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不出洞也躲不過反右傾運動的劫難。通過揭發深挖，對黨員幹部從合作化以來的“右傾思想”進行總清算，凡是在這期間對合作化、糧食統購、“三麵紅旗”等有過“錯誤思想言論行為”的黨員幹部，統統舊賬新賬一起算。
四川崇慶縣委組織部長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大劃鄉調查腳腫病時，說腫病致死的人是餓死的。同年兼任大劃公社黨委書記，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產量不實被調離大劃公社，責成反省。他不服氣，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時親自到幾個生產隊組織收打，現場過秤。反右傾運動這些老賬都一一翻出來，被定為“嚴重右傾”。
被“算總帳”最有代表性的有兩位前縣委第一書記：一位是崇慶縣委第一書記**超，一位是崇寧縣委第一書記楊洪魁。
**超，山西芮城縣人，當過小學教師，一九四三年入黨，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崇慶縣委第一書記。上任尹始，正遇到崇慶腫病流行，人畜死亡嚴重，他調查的結論是：糧食統購過多，營養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和瞎指揮，導致水稻減產，許多人怕給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親自下去調查，證明減產屬實，打報告給地委要求減少征購。同時認為當年糧食產量下降，是因為合作化以前的估產有水分，實際上證明了那幾年統購統銷是高估產、高征購。由於張在糧食問題上“一貫動搖妥協”，由第一書記降為管農業的書記。第一書記由性格暴躁、語言粗魯、隻有小學文化的許銳擔任。大辦鋼鐵時，全縣抽調數萬人上山，以後又要再抽調兩萬人，他堅決反對，在取得地委書記曾笳的支持後，派人分赴各鄉把上山的人阻擋回去。反右傾開始時，許銳提出“處理”百分之三十的幹部，**超在他主管的懷遠地區，提出隻處理百分之一點五的幹部。
保護別人結果是給自己罪加一等，從一九五四年的老賬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定為“嚴重右傾”，從管農業的書記降為管多種經營的書記。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但這一切沒有動搖他的信念，他仍大部分時間騎著自行車在鄉下工作，和社員一起勞動。回縣上晚了，就在食堂抓兩個冷饅頭。一九六o年他患了營養不良性肝炎，深深的憂慮和自責使他無心躺下，以至發展到肝硬化，病逝，年僅四十歲。下葬之日，崇慶縣的大批幹部群眾自發前往送葬，許多人一進靈堂便泣不成聲，有人寫下未署名的悼念長詩《我們的縣委書記》。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慫恿新華社記者喻權域寫《風調雨順的崇寧縣為什麽會減產》的崇寧縣委書記楊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職。年底郫、崇兩縣合並後，一直無所事事。這次被抓出來，列為郫縣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大肆批鬥。那篇登在新華社內參上引起掀然大波的報道，也翻印出來作為批鬥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職，降兩級工資，下放勞動改造。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給**、黨中央寫信的地委下放幹部張慎，當然在劫難逃。實際上“直言”的真實身分早就調查清楚，因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實，當時公開講這類話的又不止他一個，地委未作處理。信是省委轉下來的，並加有措辭嚴厲的批語，未處理就是一筆欠賬，這次當然得一並還清。溫江縣反右傾五級幹部會上，張慎是重點批鬥對象，一直鬥到他語無倫次、神經兮兮。溫江縣委急急忙忙炮製了一份“關於一九五八年糧食增產問題對‘直言’給黨中央一信的答複的報告”，上報地委並轉省委辦公廳和中央辦公廳。報告說化名“直言”給黨中央一信，反映溫江五八年糧食增產有虛假現象，公糧完不成，口糧不夠吃等問題，“是沒有根據的虛報。”
“右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純粹是照領導意圖辦事而倒黴的。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長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主席《黨內通信》傳達後，他回到地委機關，地委書記宋文彬把他叫到家裏，語氣沉重地對他說：“去年產量沒搞清楚，地專機關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個幹部，無論如何要把產量查清楚，直接報告地委。”
梁見宋語氣誠懇，回去後就作了傳達。秋收開始前，下放幹部分成三個組，選擇好、中、差三個代表性的生產隊分頭負責，從開鐮起，每一塊田逐一過秤劃碼，確實記載，收割完畢後統計，三個隊平均畝產六百九十斤，梁給地委作了書麵報告。
誰知國慶節後回地委便大禍臨頭，頭條罪狀就是這份“否定大躍進成果”的材料。批判中的強詞奪理，荒誕無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發梁講過“人民公社若幹問題”，質問“人民公社有若幹什麽問題？”梁隻好解釋，中央有個文件，題目就是《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我組織大家學習過，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見到一個幹部，因為無糧票買餅幹十分痛苦，便送了兩斤糧票給他，批判中這個幹部“揭發”了此事，也成了罪狀，因為“你若對糧食形勢沒有看法，怎麽會給他糧票？”
