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立法者的原則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立法者以溫和適度為原則”，我自認為撰寫此書的初衷就是對這句話加以證明。有的善，是道德上的；有的善，是政治上的。這兩種善從來分處兩端，正如下麵這個實例。
自由離不開法律手續。可是，當手續繁雜到違背了立法的初衷、極大地延誤了案子的審訊和宣判，以致財產所有權始終難以確定，一方財產未經審判就到了另一方的手中，或者雙方當事人被沒完沒了的審查弄得傾家蕩產。
如此一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原告將無法對被告的罪責予以證明，被告將無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第二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奧盧斯·格利烏斯在《阿提卡之夜》中說，按照十二銅表法，如果欠債方無法償還所欠債務，債權方可以將其剁碎。塞西裏烏斯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表示，這種殘忍的做法可以讓人隻在自己的償還能力內借錢[1658]，覺得它有一定的道理。若真是如此，那最好的法律豈不就是最殘忍的法律了？善和極端豈不成了一個意思？事物的一切關係恐怕都將被毀。
第三節有些法律貌似有悖於立法者之意，卻最符合他們的初衷
按照梭倫的法律，隻有卑鄙無恥之徒才會在動亂中置身事外。這項規定聽著奇怪，但不要忘了希臘當時所處的環境。那時希臘被分成眾多小城邦，在內亂中苦苦掙紮的共和國，不希望某些人因為太過小心而潛伏於暗處，使局勢失去平衡。
大部分人都參與了這些小城邦的動亂，即便主動發起爭鬥，也不會被卷進爭鬥之中。在大君主國中，相比於成為某個派係的一員，親身參與動亂，大部分民眾更願意按兵不動。讓少數人回到大多數人的陣營之中，才是我們這時應采取的措施，而不應鼓動大部分人也去參與騷亂。而對於另一種情況，隻要少數沒有參與動亂的人還保留了一些理智，應該讓他們也去參加動亂，這就像在某種正在發酵的酒中加入了一滴其他種類的酒，有助於中止發酵。
第四節與立法者意願相悖的法律
有些連立法者都不甚清楚的法律，其實是和立法者的本意相悖的。兩個人爭一塊地，若一方死亡，該地歸生者所有，為法國人製定此種規定的人的初衷，或許是希望雙方放棄訴訟，可惜結果剛好相反。神職人員在我們麵前像英國犬一樣，彼此相爭，奮力廝殺，至死方休。
第五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在埃斯基涅斯留給我們的誓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即將談到的這條法律：“我發誓，近鄰同盟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會毀於我手，任何一條河流都不會因我而改道；任何人做下此種惡行，都將成為我的敵人，我將摧毀他的城市。”不要以為這項法律的最後一條是在肯定第一條，實際情況剛好相反。按照安菲克堤翁[1659]的說法，近鄰同盟的成員國嚴禁攻擊希臘城市，可是為攻占城市打通通路的正是該同盟的法律。隻有先讓希臘人養成此種慣性思維——摧毀希臘城市是暴行，消滅摧毀者也一樣——才能讓他們接受一部好的萬民法。近鄰同盟的法律雖然公正卻不嚴謹，不然也不會被濫用了。腓力攻占城市之權是怎麽來的？還不是打著捍衛希臘法律的旗號。近鄰同盟原本可以采取某些額外的懲罰措施，比如，實施侵略的城市的某些官員或暴軍的統帥將被執行死刑；攻占他人的城市者將被處以罰款，在被毀城市複原時，他將失去希臘人的特權。法律應該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賠償損失上。
第六節法律類似，結果可能不同
按照愷撒的規定，個人最多隻能在家中存放六十枚小銀幣[1660]。這對羅馬來說，是一項不錯的法律，可以對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進行調節：從富人的角度來說，這可以讓窮人滿足自己的需要；從窮人的角度來說，這有助於他從富人手中借錢。法國製度時期也有類似的法律，可惜這條法律和當時的局勢衝突劇烈，以致結果非常糟糕。不要說通過某種渠道打理財產，把錢放在家裏都不行，這和搶劫有什麽不同。愷撒頒布此項禁令，是希望財富可以在民眾間流動起來，可是那位法國大臣[1661]的目的卻不同，他想要的，是讓所有財富匯於一人之手。在借錢這件事上，愷撒要求以土地或私人物品作為擔保，這位法國大臣卻要求以證券作為擔保，這些證券是人們受迫於法律不得不買回家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能指望它有什麽價值？一分錢都不值。
第七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陶片放逐法[1662]並不是雅典獨有的，阿戈斯和敘拉古也有。敘拉古因這一製度蒙受的損失不計其數，這是思慮不周全的結果。有些大人物將無花果的樹葉作為排除異己的工具[1663]，以致很多頗有才華的人被迫離任。對於這項製度在什麽範圍內合用、界限在哪兒，雅典的立法者知之甚詳，所以陶片放逐法得到了很好的結果。從始至終，那裏都隻有一個人會被放逐，而且隻有票數達到一定數量，這一決議才能被通過，因此，隻有確實有必要被驅逐出雅典的人，才有可能會被放逐。
自從陶片放逐法被設定為隻能針對某個讓民眾感到不安的大人物，這項一年一次的活動，就已經從日常工作中脫離出去了。
第八節類似的法律或許有不同的初衷
