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輯 封建王朝的最後文明
中華上下五千年全知道 作者：雅瑟 編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乾隆與《四庫全書》
乾隆自認為自己有輝煌戰功，稱自己為“十全武功”，就想在“文治”上更上一層樓，他決定編修一部《四庫全書》。
於是，乾隆設立了四庫館，從公元1772年開館修書，任命負責的官員有360人，校對和抄寫人員有3800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總纂官紀昀，他把《四庫全書》中每一部書的淵源、版本、內容都作了詳細的考證，編寫了200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對編書非常重視，每進一篇都親自閱覽、審查。但結合編纂《四庫全書》，乾隆又實行了大規模的書籍查禁，先後被銷毀的書籍達7萬卷以上。經過10年的努力，《四庫全書》正式修成，收書3503種，共79337卷。全書共抄7部，分別貯藏在大江南北七處藏書閣。
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固然是為了誇耀文治盛世，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借此機會對曆代的書籍作一次全麵審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用編寫的辦法掩蓋和達到他禁毀圖書的目的，曆史上叫這種辦法為“寓禁於修”，這一招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損多了。
四庫館從全國采集到的圖書大約有13000種，其中3000種遭到收繳禁毀，將近總數的四分之一，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也被禁毀。其餘的書籍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凡書中有對清朝不利字句的文字，嚴重的整段刪除，輕微的則隨意篡改原文，就連宋代人指責遼國金國、明朝人批評元朝的話，都屬於觸犯禁忌。甚至曾經過康熙皇帝“禦批”的《通鑒綱目續編》，也因為記述曆史時出現“胡人”兩個字，下令將其挖改。這樣一來，很多古書都被改得麵目全非，失去了原意。編修《四庫全書》，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最大文化浩劫。
●吳敬梓諷刺清政
吳敬梓，公元1701年出生，字敏軒，晚年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清代著名文學家。吳敬梓18歲就考取了秀才，是個少年得誌的貴家公子。後來，他父親因得罪上司而丟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親丟官的前前後後，吳敬梓見到了官場中互相傾軋的醜惡。父親死後，近親侵奪他家家產的爭紛又使他看到這種書香門第表麵上講仁義道德，骨子裏卻是爾虞我詐。吳家敗落之後，族人鄉鄰都歧視他，嘲笑他，把他視為吳家的不肖子孫。受過他慷慨接濟的人也疏遠了他。他在家鄉住不下去了，就遷居到了南京城。這一切，使他對當時善於鑽營的讀書人非常厭惡，他再也不想參加科舉考試，下決心要寫一本書，把清廷官僚醜態及清代黑暗的政治記錄下來。於是，吳敬梓用辛辣的筆鋒，尖銳地寫出了中國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在吳敬梓筆下，大致有這樣三類士人：第一類是以科舉仕進為人生唯一目標的科舉迷；第二類是一群已經考取功名的士人，搜刮民財，殘害百姓；第三類是科場敗北、功名失意卻又不甘寂寞、以風流名士自居的人物。作品通過描寫他們附庸風雅、招搖撞騙的行徑，側麵反映了科舉對文人精神狀態的毒害和帶來的不良社會後果。作品自如地安排各色人等，組織情節，從而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對晚清譴責小說及現代諷刺文學都有深遠影響。
●蒲鬆齡茶換故事
《聊齋誌異》是中國文言短篇之冠，集有故事491篇。《聊齋誌異》為清初蒲鬆齡所作。蒲鬆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其書屋名“聊齋”，故世亦稱其為聊齋先生，蒙族人，為淄川（在今山東）人。今淄川東有莊名“滿井”，因莊東有井，井水常滿而溢，故得是名。井水溢流而成小溪，垂柳夾岸，故又有“柳泉”之稱。蒲鬆齡所著除《聊齋誌異》這一名揚四海的巨著外，還有詩1000餘首，詞100多首，散文400多篇，俚曲14篇，雜劇3本，以及多種雜書。
蒲鬆齡為著《聊齋誌異》一書，曾於滿井設茶攤，過路人口渴，免費供給茶水，不要他酬，隻要飲者講一故事，或軼聞異事。久而久之，四方異聞怪事盛集於他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繼”。然而，各地素材良莠不一、雜蕪不齊，一經蒲鬆齡神筆，則文采四溢，妙趣橫生。《聊齋誌異》雖以文言寫成，卻不枯澀難讀。其語言風格，既典雅工麗，又清新活潑，堪稱古代文言之典範。
●曹雪芹與《紅樓夢》
