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搞大躍進的同時，我們調幹班全體學生開展了整風反右運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1958年2月開學返校後，我知道了我校教師在寒假開展了反右運動，開學後一邊上課仍一邊反右。教我們地理的徐耀老師就被打成了右派。教我們漢語的甄老師是一4班班主任，在開學典禮時代表教師講話很是慷慨激昂，領著學生去團林修鹽灘時身先士卒、實幹苦幹，在我看來他是個響當當的革命派。不料，從團林返校後，他竟被“反右補課”補上了，也成了右派分子。據說是因為在縣政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他曾發言說：黨員和群眾之間“有那麽一條不深不淺的溝，一堵不高不矮的牆。”黨員見了群眾“臉上能刮下一層霜來。”在反右補課時，發現了他的發言記錄，才使這個偽裝革命教師的“右派”未能漏網。
我們在團林修鹽灘時，就開始了整風反右運動。按中央規定，中等學校的學生不參加整風反右運動。因為我們一年級6個班是調幹班，學生原來都是小學教師或中學職員，所以要開展整風反右運動。說是整風反右，實際上是隻反右，在我們調幹學生中抓“右派分子”。怎樣抓“右派分子”？
首先，建立抓右派的組織，搜羅抓右派的打手。因此，學校、年級、各班都成立了“整風反右領導小組”。
第二步，確定右派分子“候選人”。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對全班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排隊，根據上級下達的指標，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中和出身雖好但愛說怪話、不當“馴服工具”、領導小組的頭頭們看著不順眼的學生中內定出“右派候選人”。各班的指標是10％左右。
第三步，搜集“罪證”。搜集“右派候選人”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使其達到“右派分子”的標準。大致采用以下幾種方法：（1）內查外調。調查“右派候選人”在學校的言行表現（如，查檔案、讓平時與“候選人”關係較密切的同學和積極分子們揭發），派專人去“右派候選人”的家鄉、原來工作過的地方外調取證。[.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
（2）動員鳴放。動員勸導學生幫助黨整風，給黨和政府、學校、黨員提出批評意見，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要有顧慮，“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要大鳴大放，小組會上要積極發言，要多寫小字報和大字報。誰提的意見多、質量高，誰就最熱愛黨。
（3）引蛇出洞。在討論會或座談會上，積極分子們故意發表落後或反動的意見，引誘其他人也隨著說。積極分子們說得多麽反動落後都沒關係，因為這是組織上安排的“誘餌”。其他人特別是“右派候選人”一隨著說，立刻記錄在案、成為罪證。在團林修鹽灘時，晚上或下雨天就開討論會或座談會。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組開討論會，有一道討論題是：你怎麽認識“學校要為工農子女開門”？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崔某發言說：這種提法不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沒剝削過人，不應把他們關在門外。接著，積極分子們蜂擁應和。見此情景，同學們也紛紛重複崔的發言。一位富農出身的同學，姓秦，不吭聲。崔某見秦同學沒有發言，竟打斷了別的同學的發言，問道：“秦某，你對這個問題怎麽看？”秦某慢條斯理地發言了，他胸有成竹，理直氣壯地批判了崔某的觀點。聽到崔某點秦某的名，擔任記錄的積極分子的神情立即變得十分專注，握緊筆準備記錄秦某的“罪證”。當聽到秦某的發言時，她感到十分意外，竟楞在那裏，一個字也沒記。