羅馬法中關於替代繼承的條款，大多數得到了法國人的認可，但是法國人使用替代繼承的初衷和羅馬人完全不同。在繼承遺產的時候，羅馬人會按照祭司法獻上一些祭品[1664]。對他們來說，在自己死後沒人繼承遺產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所以奴隸也可以變成繼承人，他們就這樣創建了替代繼承製度。最開始的普通繼承製度已足以證明這一點。使用此種繼承製度的一個前提就是，法定繼承人主動放棄繼承權。不要以為這種製度是為了讓遺產能夠留在一個家族之內，它隻是想找到一個繼承人。
第九節希臘法、羅馬法都會懲處自殺行為，但兩者初衷不同
柏拉圖說[1665]，如果一個人選擇殺掉那個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人——自殺——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懦弱，而非因為官員的命令或者不願受辱，那他必須接受懲罰。羅馬法也會對自殺行為予以處罰，但它懲處的不是那些因為懦弱、悲觀，或者太過痛苦而選擇死亡的人，它懲處的是那些因為絕望而選擇自殺的犯人。同樣是自殺，羅馬法懲處的；希臘法不懲處，希臘法懲處的，恰好是羅馬法不懲處的。
柏拉圖的法律是以斯巴達的法律為基礎構建的，在斯巴達的法律中，官員的命令必須執行，受辱最為可悲，懦弱最為邪惡。可羅馬法不是這樣，它僅僅是一種財政法，摒除了這些良好的思想。
在共和國時期，羅馬法並不懲處自殺行為。曆史學家的著述中，也從未有過自殺者受到處罰的記錄，他們向來都是被善待的一方。
羅馬前幾位皇帝執政的時候，幾大家族接連獲罪，滿門被誅。這時有人發現自殺有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入土時能保有尊嚴，遺囑能保有效力[1666]，於是人們慢慢養成了一旦獲罪就以自殺來逃避懲罰的習慣。羅馬此時沒有嚴懲自殺的法律，是此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但是，當殘暴的君王們又沾染了貪婪的毛病，連悔罪自殺都被判定為犯罪，這下他們想除掉的那些人，再也沒有辦法留下財產了。
相信我，這確實是君王們想要的結果，不然他們也沒必要規定：隻有所犯罪責無須沒收財產的自殺者，才能在死後保有財產[1667]。
第十節相同的原則可能催生相悖的法律
去對方家中傳喚對方，在現在是可行的，但在過去的羅馬並不可行[1668]。作為一種激烈的行為[1669]，傳喚要求對人身采取強製措施[1670]。過去不許去家中傳喚當事人，和今天不能對民事債務糾紛獲罪方的人身采取強製措施，是一個道理。
家是所有公民的避難所，嚴禁在家中施以暴力，這是羅馬法[1671]和我們法律的共同原則。
第十一節對兩種不同的法律加以對比的方法
在法國，做偽證會被判處死刑，在英國則不會。這兩種法律哪個更好，在不了解以下情況之前，是無法評判的：法國會對嫌疑犯予以審訊，但英國不會；法國不許被告方的證人上堂，如果某件事帶有自辯性質，就算是真的，法庭通常也不會給被告陳述的機會；但英國既聽原告方的證詞，也聽被告方的證詞。法國這三項法律緊密相連，組成一個整體，英國這三項法律也是如此。英國法律嚴禁刑訊逼供，如此一來，想讓犯人認罪悔過，難度極大，所以隻能想方設法從各個角度搜集證據，可是沒有死刑讓證人有恃無恐。法國的法律比英國的多一個辦法，可以隨心所欲地威脅證人，不僅如此，威脅還是合理合法的。法國的法律隻接受公訴人的證詞[1672]，這是唯一一份證詞，它決定了被告的命運。但是英國的法庭既聽取原告的證詞，也聽取被告的證詞，審案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雙方辯論的過程。所以偽證造成的損害不會太大，況且英國和法國不同，被告有機會對偽證予以駁斥。因此，想要判斷這兩個法律哪個更好、更加合理，單純的對比還不夠，必須站著眼於全局，進行整體對比。
第十二節有時貌似相同的法律並不真的相同
羅馬法和希臘法對窩藏贓物罪和偷竊罪的處罰是一樣的[1673]，法國的法律也是如此。在這件事上，希臘的法律和羅馬的法律做對了，可是法國的法律卻做錯了。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用什麽方法讓人蒙受了損失，你都應該賠償，這正是希臘和羅馬要求竊賊支付罰金，也要求窩藏贓物的人支付罰金的理由。可是，按照法國的法律，竊賊是要判處死刑的，讓窩藏贓物的人和竊賊接受一樣的處罰，未免過於嚴苛，畢竟窩藏贓物的人大多並不知情，可竊賊卻是故意為之。偷竊是犯罪，窩藏卻隻是提高證明罪行的難度。前者的行為屬於主觀故意的，後者的行為卻是被動無意的。相比於窩藏贓物者，竊賊遇到的阻礙更多，處心積慮地和法律對抗的時間也更長。
要說誰的眼光更長遠，還得是法學家。他們認為和竊賊相比，更邪惡的是窩藏贓物者，因為他們是偷竊行為能夠的長久隱藏的重要原因。如果隻是罰款，考慮到要對失主進行賠償，窩藏贓物者又大多有能力予以賠償，他們的理論還有正確的可能，但是，如果要判處死刑，在量刑時，恐怕就得選擇其他處罰原則了。
第十三節法律不能背離立法的初衷，羅馬法如何處理小偷兒
偷竊行為在羅馬分為現行偷竊和非現行偷竊，前者指的是小偷兒偷竊過程中被人贓並獲，後者指的是一段時間之後才被撞破的偷竊行為。
按照十二銅表法，現行偷竊者如果未成年，將受杖刑；如果已經成年，在杖刑之外，還要被貶為奴隸；非現行偷竊者需要支付罰金，金額是所盜財物的兩倍。
按照拜爾希安法不再對公民施以杖刑和貶為奴隸的處罰，現行偷竊犯需要支付所竊財物四倍的罰金，非現行偷竊犯和原來一樣，隻需支付所竊財物兩倍的罰金。
這些法律居然認為這兩種偷竊性質各異，並由此劃分出兩種處罰方式，這實在讓人感到費解。不管有沒有當場抓到，它們的具體動作是一致的，從本質上講都是盜竊財物，有什麽不同？若我所料不錯，在處罰盜竊犯方麵，羅馬法的所有觀點恐怕都是從斯巴達的法律中借鑒來的。為了讓公民更機敏、靈活、有心機，萊庫古要求磨煉兒童的偷竊技巧，孩子若被抓了現行，將被重重責罰，受到鞭打。希臘人和羅馬人之所以會對現行偷竊和非現行偷竊區別對待，原因就在這裏[1674]。