曹雪芹的曾祖曹璽曾經得到康熙的寵信，被派到南方當江寧織造。曹璽死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親曹頫接替了這個差使，一家三代前後做了六七十年織造官，家裏越來越富，成了一個豪門。雍正帝即位後，雍正帝認為曹家反對過他，不但革了曹頫的職，還下令查抄了他家。那時候，曹雪芹是個10歲的孩子。曹頫丟了官，在江寧呆不下去，隻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來越窮，家庭的災難又接二連二發生。到後來，曹頫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更加困難，隻好搬到北京西郊，在幾間簡陋的屋子裏讀書。有時候連糧食也不夠吃，隻好喝點薄粥充饑。曹雪芹家道衰落，接觸了一些窮苦百姓，再想起小時候家裏的豪華生活，免不了產生許多感觸。後來，他決心根據他的親身體驗寫出一部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小說，這就是《紅樓夢》。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寫了一個貴族大家庭賈家從興盛到衰落的故事。寫《紅樓夢》時，辛勞和疾病把他折磨得十分衰弱。當他寫完80回的時候，他的一個心愛的孩子得病夭折。曹雪芹受此打擊，終於放下了他沒有完成的著作，離開了人世。曹雪芹死後，他的小說稿本經過朋友們傳抄，漸漸流傳開來。許多人讀了這本小說，非常感動。但對這樣傑出的著作沒有全部完成，總覺得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後來，又有一個文學家高鶚，續寫了後40回，使《紅樓夢》成了一部結構完整的小說。小說《紅樓夢》經過再傳抄、翻印，越傳越廣。一直到現代，大家公認它是我國古代傑出的長篇小說之一。
●寫意大師吳昌碩
吳昌碩，名俊卿（一名俊），字昌碩（一作倉石），號擊廬、吾鐵，晚號大聾，浙江安吉人。他自幼受到家庭熏陶，成年後刻意求學，30歲方從任頤學畫。在任頤的指點下，他博采眾家之長，終於在繪畫史上獨樹一幟，成為近代最傑出的花卉寫意大師。
吳昌碩愛畫梅、菊、蘭、竹、牡丹、水仙等，寓意清高超逸，章法結構突兀，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緊密而得對角之勢。吳昌碩作畫參悟篆法、草書的筆意，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促成大氣磅礴、頗具金石味的獨特畫風。比如畫梅即脫胎於篆隸之法，所謂“蝌蚪老苔隸枝幹”；寫葡萄、紫藤則有狂草的奔放筆致，所謂“草書作葡萄，動筆走蛟龍”。敷色方麵，吳昌碩打破了明清以來文人寫意畫的陳舊格調，喜用西洋紅，有時畫花就大膽地把這種紅色（或大紅）堆上去；畫葉子又用很濃的綠、黃及焦墨，這是吸取了民間畫用色的特點。畫麵上的色彩渾厚複雜，對比強烈，而又顯得凝重含蓄，衝突中有和諧。
公元1904年，吳昌碩與吳隱等在杭州西湖孤山創立西泠印社，由他擔任社長。其書畫篆刻對近現代畫家頗具影響，尤受日本畫界推崇。有《缶廬集》《缶廬印存》等作品集傳世。
吳昌碩的存世作品很多，例如《葡萄葫蘆圖》《紫藤軸》《水仙天竹軸》《秋菊延年圖軸》《桃實圖軸》《墨荷圖軸》，等等。
●甲骨文重見天日
1899年的秋天，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也不見效。有位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其中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脊椎動物骨頭的化石，可以治療虛弱和破傷，一般出產在河南安陽。王懿榮看了看藥方，也沒有太留意。
王懿榮是北京城裏有名的金石學家，加之他人品好，不少名流學土都願意與他打交道。誰得了什麽寶物，都想請他給鑒定。過了幾天，有個同鄉的文物商人從河南搜求了幾樣寶物，請王懿榮來鑒定，其中就有一些“龍骨”，不同的是上麵有一些刻痕。王懿榮把這些“龍骨”拚拚湊湊，覺得有些像烏龜的殼。忽然，他頭腦中靈光一閃，意識到那些刻痕並不是隨意刻上去的，而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他激動得坐不住了，意識到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龜甲獸骨是珍貴的文物。為了收集到更多的“龍骨”，他決定出高價收購。
王懿榮開出按字論價收購的辦法，每字付2兩銀子。古董商人一看發財機會來了，把能找到的“龍骨”都送到王懿榮家中。王懿榮經過仔細研究，進一步斷定，這是商代專門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麵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甲骨文。
在商代，經常要舉行占卜活動。人們把龜甲或獸骨加工、磨光、鑽孔，占卜的時候，再把這種加工過的龜甲或獸骨用火灼燒，這樣就會在正麵相應部位出現裂縫，這個裂縫很像“卜”字的形狀。商王或掌管占卜的官員就根據裂紋的長或短、傾斜的形狀來判斷是凶是吉，並且在這個裂紋的邊上刻上所要卜問的事情的文字。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在湮沒了幾千年後重見天日了。
●三大小說譴清政
三大小說譴清政指的是《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三部譴責小說譴責腐敗的清朝政治。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是李伯元。李伯元，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名寶嘉，江蘇武進人，曾辦過多種報刊雜誌。《官場現形記》是他的長篇小說，共60回，描寫了晚清官場貪汙勒索、迫害人民和投靠帝國主義的種種現象，思想上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是吳沃堯。吳沃堯，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亦名趼人，廣東海南人。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108回長篇小說，以描寫官場為主線，涉及商場和洋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樸。曾樸，譴責小說作家，筆名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1904年，曾樸創辦小說林書店，並著手寫作《孽海花》。該書以金雯青、傅彩雲的故事為線索，描寫當時一些官僚和文士的活動，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敗，對維新派抱有幻想。