（4）逼蛇出洞。開展“向黨交心”活動，逼迫每個人都要“向黨交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落後反動言行和思想，通統寫出來交給黨組織。否則就是對黨三心二意、離心離德，就要受到批評和辯論。當時，廣為流行的一首歌就叫《把我們的心交給黨》，我們經常唱：“把我們的心交給黨，好象那葵花向太陽。把我們的心交給黨，我們就勇敢又堅強。爭取紅又專，快馬加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要作促進派，乘風破浪。……”
（5）挖蛇出洞。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別人的問題，寫成小字報（檢舉材料）交給組織（“整風反右領導小組”）。
第四步，“梳理辮子”，報批“右派”。把搜集來的“罪證”按照右派標準上綱上線，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寫成材料上報，以待上級審批是否為右派。有的本來是“右派候選人”，但是沒有搜集到多少“罪證”，梳出的辮子遠夠不上右派，也就無法上報。我可能就是屬於這一類人。有的原來不是“右派候選人”，也沒有對他進行內查外調，但是在大鳴大放和向黨交心時說了很多“反動”話，暴露了許多“反動”思想和言行，梳理出的辮子又黑又粗又長，也就成了右派。這類人就是所謂“自己浮出水麵的魚”。一6班有個名叫傅某的學生，貧農成分，父母妻子都是黨員，他積極鳴放，也就成了右派。
第五步，批判鬥爭。一經上級審批確定某某為右派分子後，就開批判鬥爭會。會前，由積極分子們把搜集到的“罪證”經過上綱上線寫出大字報，集中張貼出來，讓某某看。然後，由“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找其談話，讓其準備在批判會上作檢查。這時，就派專人把某某監視起來。吃飯、睡覺、上廁所都緊緊跟著，如影隨形、寸步不離，以防行凶、逃跑或自殺。
每次隻批判鬥爭一個人。鬥爭會通常這樣進行：把一個教室布置成會場，貼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等標語。會場的一麵靠牆放一把椅子，是“右派席”。其他三麵坐著開會的人，呈弧形包圍“右派席”。積極分子們坐在前排。鬥爭會由“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主持。主持人宣布：“開會！由某某檢查交代問題！”某某就從人群中出來坐入“右派席”進行檢查交代。檢查完畢，主持人說：“某某，你這樣猖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你成了什麽人？”某某為爭取好態度，隻好說：“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主持人就莊嚴宣布：“經上級批準，某某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也有自己不承認是右派分子的，主持人照樣宣布，並痛斥其態度惡劣）立刻就有積極分子領呼口號：“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打退右派分子某某向黨的猖狂進攻！”“……！”群情激昂，呼聲震天。接著，積極分子們依次站起來，掏出事先準備好的批判稿，輪番對右派分子進行批判鬥爭。他們個個義憤填膺、橫眉立目、唾液飛濺、聲嘶力竭，聲討“罪行”無限上綱。麵對他們的昨日同學今日敵人，毫無憐憫之意，滿腔仇恨之情。當時，號召人們作黨的“馴服工具”，這夥人可謂貨真價實的黨的“馴服工具”。批判完畢，又是一陣急風暴雨般的口號。最後，主持人令“右派分子”要繼續檢查交代，深挖“毒根”，好好改造，爭取從寬處理。散會。
第六步，監督勞動。被打成右派的學生立刻由專人從批判會場被押送到“右派關押室”（當時還沒有“牛棚”這個詞）關押起來，完全失去了自由。關押右派的地方是個大教室，裏麵用木板搭成通鋪。晚上，右派們在通鋪上緊挨著睡覺，幾盞100瓦的大燈泡在頭頂上明晃晃的照著，要想翻個身都必須先喊“報告”經看守人員準許。早晨起床鈴響，看守喝令“起床！”右派們急忙爬起穿衣，誰也不敢怠慢。然後，打洗臉水、去廁所、去飯廳、去學校菜園勞動，全都排著隊在看守監管下進行。白天主要是體力勞動，晚上就寢前（或白天下雨不能勞動時），在看守監管下盤腿坐在自己鋪位上寫檢查交代。
從1958年2月開學後不久，我們就開始搞“整風反右運動”，不停課（實際是除四害、修鹽灘、下鄉勞動等和二、三年級一樣，利用業餘時間搞運動）。我們6個調幹班不放暑假，集中搞運動。直到9月1日開學才基本結束。通過上述六大步，在我們六個班300名學生中抓出了30多名“右派分子”，超額完成了任務。另外，還有許多學生遭到了批判辯論，受到黨藉或團藉處分。