如果犯了偷竊罪的人是奴隸，羅馬人會將其從塔貝亞懸崖推下去。萊庫古的法律關於竊賊的規定和奴隸沒有絲毫關係，所以羅馬人對奴隸采取另一種處罰方式，其實正是在遵循斯巴達人的法律原則。
羅馬的裁判官會命人隨意杖責被抓到的未成年竊賊，斯巴達人也是這麽做的。這些行為方式有著悠久的曆史，斯巴達人這麽做遵循的是克裏特人的風俗。柏拉圖以“既然可以承受個人對戰的痛苦，私下偷竊的痛苦又有什麽不能承受的”這句話來證明他的觀點：戰爭是克裏特人製定此項法律的原因。
由於公民法以社會為對象，所以它的基礎是政治法。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準備啟用另一個國家的公民法時，必須先看看那個國家和它是否具有相同的法律體係和政治法。
為什麽克裏特人關於盜竊罪的法律條文，在斯巴達就像在克裏特一般適應良好，因為斯巴達人移植過去的不僅僅是這項法律，還有克裏特人的政治法和法律體係。但是羅馬與斯巴達的法律體係是不一樣的，所以在被移植過去之後，這條法律與羅馬人其他公民法的條文很難建立聯係。
第十四節法律和立法時的環境不可分割
雅典有這樣一條法律：當雅典被圍，城內所有幫不上忙的人都要被處死[1675]。這條政治法非常卑鄙，催生它的那條萬民法一樣卑鄙。如果希臘的某座城市陷落，那麽這座城市裏的居民作為公民的自由就將被剝奪，他們會變成奴隸並遭到販賣，如此一來，陷落的城市就徹底被毀了，人們為什麽要殊死反抗，為什麽會做出沒有天良之事？原因就在這裏。另外，有時這也是此類殘忍法律出現的原因。
按照羅馬法[1676]，如果醫生出現過失或者無能為力的情況，將會受到懲罰，按照地位高低，或被流放，或被處死。但法國的法律不是如此，這很正常，畢竟羅馬法和法國法律是在不同的情況下編製的。在羅馬，任何人都能成為醫生，魚目混珠的情況非常嚴重，可是我們這裏的醫生都是經過學習，拿到了行醫資格的。因此，醫生在人們眼中，就是醫術高超之人。
第十五節有時法律需要自己調節
按照十二銅表法，殺了在夜晚行竊的人，無須承擔責任；殺了在白天行竊的人，如果他反抗的話，也無須承擔責任。不過，這條法律還有一個規定：在他殺掉小偷兒的過程中，必須向民眾大聲呼喊[1677]。呼喊可以證明殺掉竊賊者並未犯法，有機會讓法官和證人在他行動時到達現場，所以，那些將執法權交給公民的法律應該一直堅守這一條。隻有讓民眾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知道他殺掉竊賊時的詳細情況，才能讓當時的一切，比如神情、麵色、情緒、沉默或者每句話，成為證據，以判定這位殺掉竊賊的人是否有罪。這種法令會對公民的安全和自由造成威脅，怎麽能背著民眾去做？
第十六節立法時要注意什麽
多少關注一下立法模式，是每個有足夠的才華為本國或別國立法的人應該做的事。
法律用詞要簡潔。短小精悍的十二銅表法連孩童都能背誦[1678]，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查士丁尼的《新法輯覽》之所以遭到刪減[1679]，就是因為太長了。
法律用詞要淺顯直白，旁敲側擊永遠比不上開門見山。在東羅馬帝國，法律界沒有王者，君主們說起話如文豪一般。辭藻華麗的法律，隻會被人們當成一本誇張的書。
法律用詞要精準到不會讓任何人產生誤解的程度。樞機主教黎塞留允許人們在國王麵前控告大臣[1680]，但若說的隻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那麽控告者將受到懲罰。一件事是不是大事是很難界定的，甲眼中的大事，在乙眼中或許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人們就不會積極地指控他了。
按照霍諾尤斯法，如果有人買賣已獲得自由的奴隸，讓其重新變成農奴，或者讓他感到不安，將被處死[1681]。一個人安心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感受，所以這類模糊不清的詞也不應該用。
因為影響貨幣價值的因素非常多，在不同的時間，同等幣值完全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所以當法律要確定一個數量時，盡可能不要以金錢為標準。羅馬那位莽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吧，他見到誰就打誰耳光，然後再按照十二銅表法給人二十五蘇。
如果已經用清楚的言辭在法律中對某件事做了解釋，再用含糊的詞語就沒必要了。路易十四的一項刑事法令[1682]，明明已經將國王負責的案件逐一列明了，可在最後，偏偏加了一句“以及國王的法官一直負責的所有案件”，於是，又繞回剛剛脫離的獨裁狀態。
聽聞在遵行習慣法的地方，有些原告直到宣判三四個月，甚至六個月之後，才提起上訴，查理七世表示[1683]這完全違背了國家的習慣法，於是下令隻有在檢察官徇私枉法、欺上瞞下[1684]，或者確實存在某些關鍵、顯著理由的情況下，才允許過期上訴，平時隻能立即上訴。這是一項前後矛盾的法令，而且是截然相反，若非如此，也不會有人將上訴時間拖延到三十年之後了[1685]。
按照倫巴第法，穿上教服的女性，就算沒有宣誓成為神職人員，也不能結婚[1686]，此項法令說：“一個已用戒指娶了一位妻子的男人，再娶一個妻子屬於違法行為，再將上帝的妻子或者聖母娶回家就更不用說了……”我的意思是，從事實走向虛妄，或者從虛妄走向事實，都不應成為法律中講理的方式，從事實走向事實才是。
康斯坦丁有項法律，除了主教，其他任何人的證詞都不作數[1687]。這位皇帝想走捷徑，審案隻看人，且隻看地位高的人。
法律應該通俗易懂，即使是尋常人也能充分了解。法律隻是一個家長的樸素的道理，而非艱深的邏輯學。
除非無法避免，否則法律中盡量不要有例外、條件和修訂。一旦有了這些，就免不了要有另外一些。
除非理由充分，否則不要修改法律。查士丁尼規定，如果訂婚已過兩年，男方還不肯結婚，女方可以退掉親事，不僅如此，還能留有嫁妝[1688]。後來他將此項法律改為，如果男方較為窮困，兩年的時限可以延長為三年。但是，這種事，兩年和三年有什麽區別，三年比兩年好在哪兒了？