四川溫江專區《都江報》記者李紹亭則是刹車晚了掉進深淵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采訪新津縣的反右傾五級幹部會議，發現“在批判右傾思想的過程中，個別幹部有左傾情緒”，如主張把社員“見縫插針”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豬統統收回，把劃小的食堂並大，對已經批準以原初級社為核算單位的，重新恢複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回到報社便寫了一篇題為“反右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滅亡，劃為四類。最終被定為三、四類的幹部絕大部分被撤職並下放基層勞動改造，承受**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如李紹亭先是下放勞改，後又逐出地專機關，下放彭縣山中的一個礦區，他的愛人張玉如和兩個孩子在礦區醫院艱難度日。
一份溫江專區“地專機關反右傾三、四類人員名單”，竟然開列了140名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名字。其中有地委、專署各部門的幹部、地區報社記者、醫生、護士、書店經理、事務長、通迅員、打字員、農技師、電影放映員、補電影膠片的修片員、收發員、書記員、以及幼兒園老師。地委書記宋文彬的妻子，宣傳部幹事石彬也在列，因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來散布“家鄉盡吃糠菜”。
溫江專區俾縣紅光公社合興分社的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一手操辦，全麵徹底，人人過關。支部書記周桂林，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勞模。在反右傾運動中他成為批判對象，多次在會上被點名：“你周桂林，幹勁不大，右傾！”於是被奪權、靠邊站。同時，大整社員群眾，把一些所謂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夠規格質量的，報產量低了的，吊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為公社、管理區建立的準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一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
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第二次打得楊爬著回了家。揚害怕鬥爭，養好傷就逃跑了。後來，被成都市公安局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這時楊已經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工作組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根重疊起來的板凳上弄來鬥爭，楊跪下求情饒過他，不允。鬥爭後，嚇慌了的揚又外逃，無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當支書後，認為管區的右傾還反得不徹底，又和縣委駐社幹部一道，“變本加厲”大反右傾。
反右傾運動層層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頭上。越到下麵，鬥爭越野蠻殘酷。縣委書記趙金波在合興說：“凡是沒有完成征購、沒留糧的地方，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弄去修鐵路。”他親自主持反右傾會議，集中全公社黨員和隊以上幹部參加。會上，對所謂“右傾分子”進行殘酷鬥爭，讓他們脫了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磚頭……
紅光管區八隊隊長鍾發田，是位四十多歲的老農，因為對瞎指揮不滿，和領導頂嘴，當場弄到食堂鬥爭，劃為四類。四類，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員、紅旗管區副主任毛炳高的命運更加淒慘。鬥爭時，讓他把褲腿挽起站板凳，跪磚頭。趙金波給他定罪說：“對糧食征購抵觸，右傾思想嚴重，劃為四類，回去監督改造！”回到管區後又鬥，指頭都被打斷了。1960年2月，毛炳高就瘋了，不久餓死在荒野。社員說：“好可憐，連隻狗都不如啊！”
紅旗管區駐社幹部梁xx借反右傾為名，用十多根曬席、板子專門搭一高台，將社員弄來跪竹片，脫衣服受冷，先後鬥爭過的有十九人之多，群眾無不切齒痛恨，敢怒不敢言。
溫江專區1959年11月對縣級幹部（不包括地、專機關）反右傾排隊，413名縣級幹部中三、四類共計78人，占百分之十八點九。其中金堂縣31名縣級幹部中，劃為三、四類的達10人之多。全區各縣反右傾五級幹部擴大會，共到會8089人，劃為三類的843人，劃為四類的281人，共計1124人，占到會幹部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繼縣反右傾大會後，運動席卷全地區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受打擊者數以萬計，其中受批判、處分者8458人。