這次運動我班共抓出4名右派分子，還有4人受到批判辯論，受到黨（團）籍處分。一位姓劉的同學在要批判鬥爭他的前一天，利用去廁所的機會擺脫監視人逃跑了，數月後在東北被公安機關拘留，讓學校去取人。在被押回學校的火車上又逃跑了，以後一直渺無音信。1978年給右派平反時他曾來學校，說他早已在東北某林區落戶，現已當了幹部。
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或被批判辯論的學生究竟都有些什麽“罪行”呢？某甲鳴放時曾說“某黨員班幹部學習不咋的而對同學確盛氣淩人”，被上綱為“蔑視黨員幹部，反對黨的領導”；某乙向黨交心時說“解放前曾吃過美國救濟糧”，被上綱為“美化美帝國主義”；某丙曾說過“中國的豬肉很多都運到蘇聯去了”，被上綱為“反對蘇聯”；某丁曾寫大字報說“學校教師水平低，隻見打旗的不見梅蘭芳”，被上綱為“誣蔑社會主義學校”；某戊曾對同學說過“我們村社幹部搞特殊化，不少人鬧著要退社”，被上綱為“反對合作化，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我班有個積極分子在小組討論發言時說“**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女同學胡某接著此話發言說：“連**三天不學習都趕不上**，我更應該好好學習政治、改造思想。”後來被上綱為“影射**也要改造，是反對**。”胡不承認，“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就找她談話，說：“你不要覺得你沒反對**，你隻要端正態度，從階級根源上分析，就認識上去了。要大膽地承認，爭取個好態度。”胡堅決沒承認。她在鳴放時曾說“我村掃盲不徹底。”被上綱為“誣蔑、攻擊社會主義。”她平時穿戴比較整齊，被說成“資產階級小姐作風。”去她家鄉外調，沒調查出她有什麽問題，卻把她爺爺的問題（她爺爺是地主分子，耳聾，常說家產是省吃儉用攢的，不懂得什麽叫剝削）調查來寫成大字報，說她“和地主家庭劃不清界限。”就因為這些“罪行”被批判辯論，所幸沒被打成右派，卻被開除團藉。
反右運動，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如飽受驚嚇的小動物，每日裏惴惴不安、提心吊膽，唯恐“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1958年2月開學返校後，我知道了我校教師在寒假開展了反右運動，開學後一邊上課仍一邊反右。教我們地理的徐耀老師就被打成了右派。教我們漢語的甄老師是一4班班主任，在開學典禮時代表教師講話很是慷慨激昂，領著學生去團林修鹽灘時身先士卒、實幹苦幹，在我看來他是個響當當的革命派。不料，從團林返校後，他竟被“反右補課”補上了，也成了右派分子。據說是因為在縣政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他曾發言說：黨員和群眾之間“有那麽一條不深不淺的溝，一堵不高不矮的牆。”黨員見了群眾“臉上能刮下一層霜來。”在反右補課時，發現了他的發言記錄，才使這個偽裝革命教師的“右派”未能漏網。
我們在團林修鹽灘時，就開始了整風反右運動。按中央規定，中等學校的學生不參加整風反右運動。因為我們一年級6個班是調幹班，學生原來都是小學教師或中學職員，所以要開展整風反右運動。說是整風反右，實際上是隻反右，在我們調幹學生中抓“右派分子”。怎樣抓“右派分子”？
首先，建立抓右派的組織，搜羅抓右派的打手。因此，學校、年級、各班都成立了“整風反右領導小組”。
第二步，確定右派分子“候選人”。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對全班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排隊，根據上級下達的指標，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中和出身雖好但愛說怪話、不當“馴服工具”、領導小組的頭頭們看著不順眼的學生中內定出“右派候選人”。各班的指標是10％左右。