如何才能證明一部法律確實是有道理的？首先得保證這些道理和這部法律相配。羅馬有部法律規定，因為盲人看不到法官的衣著，所以嚴禁盲人辯訴。這個理由沒有任何道理，明顯是刻意找的，畢竟有說服力的理由很多。
畢達哥拉斯的數率貌似可以證明[1689]，法學家保盧斯的說法——七個月的早產兒已經發育完好——是正確的。可是要用畢達哥拉斯的數率作為判案的標準，這不是很奇怪嗎？
在法國，某些法學家以國王的王冠是圓形的為理由，要求被國王攻占地區的教會，向國王表示臣服，並接受國王的調派。在這裏，我想探討的不是國王的權力，也不是公民法或教會法此時是否應該向政治法低頭。我唯一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值得尊敬的權利，應當用莊重的原則來守護它。誰見過這種事——某種身份擁有的切實的權利，居然是象征此種身份的物件的形狀決定的。
達維拉說，魯昂高等法院判定查理九世成年時，他才十四歲，按照那時的法律，如果事涉未成年財產權的收回與處置，在計算年齡時必須準確無誤，一天都不能少，但如果涉及尊號的交接，那生日一過就算大了一歲[1690]。這項規定迄今為止並未造成任何弊端，我要做的也不是指出它的錯處，我隻想說，君王是數以萬計的百姓的掌控者，對他來說，一個名號能決定什麽呢？所以這位濟貧署長的道理是錯的。
法律比人更會推理。按照法國的法律[1691]，在瀕臨破產的十天內，商人的行為將帶有欺騙性，這是法律的推斷；按照羅馬的法律，察覺妻子通奸卻不離婚的男人必須接受處罰，除非他覺得自己未必能贏得這場官司，或者他不怕丟臉，這是人的推斷。法官需要找到誘因，然後宣判，可是支持他得出判決的思考模式並不清晰。若以推斷為判決依據，那法官的裁決將充滿偶然性；若以法律為推斷依據，法官就能從法律中找到一種穩定的原則。
按照柏拉圖的法律，那些因為懦弱，而非不願受侮辱而選擇自殺的人，將受到懲罰，這點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了。以這項法律為審判原則的法官，若無法問出罪犯到底為什麽自殺，他將隻能自己推斷，所以，這條法律是非常糟糕的。
按照羅馬人的法希笛安法，無論何時，遺產繼承人都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遺產。可是與此同時，又有一項法律規定，立遺囑者有權剝奪繼承人這四分之一的遺產繼承權。如此一來，法希笛安法哪還有什麽法律效力：立遺囑者若願意將遺產留給繼承人，繼承人也不必請出法希笛安法了；立遺囑者若不願將遺產留給繼承人，就算繼承人請出法希笛安法，立遺囑者也可以將其駁回。這是在拿法律尋開心嗎？
為防止法律和事物的性質相悖，立法時應嚴密監控法律的性質。腓力二世在奧蘭治親王遭到流放時說，殺掉奧蘭治親王或其繼承人將得到兩萬五千埃居和爵位作為賞賜。一個國王竟然打著上帝臣仆的旗號說出這種話，竟然可以拿爵位來賞賜此種行為，所謂上帝的臣仆竟然通過懸賞來激勵這種行為。榮譽觀、道德觀和宗教觀都被這一切徹底毀掉了。
有些事算不得壞事，卻以假想的善為理由，嚴禁人們去做，這恐怕完全沒必要吧。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應該坦率直白。立法是為了對人的惡予以懲治，既然如此，它首先就得幹淨純粹。西哥特法有一條規定[1692]：猶太人可以不吃豬肉，但和豬肉一起烹煮的食物，他們必須吃。這太荒唐了。按照猶太人的法律，他們是不能吃豬肉的，而且不吃豬肉幾乎是猶太人僅剩的法律，這是唯一可以分辨他們的標誌了，可此項規定卻在強迫他們必須背棄這條法律。
第十七節壞的立法方式
我們的國王以敕令和詔諭的形式下達自己的命令，羅馬的國王也是如此。但是羅馬的國王和我們的國王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比如我們的國王不許個人和法官上達陳情表來陳述他們的分歧，但羅馬國王允許，不僅如此，還會通過敕複予以回應。事實上，教皇的敕諭也是一種敕複。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立法模式，這點我們是清楚的，隻有那些想讓立法者走上歧途的人才會主張以此種模式立法。尤裏烏斯·卡皮托裏尼說[1693]，圖拉真不想讓那些隻是特殊恩赦的敕令出現在所有案件中，所以通常不會批準此類敕複。馬克裏努斯無法忍受將康茂德、卡拉卡和其他昏庸無道的皇帝的敕複，當成法律的行為，所以下令廢除一切敕複[1694]。可查士丁尼卻將這些敕複編進了自己的法律匯編中，因為他並不認同馬克裏努斯的想法。
研讀羅馬法的讀者們，請聽我一言，不要將那些假想的內容和以下法令混為一談：元老院法令、平民會議決議、君主們的總則，還有所有以事物的屬性、女人的脆弱、未成年人的劣勢和公共利益為基礎確立的法律。
第十八節一致性的思想
一致性的思想，有時會出現在大人物（即使是查理曼也一樣如此）身上，總是會出現在小人物身上。他們了解的那種完善就存在於一致之中，所以他們必定可以找到。行政管理和商業活動采用相同的計量單位，國家遵行相同的法律，各個地方信仰同一個宗教。但是，這些相同的東西，是否永遠合宜、毫無例外呢？相比於承受，改革更難忍受嗎？何時應該區別對待，何時應該保持一致，難道那些具有洪才大略的人不知道？在中國，中國人和韃靼人會各自遵循自己的禮儀規範。中國是世界上最崇尚和平的國家。若所有民眾都能奉公守法，那麽是什麽法律又有什麽關係呢？
第十九節立法者
亞裏士多德有時會放任自己嫉妒柏拉圖，有時又會放任自己喜愛亞曆山大。雅典人的暴虐讓柏拉圖火冒三丈。馬基雅視以倫迪諾瓦公爵為榜樣，滿心滿眼都是他。托馬斯·莫爾的書並不他自己的想法，是他看來的，他希望希臘城邦那種質樸的方式，可以在世界所有國家推行[1695]。哈林頓除了英格蘭共和國，什麽都看不見，不少作者堅信沒有國王的地方必定戰亂四起。法律時刻都有和立法者的熱情與成見碰撞的危險，有時隻會稍微沾上一點點顏色，有時卻會無法前進被它們同化。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立法者以溫和適度為原則”，我自認為撰寫此書的初衷就是對這句話加以證明。有的善，是道德上的；有的善，是政治上的。這兩種善從來分處兩端，正如下麵這個實例。
