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告狀人是《河南日報》記者，名字叫張春。他是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他控告道：1959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20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50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征購任務9億多斤，加上下麵的層層加派，達到10億斤以上。
產量減少，征購數卻增加。怎麽完成征購任務呢？那就是搞“反瞞產”運動。根據省委書記吳某“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指示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某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某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體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
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某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隻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征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陽地區征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隻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夥。造成了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嚴重餓死人的事件發生以後，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示各縣、公社、大隊要嚴密封鎖消息。要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誌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誌說好象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信陽地區餓死和被打死的人約在百萬人以上。
第六個告狀人是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他控訴道：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麵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地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桐油、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
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某，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麽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極麵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麵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鬆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麵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
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隻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麽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裏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麽？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麽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時我不管怎麽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人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隻是不敢說實話而己。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盡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征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麽問題再解決什麽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征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請示省裏批準，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準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一方麵讓我的秘書餘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麵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餘德鴻同誌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裏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是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
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萬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製，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要查處。
產量減少，征購數卻增加。怎麽完成征購任務呢？那就是搞“反瞞產”運動。根據省委書記吳某“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指示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某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某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體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
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某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隻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征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陽地區征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隻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夥。造成了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嚴重餓死人的事件發生以後，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示各縣、公社、大隊要嚴密封鎖消息。要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誌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誌說好象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信陽地區餓死和被打死的人約在百萬人以上。
第六個告狀人是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他控訴道：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麵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地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桐油、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
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某，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麽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極麵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麵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鬆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麵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
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隻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麽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裏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麽？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麽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時我不管怎麽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人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隻是不敢說實話而己。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盡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征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麽問題再解決什麽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征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請示省裏批準，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準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一方麵讓我的秘書餘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麵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餘德鴻同誌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裏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是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
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萬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製，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要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