第三步，搜集“罪證”。搜集“右派候選人”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使其達到“右派分子”的標準。大致采用以下幾種方法：（1）內查外調。調查“右派候選人”在學校的言行表現（如，查檔案、讓平時與“候選人”關係較密切的同學和積極分子們揭發），派專人去“右派候選人”的家鄉、原來工作過的地方外調取證。[.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
（2）動員鳴放。動員勸導學生幫助黨整風，給黨和政府、學校、黨員提出批評意見，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要有顧慮，“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要大鳴大放，小組會上要積極發言，要多寫小字報和大字報。誰提的意見多、質量高，誰就最熱愛黨。
（3）引蛇出洞。在討論會或座談會上，積極分子們故意發表落後或反動的意見，引誘其他人也隨著說。積極分子們說得多麽反動落後都沒關係，因為這是組織上安排的“誘餌”。其他人特別是“右派候選人”一隨著說，立刻記錄在案、成為罪證。在團林修鹽灘時，晚上或下雨天就開討論會或座談會。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組開討論會，有一道討論題是：你怎麽認識“學校要為工農子女開門”？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崔某發言說：這種提法不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沒剝削過人，不應把他們關在門外。接著，積極分子們蜂擁應和。見此情景，同學們也紛紛重複崔的發言。一位富農出身的同學，姓秦，不吭聲。崔某見秦同學沒有發言，竟打斷了別的同學的發言，問道：“秦某，你對這個問題怎麽看？”秦某慢條斯理地發言了，他胸有成竹，理直氣壯地批判了崔某的觀點。聽到崔某點秦某的名，擔任記錄的積極分子的神情立即變得十分專注，握緊筆準備記錄秦某的“罪證”。當聽到秦某的發言時，她感到十分意外，竟楞在那裏，一個字也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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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梳理辮子”，報批“右派”。把搜集來的“罪證”按照右派標準上綱上線，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寫成材料上報，以待上級審批是否為右派。有的本來是“右派候選人”，但是沒有搜集到多少“罪證”，梳出的辮子遠夠不上右派，也就無法上報。我可能就是屬於這一類人。有的原來不是“右派候選人”，也沒有對他進行內查外調，但是在大鳴大放和向黨交心時說了很多“反動”話，暴露了許多“反動”思想和言行，梳理出的辮子又黑又粗又長，也就成了右派。這類人就是所謂“自己浮出水麵的魚”。一6班有個名叫傅某的學生，貧農成分，父母妻子都是黨員，他積極鳴放，也就成了右派。
第五步，批判鬥爭。一經上級審批確定某某為右派分子後，就開批判鬥爭會。會前，由積極分子們把搜集到的“罪證”經過上綱上線寫出大字報，集中張貼出來，讓某某看。然後，由“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找其談話，讓其準備在批判會上作檢查。這時，就派專人把某某監視起來。吃飯、睡覺、上廁所都緊緊跟著，如影隨形、寸步不離，以防行凶、逃跑或自殺。
每次隻批判鬥爭一個人。鬥爭會通常這樣進行：把一個教室布置成會場，貼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等標語。會場的一麵靠牆放一把椅子，是“右派席”。其他三麵坐著開會的人，呈弧形包圍“右派席”。積極分子們坐在前排。鬥爭會由“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主持。主持人宣布：“開會！由某某檢查交代問題！”某某就從人群中出來坐入“右派席”進行檢查交代。檢查完畢，主持人說：“某某，你這樣猖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你成了什麽人？”