自由離不開法律手續。可是，當手續繁雜到違背了立法的初衷、極大地延誤了案子的審訊和宣判，以致財產所有權始終難以確定，一方財產未經審判就到了另一方的手中，或者雙方當事人被沒完沒了的審查弄得傾家蕩產。
如此一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原告將無法對被告的罪責予以證明，被告將無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第二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奧盧斯·格利烏斯在《阿提卡之夜》中說，按照十二銅表法，如果欠債方無法償還所欠債務，債權方可以將其剁碎。塞西裏烏斯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表示，這種殘忍的做法可以讓人隻在自己的償還能力內借錢[1658]，覺得它有一定的道理。若真是如此，那最好的法律豈不就是最殘忍的法律了？善和極端豈不成了一個意思？事物的一切關係恐怕都將被毀。
第三節有些法律貌似有悖於立法者之意，卻最符合他們的初衷
按照梭倫的法律，隻有卑鄙無恥之徒才會在動亂中置身事外。這項規定聽著奇怪，但不要忘了希臘當時所處的環境。那時希臘被分成眾多小城邦，在內亂中苦苦掙紮的共和國，不希望某些人因為太過小心而潛伏於暗處，使局勢失去平衡。
大部分人都參與了這些小城邦的動亂，即便主動發起爭鬥，也不會被卷進爭鬥之中。在大君主國中，相比於成為某個派係的一員，親身參與動亂，大部分民眾更願意按兵不動。讓少數人回到大多數人的陣營之中，才是我們這時應采取的措施，而不應鼓動大部分人也去參與騷亂。而對於另一種情況，隻要少數沒有參與動亂的人還保留了一些理智，應該讓他們也去參加動亂，這就像在某種正在發酵的酒中加入了一滴其他種類的酒，有助於中止發酵。
第四節與立法者意願相悖的法律
有些連立法者都不甚清楚的法律，其實是和立法者的本意相悖的。兩個人爭一塊地，若一方死亡，該地歸生者所有，為法國人製定此種規定的人的初衷，或許是希望雙方放棄訴訟，可惜結果剛好相反。神職人員在我們麵前像英國犬一樣，彼此相爭，奮力廝殺，至死方休。
第五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在埃斯基涅斯留給我們的誓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即將談到的這條法律：“我發誓，近鄰同盟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會毀於我手，任何一條河流都不會因我而改道；任何人做下此種惡行，都將成為我的敵人，我將摧毀他的城市。”不要以為這項法律的最後一條是在肯定第一條，實際情況剛好相反。按照安菲克堤翁[1659]的說法，近鄰同盟的成員國嚴禁攻擊希臘城市，可是為攻占城市打通通路的正是該同盟的法律。隻有先讓希臘人養成此種慣性思維——摧毀希臘城市是暴行，消滅摧毀者也一樣——才能讓他們接受一部好的萬民法。近鄰同盟的法律雖然公正卻不嚴謹，不然也不會被濫用了。腓力攻占城市之權是怎麽來的？還不是打著捍衛希臘法律的旗號。近鄰同盟原本可以采取某些額外的懲罰措施，比如，實施侵略的城市的某些官員或暴軍的統帥將被執行死刑；攻占他人的城市者將被處以罰款，在被毀城市複原時，他將失去希臘人的特權。法律應該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賠償損失上。
第六節法律類似，結果可能不同
按照愷撒的規定，個人最多隻能在家中存放六十枚小銀幣[1660]。這對羅馬來說，是一項不錯的法律，可以對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進行調節：從富人的角度來說，這可以讓窮人滿足自己的需要；從窮人的角度來說，這有助於他從富人手中借錢。法國製度時期也有類似的法律，可惜這條法律和當時的局勢衝突劇烈，以致結果非常糟糕。不要說通過某種渠道打理財產，把錢放在家裏都不行，這和搶劫有什麽不同。愷撒頒布此項禁令，是希望財富可以在民眾間流動起來，可是那位法國大臣[1661]的目的卻不同，他想要的，是讓所有財富匯於一人之手。在借錢這件事上，愷撒要求以土地或私人物品作為擔保，這位法國大臣卻要求以證券作為擔保，這些證券是人們受迫於法律不得不買回家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能指望它有什麽價值？一分錢都不值。
第七節對上一問題的補充
陶片放逐法[1662]並不是雅典獨有的，阿戈斯和敘拉古也有。敘拉古因這一製度蒙受的損失不計其數，這是思慮不周全的結果。有些大人物將無花果的樹葉作為排除異己的工具[1663]，以致很多頗有才華的人被迫離任。對於這項製度在什麽範圍內合用、界限在哪兒，雅典的立法者知之甚詳，所以陶片放逐法得到了很好的結果。從始至終，那裏都隻有一個人會被放逐，而且隻有票數達到一定數量，這一決議才能被通過，因此，隻有確實有必要被驅逐出雅典的人，才有可能會被放逐。
自從陶片放逐法被設定為隻能針對某個讓民眾感到不安的大人物，這項一年一次的活動，就已經從日常工作中脫離出去了。
第八節類似的法律或許有不同的初衷
羅馬法中關於替代繼承的條款，大多數得到了法國人的認可，但是法國人使用替代繼承的初衷和羅馬人完全不同。在繼承遺產的時候，羅馬人會按照祭司法獻上一些祭品[1664]。對他們來說，在自己死後沒人繼承遺產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所以奴隸也可以變成繼承人，他們就這樣創建了替代繼承製度。最開始的普通繼承製度已足以證明這一點。使用此種繼承製度的一個前提就是，法定繼承人主動放棄繼承權。不要以為這種製度是為了讓遺產能夠留在一個家族之內，它隻是想找到一個繼承人。
