，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複辟，其責任不在下麵，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製下死心眼緊跟吳書記，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書記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你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你了！”下麵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麵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一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某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一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一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後來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麵，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一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複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複正廳待遇。胡耀邦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
路憲文一直對他的處理不服，認為自己一直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的”，自己的行為是“政府行為”，不能把問題都扣到他個人頭上。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直到他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記者在信陽第二幹休所采訪了原淮濱縣委書記、風燭殘年的石紹舉。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主席一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一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1960年農曆11月7日晚上10點鍾，全地區同一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麵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一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一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2月，**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第一書記，吳改任第二書記。劉建勳開始了所謂“救災書記”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吳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餓死200萬河南人的罪魁禍首，僅僅降了半級。同時，省委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
吳書記在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書記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書記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後來，信陽地區各級“替罪羊”了解到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問題，他們不服氣，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複辟，其責任不在下麵，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製下死心眼緊跟吳書記，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書記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你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你了！”下麵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麵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一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某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一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一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後來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麵，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一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複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複正廳待遇。胡耀邦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
路憲文一直對他的處理不服，認為自己一直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的”，自己的行為是“政府行為”，不能把問題都扣到他個人頭上。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直到他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記者在信陽第二幹休所采訪了原淮濱縣委書記、風燭殘年的石紹舉。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主席一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一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1960年農曆11月7日晚上10點鍾，全地區同一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麵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一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一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