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藩繼續控訴道: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盡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布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一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出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麽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蹣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麵的問題,對1958年的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麽?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我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麽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餘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織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的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一天,餘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餘你怕什麽,不是也和我一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餘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麽,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麽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麽病死的。餘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餘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餘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麽死的?這時餘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餘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


    餘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某在辦公室,我就把餘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


    白娘子拍案對路憲文喝道:“做一地的父母官,首要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轄區,讓轄區百姓過上好日子。而你卻橫征暴斂、草菅人命、虐待百姓!你罪惡昭著!還有何話說?”


    路憲文麵如土色、冷汗直流,但是卻喊冤道:“犯官冤枉!冤枉啊!犯官所為,都是執行上級的指示,都是職務行為。而且,有許多壞事,都是下麵縣社隊幹部所為,並非是犯官指使。請大王明鑒!”說吧,連連叩頭。


    白娘子氣憤填膺,喝道:“向各縣下達高征購指標,搞瞞產搜糧食,嚴密封鎖餓死人的消息,這些是不是你下的指示?下麵打人、整人,你製止過麽?”


    又有一人告狀,這人是信陽地區嵖岈山公社黨委書記。他控訴道:1959年的岈山區連續在秋季70天沒有下雨,旱得田地龜裂,禾苗枯焦;秋作物大幅度地減產,使得本來就緊張的糧食更加緊張起來。


    我當時任遂平縣委宣傳部長,縣委讓我接替陳丙寅,任**嵖岈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我一到嵖岈山,第一個印象就是群眾家家戶戶都沒了糧食。1959年的冬天,冷得早,一場苦霜挨著一場苦霜,地裏早就沒有什麽了。麥子種得晚,出土慢,遠遠的隻能望見黃黃的一片,近了才瞅見土坷垃窩裏的麥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陳丙寅的工作,我心裏就犯嘀咕,沒了糧食吃,群眾的日子怎麽過呀?心裏想,可嘴上沒敢說。那時候,都是看透不說透,說透就挨鬥。有時候是自己鬥人家,說不定一會兒自己就挨鬥。


    正當我發愁糧食的時候,又接到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又是催著布置反瞞產工作。我想:“唉,明明群眾已經餓肚子,可偏偏叫反瞞產,這瞞產可咋個反法呢?”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火冒三丈,對著電話筒簡直是在吼:“當前糧食工作中的兩條道路鬥爭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麽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思想問題,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地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鬧糧主要是思想問題,思想問題解決了,糧食問題也就解決了。要展開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你們遂平縣要組織一個挖糧報喜**,向地委報喜!你們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必須在挖糧食運動中起帶頭作用!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口氣是蠻橫的,但卻代表著權威。


    正在我心驚肉跳的時候,縣委書記蔡中田晃著高高的身板,冒著漫天大雪來到我們公社。蔡書記沒坐下就急匆匆地吩咐我:“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


    又一個人控告:1960年夏天,中國河南省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麵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然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吆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路憲文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倒斃在公路旁的死人、攔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他卻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他還下令要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人員”,指示社隊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許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


    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100多萬人!這是何等令人發指的暴虐啊!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淒涼,餓死10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639個。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人民公社的發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三個月期間就餓死了近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竟達12000人之多!


    白娘子喝道:“路憲文,你聽清楚了嗎?”


    路憲文麵如死灰,作聲不得。


    白娘子宣布:“將虐待百姓的罪犯路憲文押入十八層地獄,施以油炸、刀山、蛇咬、炮烙等等刑罰,一百天後暫時放他還陽反省,日後讓他投生在信陽地區窮鄉僻壤,世世為豬驢牛馬,讓信陽地區農民役使、騎坐、宰割!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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