第九節希臘法、羅馬法都會懲處自殺行為，但兩者初衷不同
柏拉圖說[1665]，如果一個人選擇殺掉那個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人——自殺——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懦弱，而非因為官員的命令或者不願受辱，那他必須接受懲罰。羅馬法也會對自殺行為予以處罰，但它懲處的不是那些因為懦弱、悲觀，或者太過痛苦而選擇死亡的人，它懲處的是那些因為絕望而選擇自殺的犯人。同樣是自殺，羅馬法懲處的；希臘法不懲處，希臘法懲處的，恰好是羅馬法不懲處的。
柏拉圖的法律是以斯巴達的法律為基礎構建的，在斯巴達的法律中，官員的命令必須執行，受辱最為可悲，懦弱最為邪惡。可羅馬法不是這樣，它僅僅是一種財政法，摒除了這些良好的思想。
在共和國時期，羅馬法並不懲處自殺行為。曆史學家的著述中，也從未有過自殺者受到處罰的記錄，他們向來都是被善待的一方。
羅馬前幾位皇帝執政的時候，幾大家族接連獲罪，滿門被誅。這時有人發現自殺有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入土時能保有尊嚴，遺囑能保有效力[1666]，於是人們慢慢養成了一旦獲罪就以自殺來逃避懲罰的習慣。羅馬此時沒有嚴懲自殺的法律，是此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但是，當殘暴的君王們又沾染了貪婪的毛病，連悔罪自殺都被判定為犯罪，這下他們想除掉的那些人，再也沒有辦法留下財產了。
相信我，這確實是君王們想要的結果，不然他們也沒必要規定：隻有所犯罪責無須沒收財產的自殺者，才能在死後保有財產[1667]。
第十節相同的原則可能催生相悖的法律
去對方家中傳喚對方，在現在是可行的，但在過去的羅馬並不可行[1668]。作為一種激烈的行為[1669]，傳喚要求對人身采取強製措施[1670]。過去不許去家中傳喚當事人，和今天不能對民事債務糾紛獲罪方的人身采取強製措施，是一個道理。
家是所有公民的避難所，嚴禁在家中施以暴力，這是羅馬法[1671]和我們法律的共同原則。
第十一節對兩種不同的法律加以對比的方法
在法國，做偽證會被判處死刑，在英國則不會。這兩種法律哪個更好，在不了解以下情況之前，是無法評判的：法國會對嫌疑犯予以審訊，但英國不會；法國不許被告方的證人上堂，如果某件事帶有自辯性質，就算是真的，法庭通常也不會給被告陳述的機會；但英國既聽原告方的證詞，也聽被告方的證詞。法國這三項法律緊密相連，組成一個整體，英國這三項法律也是如此。英國法律嚴禁刑訊逼供，如此一來，想讓犯人認罪悔過，難度極大，所以隻能想方設法從各個角度搜集證據，可是沒有死刑讓證人有恃無恐。法國的法律比英國的多一個辦法，可以隨心所欲地威脅證人，不僅如此，威脅還是合理合法的。法國的法律隻接受公訴人的證詞[1672]，這是唯一一份證詞，它決定了被告的命運。但是英國的法庭既聽取原告的證詞，也聽取被告的證詞，審案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雙方辯論的過程。所以偽證造成的損害不會太大，況且英國和法國不同，被告有機會對偽證予以駁斥。因此，想要判斷這兩個法律哪個更好、更加合理，單純的對比還不夠，必須站著眼於全局，進行整體對比。
第十二節有時貌似相同的法律並不真的相同
羅馬法和希臘法對窩藏贓物罪和偷竊罪的處罰是一樣的[1673]，法國的法律也是如此。在這件事上，希臘的法律和羅馬的法律做對了，可是法國的法律卻做錯了。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用什麽方法讓人蒙受了損失，你都應該賠償，這正是希臘和羅馬要求竊賊支付罰金，也要求窩藏贓物的人支付罰金的理由。可是，按照法國的法律，竊賊是要判處死刑的，讓窩藏贓物的人和竊賊接受一樣的處罰，未免過於嚴苛，畢竟窩藏贓物的人大多並不知情，可竊賊卻是故意為之。偷竊是犯罪，窩藏卻隻是提高證明罪行的難度。前者的行為屬於主觀故意的，後者的行為卻是被動無意的。相比於窩藏贓物者，竊賊遇到的阻礙更多，處心積慮地和法律對抗的時間也更長。
要說誰的眼光更長遠，還得是法學家。他們認為和竊賊相比，更邪惡的是窩藏贓物者，因為他們是偷竊行為能夠的長久隱藏的重要原因。如果隻是罰款，考慮到要對失主進行賠償，窩藏贓物者又大多有能力予以賠償，他們的理論還有正確的可能，但是，如果要判處死刑，在量刑時，恐怕就得選擇其他處罰原則了。
第十三節法律不能背離立法的初衷，羅馬法如何處理小偷兒
偷竊行為在羅馬分為現行偷竊和非現行偷竊，前者指的是小偷兒偷竊過程中被人贓並獲，後者指的是一段時間之後才被撞破的偷竊行為。
按照十二銅表法，現行偷竊者如果未成年，將受杖刑；如果已經成年，在杖刑之外，還要被貶為奴隸；非現行偷竊者需要支付罰金，金額是所盜財物的兩倍。
按照拜爾希安法不再對公民施以杖刑和貶為奴隸的處罰，現行偷竊犯需要支付所竊財物四倍的罰金，非現行偷竊犯和原來一樣，隻需支付所竊財物兩倍的罰金。
這些法律居然認為這兩種偷竊性質各異，並由此劃分出兩種處罰方式，這實在讓人感到費解。不管有沒有當場抓到，它們的具體動作是一致的，從本質上講都是盜竊財物，有什麽不同？若我所料不錯，在處罰盜竊犯方麵，羅馬法的所有觀點恐怕都是從斯巴達的法律中借鑒來的。為了讓公民更機敏、靈活、有心機，萊庫古要求磨煉兒童的偷竊技巧，孩子若被抓了現行，將被重重責罰，受到鞭打。希臘人和羅馬人之所以會對現行偷竊和非現行偷竊區別對待，原因就在這裏[1674]。
如果犯了偷竊罪的人是奴隸，羅馬人會將其從塔貝亞懸崖推下去。萊庫古的法律關於竊賊的規定和奴隸沒有絲毫關係，所以羅馬人對奴隸采取另一種處罰方式，其實正是在遵循斯巴達人的法律原則。