某某為爭取好態度，隻好說：“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主持人就莊嚴宣布：“經上級批準，某某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也有自己不承認是右派分子的，主持人照樣宣布，並痛斥其態度惡劣）立刻就有積極分子領呼口號：“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打退右派分子某某向黨的猖狂進攻！”“……！”群情激昂，呼聲震天。接著，積極分子們依次站起來，掏出事先準備好的批判稿，輪番對右派分子進行批判鬥爭。他們個個義憤填膺、橫眉立目、唾液飛濺、聲嘶力竭，聲討“罪行”無限上綱。麵對他們的昨日同學今日敵人，毫無憐憫之意，滿腔仇恨之情。當時，號召人們作黨的“馴服工具”，這夥人可謂貨真價實的黨的“馴服工具”。批判完畢，又是一陣急風暴雨般的口號。最後，主持人令“右派分子”要繼續檢查交代，深挖“毒根”，好好改造，爭取從寬處理。散會。
第六步，監督勞動。被打成右派的學生立刻由專人從批判會場被押送到“右派關押室”（當時還沒有“牛棚”這個詞）關押起來，完全失去了自由。關押右派的地方是個大教室，裏麵用木板搭成通鋪。晚上，右派們在通鋪上緊挨著睡覺，幾盞100瓦的大燈泡在頭頂上明晃晃的照著，要想翻個身都必須先喊“報告”經看守人員準許。早晨起床鈴響，看守喝令“起床！”右派們急忙爬起穿衣，誰也不敢怠慢。然後，打洗臉水、去廁所、去飯廳、去學校菜園勞動，全都排著隊在看守監管下進行。白天主要是體力勞動，晚上就寢前（或白天下雨不能勞動時），在看守監管下盤腿坐在自己鋪位上寫檢查交代。
從1958年2月開學後不久，我們就開始搞“整風反右運動”，不停課（實際是除四害、修鹽灘、下鄉勞動等和二、三年級一樣，利用業餘時間搞運動）。我們6個調幹班不放暑假，集中搞運動。直到9月1日開學才基本結束。通過上述六大步，在我們六個班300名學生中抓出了30多名“右派分子”，超額完成了任務。另外，還有許多學生遭到了批判辯論，受到黨藉或團藉處分。
這次運動我班共抓出4名右派分子，還有4人受到批判辯論，受到黨（團）籍處分。一位姓劉的同學在要批判鬥爭他的前一天，利用去廁所的機會擺脫監視人逃跑了，數月後在東北被公安機關拘留，讓學校去取人。在被押回學校的火車上又逃跑了，以後一直渺無音信。1978年給右派平反時他曾來學校，說他早已在東北某林區落戶，現已當了幹部。
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或被批判辯論的學生究竟都有些什麽“罪行”呢？某甲鳴放時曾說“某黨員班幹部學習不咋的而對同學確盛氣淩人”，被上綱為“蔑視黨員幹部，反對黨的領導”；某乙向黨交心時說“解放前曾吃過美國救濟糧”，被上綱為“美化美帝國主義”；某丙曾說過“中國的豬肉很多都運到蘇聯去了”，被上綱為“反對蘇聯”；某丁曾寫大字報說“學校教師水平低，隻見打旗的不見梅蘭芳”，被上綱為“誣蔑社會主義學校”；某戊曾對同學說過“我們村社幹部搞特殊化，不少人鬧著要退社”，被上綱為“反對合作化，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我班有個積極分子在小組討論發言時說“**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女同學胡某接著此話發言說：“連**三天不學習都趕不上**，我更應該好好學習政治、改造思想。”後來被上綱為“影射**也要改造，是反對**。”胡不承認，“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就找她談話，說：“你不要覺得你沒反對**，你隻要端正態度，從階級根源上分析，就認識上去了。要大膽地承認，爭取個好態度。”胡堅決沒承認。她在鳴放時曾說“我村掃盲不徹底。”被上綱為“誣蔑、攻擊社會主義。”她平時穿戴比較整齊，被說成“資產階級小姐作風。”去她家鄉外調，沒調查出她有什麽問題，卻把她爺爺的問題（她爺爺是地主分子，耳聾，常說家產是省吃儉用攢的，不懂得什麽叫剝削）調查來寫成大字報，說她“和地主家庭劃不清界限。”就因為這些“罪行”被批判辯論，所幸沒被打成右派，卻被開除團藉。
反右運動，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如飽受驚嚇的小動物，每日裏惴惴不安、提心吊膽，唯恐“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