四川崇慶縣委組織部長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大劃鄉調查腳腫病時，說腫病致死的人是餓死的。同年兼任大劃公社黨委書記，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產量不實被調離大劃公社，責成反省。他不服氣，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時親自到幾個生產隊組織收打，現場過秤。反右傾運動這些老賬都一一翻出來，被定為“嚴重右傾”。
被“算總帳”最有代表性的有兩位前縣委第一書記：一位是崇慶縣委第一書記**超，一位是崇寧縣委第一書記楊洪魁。
**超，山西芮城縣人，當過小學教師，一九四三年入黨，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崇慶縣委第一書記。上任尹始，正遇到崇慶腫病流行，人畜死亡嚴重，他調查的結論是：糧食統購過多，營養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和瞎指揮，導致水稻減產，許多人怕給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親自下去調查，證明減產屬實，打報告給地委要求減少征購。同時認為當年糧食產量下降，是因為合作化以前的估產有水分，實際上證明了那幾年統購統銷是高估產、高征購。由於張在糧食問題上“一貫動搖妥協”，由第一書記降為管農業的書記。第一書記由性格暴躁、語言粗魯、隻有小學文化的許銳擔任。大辦鋼鐵時，全縣抽調數萬人上山，以後又要再抽調兩萬人，他堅決反對，在取得地委書記曾笳的支持後，派人分赴各鄉把上山的人阻擋回去。反右傾開始時，許銳提出“處理”百分之三十的幹部，**超在他主管的懷遠地區，提出隻處理百分之一點五的幹部。
保護別人結果是給自己罪加一等，從一九五四年的老賬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定為“嚴重右傾”，從管農業的書記降為管多種經營的書記。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但這一切沒有動搖他的信念，他仍大部分時間騎著自行車在鄉下工作，和社員一起勞動。回縣上晚了，就在食堂抓兩個冷饅頭。一九六o年他患了營養不良性肝炎，深深的憂慮和自責使他無心躺下，以至發展到肝硬化，病逝，年僅四十歲。下葬之日，崇慶縣的大批幹部群眾自發前往送葬，許多人一進靈堂便泣不成聲，有人寫下未署名的悼念長詩《我們的縣委書記》。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慫恿新華社記者喻權域寫《風調雨順的崇寧縣為什麽會減產》的崇寧縣委書記楊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職。年底郫、崇兩縣合並後，一直無所事事。這次被抓出來，列為郫縣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大肆批鬥。那篇登在新華社內參上引起掀然大波的報道，也翻印出來作為批鬥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職，降兩級工資，下放勞動改造。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給**、黨中央寫信的地委下放幹部張慎，當然在劫難逃。實際上“直言”的真實身分早就調查清楚，因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實，當時公開講這類話的又不止他一個，地委未作處理。信是省委轉下來的，並加有措辭嚴厲的批語，未處理就是一筆欠賬，這次當然得一並還清。溫江縣反右傾五級幹部會上，張慎是重點批鬥對象，一直鬥到他語無倫次、神經兮兮。溫江縣委急急忙忙炮製了一份“關於一九五八年糧食增產問題對‘直言’給黨中央一信的答複的報告”，上報地委並轉省委辦公廳和中央辦公廳。報告說化名“直言”給黨中央一信，反映溫江五八年糧食增產有虛假現象，公糧完不成，口糧不夠吃等問題，“是沒有根據的虛報。”
“右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純粹是照領導意圖辦事而倒黴的。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長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主席《黨內通信》傳達後，他回到地委機關，地委書記宋文彬把他叫到家裏，語氣沉重地對他說：“去年產量沒搞清楚，地專機關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個幹部，無論如何要把產量查清楚，直接報告地委。”
梁見宋語氣誠懇，回去後就作了傳達。秋收開始前，下放幹部分成三個組，選擇好、中、差三個代表性的生產隊分頭負責，從開鐮起，每一塊田逐一過秤劃碼，確實記載，收割完畢後統計，三個隊平均畝產六百九十斤，梁給地委作了書麵報告。
誰知國慶節後回地委便大禍臨頭，頭條罪狀就是這份“否定大躍進成果”的材料。批判中的強詞奪理，荒誕無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發梁講過“人民公社若幹問題”，質問“人民公社有若幹什麽問題？”梁隻好解釋，中央有個文件，題目就是《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我組織大家學習過，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見到一個幹部，因為無糧票買餅幹十分痛苦，便送了兩斤糧票給他，批判中這個幹部“揭發”了此事，也成了罪狀，因為“你若對糧食形勢沒有看法，怎麽會給他糧票？”