羅馬的裁判官會命人隨意杖責被抓到的未成年竊賊，斯巴達人也是這麽做的。這些行為方式有著悠久的曆史，斯巴達人這麽做遵循的是克裏特人的風俗。柏拉圖以“既然可以承受個人對戰的痛苦，私下偷竊的痛苦又有什麽不能承受的”這句話來證明他的觀點：戰爭是克裏特人製定此項法律的原因。
由於公民法以社會為對象，所以它的基礎是政治法。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準備啟用另一個國家的公民法時，必須先看看那個國家和它是否具有相同的法律體係和政治法。
為什麽克裏特人關於盜竊罪的法律條文，在斯巴達就像在克裏特一般適應良好，因為斯巴達人移植過去的不僅僅是這項法律，還有克裏特人的政治法和法律體係。但是羅馬與斯巴達的法律體係是不一樣的，所以在被移植過去之後，這條法律與羅馬人其他公民法的條文很難建立聯係。
第十四節法律和立法時的環境不可分割
雅典有這樣一條法律：當雅典被圍，城內所有幫不上忙的人都要被處死[1675]。這條政治法非常卑鄙，催生它的那條萬民法一樣卑鄙。如果希臘的某座城市陷落，那麽這座城市裏的居民作為公民的自由就將被剝奪，他們會變成奴隸並遭到販賣，如此一來，陷落的城市就徹底被毀了，人們為什麽要殊死反抗，為什麽會做出沒有天良之事？原因就在這裏。另外，有時這也是此類殘忍法律出現的原因。
按照羅馬法[1676]，如果醫生出現過失或者無能為力的情況，將會受到懲罰，按照地位高低，或被流放，或被處死。但法國的法律不是如此，這很正常，畢竟羅馬法和法國法律是在不同的情況下編製的。在羅馬，任何人都能成為醫生，魚目混珠的情況非常嚴重，可是我們這裏的醫生都是經過學習，拿到了行醫資格的。因此，醫生在人們眼中，就是醫術高超之人。
第十五節有時法律需要自己調節
按照十二銅表法，殺了在夜晚行竊的人，無須承擔責任；殺了在白天行竊的人，如果他反抗的話，也無須承擔責任。不過，這條法律還有一個規定：在他殺掉小偷兒的過程中，必須向民眾大聲呼喊[1677]。呼喊可以證明殺掉竊賊者並未犯法，有機會讓法官和證人在他行動時到達現場，所以，那些將執法權交給公民的法律應該一直堅守這一條。隻有讓民眾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知道他殺掉竊賊時的詳細情況，才能讓當時的一切，比如神情、麵色、情緒、沉默或者每句話，成為證據，以判定這位殺掉竊賊的人是否有罪。這種法令會對公民的安全和自由造成威脅，怎麽能背著民眾去做？
第十六節立法時要注意什麽
多少關注一下立法模式，是每個有足夠的才華為本國或別國立法的人應該做的事。
法律用詞要簡潔。短小精悍的十二銅表法連孩童都能背誦[1678]，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查士丁尼的《新法輯覽》之所以遭到刪減[1679]，就是因為太長了。
法律用詞要淺顯直白，旁敲側擊永遠比不上開門見山。在東羅馬帝國，法律界沒有王者，君主們說起話如文豪一般。辭藻華麗的法律，隻會被人們當成一本誇張的書。
法律用詞要精準到不會讓任何人產生誤解的程度。樞機主教黎塞留允許人們在國王麵前控告大臣[1680]，但若說的隻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那麽控告者將受到懲罰。一件事是不是大事是很難界定的，甲眼中的大事，在乙眼中或許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人們就不會積極地指控他了。
按照霍諾尤斯法，如果有人買賣已獲得自由的奴隸，讓其重新變成農奴，或者讓他感到不安，將被處死[1681]。一個人安心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感受，所以這類模糊不清的詞也不應該用。
因為影響貨幣價值的因素非常多，在不同的時間，同等幣值完全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所以當法律要確定一個數量時，盡可能不要以金錢為標準。羅馬那位莽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吧，他見到誰就打誰耳光，然後再按照十二銅表法給人二十五蘇。
如果已經用清楚的言辭在法律中對某件事做了解釋，再用含糊的詞語就沒必要了。路易十四的一項刑事法令[1682]，明明已經將國王負責的案件逐一列明了，可在最後，偏偏加了一句“以及國王的法官一直負責的所有案件”，於是，又繞回剛剛脫離的獨裁狀態。
聽聞在遵行習慣法的地方，有些原告直到宣判三四個月，甚至六個月之後，才提起上訴，查理七世表示[1683]這完全違背了國家的習慣法，於是下令隻有在檢察官徇私枉法、欺上瞞下[1684]，或者確實存在某些關鍵、顯著理由的情況下，才允許過期上訴，平時隻能立即上訴。這是一項前後矛盾的法令，而且是截然相反，若非如此，也不會有人將上訴時間拖延到三十年之後了[1685]。
按照倫巴第法，穿上教服的女性，就算沒有宣誓成為神職人員，也不能結婚[1686]，此項法令說：“一個已用戒指娶了一位妻子的男人，再娶一個妻子屬於違法行為，再將上帝的妻子或者聖母娶回家就更不用說了……”我的意思是，從事實走向虛妄，或者從虛妄走向事實，都不應成為法律中講理的方式，從事實走向事實才是。
康斯坦丁有項法律，除了主教，其他任何人的證詞都不作數[1687]。這位皇帝想走捷徑，審案隻看人，且隻看地位高的人。
法律應該通俗易懂，即使是尋常人也能充分了解。法律隻是一個家長的樸素的道理，而非艱深的邏輯學。
除非無法避免，否則法律中盡量不要有例外、條件和修訂。一旦有了這些，就免不了要有另外一些。
除非理由充分，否則不要修改法律。查士丁尼規定，如果訂婚已過兩年，男方還不肯結婚，女方可以退掉親事，不僅如此，還能留有嫁妝[1688]。後來他將此項法律改為，如果男方較為窮困，兩年的時限可以延長為三年。但是，這種事，兩年和三年有什麽區別，三年比兩年好在哪兒了？