四川溫江專區《都江報》記者李紹亭則是刹車晚了掉進深淵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采訪新津縣的反右傾五級幹部會議，發現“在批判右傾思想的過程中，個別幹部有左傾情緒”，如主張把社員“見縫插針”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豬統統收回，把劃小的食堂並大，對已經批準以原初級社為核算單位的，重新恢複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回到報社便寫了一篇題為“反右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滅亡，劃為四類。最終被定為三、四類的幹部絕大部分被撤職並下放基層勞動改造，承受**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如李紹亭先是下放勞改，後又逐出地專機關，下放彭縣山中的一個礦區，他的愛人張玉如和兩個孩子在礦區醫院艱難度日。
一份溫江專區“地專機關反右傾三、四類人員名單”，竟然開列了140名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名字。其中有地委、專署各部門的幹部、地區報社記者、醫生、護士、書店經理、事務長、通迅員、打字員、農技師、電影放映員、補電影膠片的修片員、收發員、書記員、以及幼兒園老師。地委書記宋文彬的妻子，宣傳部幹事石彬也在列，因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來散布“家鄉盡吃糠菜”。
溫江專區俾縣紅光公社合興分社的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一手操辦，全麵徹底，人人過關。支部書記周桂林，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勞模。在反右傾運動中他成為批判對象，多次在會上被點名：“你周桂林，幹勁不大，右傾！”於是被奪權、靠邊站。同時，大整社員群眾，把一些所謂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夠規格質量的，報產量低了的，吊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為公社、管理區建立的準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一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
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第二次打得楊爬著回了家。揚害怕鬥爭，養好傷就逃跑了。後來，被成都市公安局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這時楊已經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工作組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根重疊起來的板凳上弄來鬥爭，楊跪下求情饒過他，不允。鬥爭後，嚇慌了的揚又外逃，無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當支書後，認為管區的右傾還反得不徹底，又和縣委駐社幹部一道，“變本加厲”大反右傾。
反右傾運動層層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頭上。越到下麵，鬥爭越野蠻殘酷。縣委書記趙金波在合興說：“凡是沒有完成征購、沒留糧的地方，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弄去修鐵路。”他親自主持反右傾會議，集中全公社黨員和隊以上幹部參加。會上，對所謂“右傾分子”進行殘酷鬥爭，讓他們脫了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磚頭……
紅光管區八隊隊長鍾發田，是位四十多歲的老農，因為對瞎指揮不滿，和領導頂嘴，當場弄到食堂鬥爭，劃為四類。四類，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員、紅旗管區副主任毛炳高的命運更加淒慘。鬥爭時，讓他把褲腿挽起站板凳，跪磚頭。趙金波給他定罪說：“對糧食征購抵觸，右傾思想嚴重，劃為四類，回去監督改造！”回到管區後又鬥，指頭都被打斷了。1960年2月，毛炳高就瘋了，不久餓死在荒野。社員說：“好可憐，連隻狗都不如啊！”
紅旗管區駐社幹部梁xx借反右傾為名，用十多根曬席、板子專門搭一高台，將社員弄來跪竹片，脫衣服受冷，先後鬥爭過的有十九人之多，群眾無不切齒痛恨，敢怒不敢言。
溫江專區1959年11月對縣級幹部（不包括地、專機關）反右傾排隊，413名縣級幹部中三、四類共計78人，占百分之十八點九。其中金堂縣31名縣級幹部中，劃為三、四類的達10人之多。全區各縣反右傾五級幹部擴大會，共到會8089人，劃為三類的843人，劃為四類的281人，共計1124人，占到會幹部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繼縣反右傾大會後，運動席卷全地區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受打擊者數以萬計，其中受批判、處分者845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