如何才能證明一部法律確實是有道理的？首先得保證這些道理和這部法律相配。羅馬有部法律規定，因為盲人看不到法官的衣著，所以嚴禁盲人辯訴。這個理由沒有任何道理，明顯是刻意找的，畢竟有說服力的理由很多。
畢達哥拉斯的數率貌似可以證明[1689]，法學家保盧斯的說法——七個月的早產兒已經發育完好——是正確的。可是要用畢達哥拉斯的數率作為判案的標準，這不是很奇怪嗎？
在法國，某些法學家以國王的王冠是圓形的為理由，要求被國王攻占地區的教會，向國王表示臣服，並接受國王的調派。在這裏，我想探討的不是國王的權力，也不是公民法或教會法此時是否應該向政治法低頭。我唯一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值得尊敬的權利，應當用莊重的原則來守護它。誰見過這種事——某種身份擁有的切實的權利，居然是象征此種身份的物件的形狀決定的。
達維拉說，魯昂高等法院判定查理九世成年時，他才十四歲，按照那時的法律，如果事涉未成年財產權的收回與處置，在計算年齡時必須準確無誤，一天都不能少，但如果涉及尊號的交接，那生日一過就算大了一歲[1690]。這項規定迄今為止並未造成任何弊端，我要做的也不是指出它的錯處，我隻想說，君王是數以萬計的百姓的掌控者，對他來說，一個名號能決定什麽呢？所以這位濟貧署長的道理是錯的。
法律比人更會推理。按照法國的法律[1691]，在瀕臨破產的十天內，商人的行為將帶有欺騙性，這是法律的推斷；按照羅馬的法律，察覺妻子通奸卻不離婚的男人必須接受處罰，除非他覺得自己未必能贏得這場官司，或者他不怕丟臉，這是人的推斷。法官需要找到誘因，然後宣判，可是支持他得出判決的思考模式並不清晰。若以推斷為判決依據，那法官的裁決將充滿偶然性；若以法律為推斷依據，法官就能從法律中找到一種穩定的原則。
按照柏拉圖的法律，那些因為懦弱，而非不願受侮辱而選擇自殺的人，將受到懲罰，這點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了。以這項法律為審判原則的法官，若無法問出罪犯到底為什麽自殺，他將隻能自己推斷，所以，這條法律是非常糟糕的。
按照羅馬人的法希笛安法，無論何時，遺產繼承人都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遺產。可是與此同時，又有一項法律規定，立遺囑者有權剝奪繼承人這四分之一的遺產繼承權。如此一來，法希笛安法哪還有什麽法律效力：立遺囑者若願意將遺產留給繼承人，繼承人也不必請出法希笛安法了；立遺囑者若不願將遺產留給繼承人，就算繼承人請出法希笛安法，立遺囑者也可以將其駁回。這是在拿法律尋開心嗎？
為防止法律和事物的性質相悖，立法時應嚴密監控法律的性質。腓力二世在奧蘭治親王遭到流放時說，殺掉奧蘭治親王或其繼承人將得到兩萬五千埃居和爵位作為賞賜。一個國王竟然打著上帝臣仆的旗號說出這種話，竟然可以拿爵位來賞賜此種行為，所謂上帝的臣仆竟然通過懸賞來激勵這種行為。榮譽觀、道德觀和宗教觀都被這一切徹底毀掉了。
有些事算不得壞事，卻以假想的善為理由，嚴禁人們去做，這恐怕完全沒必要吧。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應該坦率直白。立法是為了對人的惡予以懲治，既然如此，它首先就得幹淨純粹。西哥特法有一條規定[1692]：猶太人可以不吃豬肉，但和豬肉一起烹煮的食物，他們必須吃。這太荒唐了。按照猶太人的法律，他們是不能吃豬肉的，而且不吃豬肉幾乎是猶太人僅剩的法律，這是唯一可以分辨他們的標誌了，可此項規定卻在強迫他們必須背棄這條法律。
第十七節壞的立法方式
我們的國王以敕令和詔諭的形式下達自己的命令，羅馬的國王也是如此。但是羅馬的國王和我們的國王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比如我們的國王不許個人和法官上達陳情表來陳述他們的分歧，但羅馬國王允許，不僅如此，還會通過敕複予以回應。事實上，教皇的敕諭也是一種敕複。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立法模式，這點我們是清楚的，隻有那些想讓立法者走上歧途的人才會主張以此種模式立法。尤裏烏斯·卡皮托裏尼說[1693]，圖拉真不想讓那些隻是特殊恩赦的敕令出現在所有案件中，所以通常不會批準此類敕複。馬克裏努斯無法忍受將康茂德、卡拉卡和其他昏庸無道的皇帝的敕複，當成法律的行為，所以下令廢除一切敕複[1694]。可查士丁尼卻將這些敕複編進了自己的法律匯編中，因為他並不認同馬克裏努斯的想法。
研讀羅馬法的讀者們，請聽我一言，不要將那些假想的內容和以下法令混為一談：元老院法令、平民會議決議、君主們的總則，還有所有以事物的屬性、女人的脆弱、未成年人的劣勢和公共利益為基礎確立的法律。
第十八節一致性的思想
一致性的思想，有時會出現在大人物（即使是查理曼也一樣如此）身上，總是會出現在小人物身上。他們了解的那種完善就存在於一致之中，所以他們必定可以找到。行政管理和商業活動采用相同的計量單位，國家遵行相同的法律，各個地方信仰同一個宗教。但是，這些相同的東西，是否永遠合宜、毫無例外呢？相比於承受，改革更難忍受嗎？何時應該區別對待，何時應該保持一致，難道那些具有洪才大略的人不知道？在中國，中國人和韃靼人會各自遵循自己的禮儀規範。中國是世界上最崇尚和平的國家。若所有民眾都能奉公守法，那麽是什麽法律又有什麽關係呢？
第十九節立法者
亞裏士多德有時會放任自己嫉妒柏拉圖，有時又會放任自己喜愛亞曆山大。雅典人的暴虐讓柏拉圖火冒三丈。馬基雅視以倫迪諾瓦公爵為榜樣，滿心滿眼都是他。托馬斯·莫爾的書並不他自己的想法，是他看來的，他希望希臘城邦那種質樸的方式，可以在世界所有國家推行[1695]。哈林頓除了英格蘭共和國，什麽都看不見，不少作者堅信沒有國王的地方必定戰亂四起。法律時刻都有和立法者的熱情與成見碰撞的危險，有時隻會稍微沾上一點點顏色，有時卻會無法前進被它們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