●《閱微草堂筆記》
《聊齋誌異》觀察社會，基於底層的觀點，寫人寫鬼，刺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時思想卻不脫鄉間秀才氣，帶著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擊科舉製度不公。其實科舉製度應該被詬病的是選拔的內容與標準，而不是考試的程序。有清一代，對科場舞弊的懲罰尤為嚴厲，蒲鬆齡落榜並非考試不公正的結果。事實上，比照《聊齋誌異》幹淨利落的敘事，再讀讀被他敝帚自珍的驕四驪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憤來觀察科舉製度，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一種文本“抒憤感”的意識太強，往往會影響它反映社會現象的客觀。
相反地，紀昀是一個“絕對正確”的人。乾隆雖然循例推崇理學，但暗裏是打擊理學家的。因為一旦一種思想獲得了近於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維護皇權的，它的狂熱崇拜者卻有可能把“亙古不變之理”淩駕於皇權之上，造成與日益膨脹的皇帝個人權力的衝突。紀昀無疑對“最高精神”心領神會，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裏有大量對理學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魯迅先生曾論之）。既然他反對理學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極力標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間的平衡技巧。讀者可以發現，《閱微草堂筆記》無處不努力體現自己的持平與公允，也就是說，紀昀的道德評判，並非最嚴厲，也不會最前衛，而是“最正確”。他表述的觀點，是比較接近當時社會輿論的普遍標準的。
《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不同，走的不是唐宋傳奇，而是魏晉誌怪的道路。《聊齋誌異》是上天入地、曲盡其態的描摹想象，（閱微草堂筆記》則是近於“原生態”的短小故事。紀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於考據，著述甚豐，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而文學創作，就隻剩這本小說（詩文集係後人輯錄），偏偏在這本小說裏，他極力淡化創作的痕跡。《閱微草堂筆記》多數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來源。每個講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親聞，則必注明流通環節，輾轉相因，言之鑿鑿，推卸“加工”的責任。他有時提供一個故事兩個不同版本，甚至會質疑故事的真偽，偽裝得像對待史料般認真考據過一番。同時他也狡黠地提醒讀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於故事，就不必太認真了吧。《閱微草堂筆記》的分卷標題之一就是“姑妄聽之”。對一本談狐說鬼、神道設教的小說，其作者極力撇清與創作的關係，是十分可笑的。但是這無疑標明了紀昀是借神鬼小說還原人情世態的意圖。
《閱微草堂筆記》的文字特別的好。魯迅先生曾經讚譽：“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複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聊齋誌異》以情節和描寫引人入勝，紀昀則擅長不動聲色地講故事，寥寥數語，就包含豐富的信息，並把白己的價值判斷，不知不覺傳輸給讀者。他還非常喜歡作道德評價，往往在故事末尾，發一兩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這使得《閱微草堂筆記》的說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說教的時候，他還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時怎麽辦”的尷尬狀況，有時甚至來一場真實或者虛構（借神鬼之口）的辯論，讓讀者看到多方的立場與判斷。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會倫理觀更加完整。
紀昀和所有道德家兼小說家一樣，都有虛偽的一麵。蘭陵笑笑生寫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卻偏偏總要記起扮演“懲淫”的審判官。紀昀的出身和教養注定了他無論宣淫或者懲淫，都不會像笑笑生那樣直截了當，但是有時他“幹幹淨淨，開開心心”地講一個個黃色小故事，轉眼又要擔負起審判官的職責。這角色轉換得太快，臉上的笑容都來不及收斂，讀者其實不難察覺其間的言不由衷。但是，我們考察文本，不單要看一個人說了什麽，還要注意他為什麽要這樣說。紀昀既是一個“最正確”的人，他那些道德評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實的見解，但是他會有這樣的見解，恰是社會“需要”這樣的見解。所以紀昀道德判斷的真誠與否，往往並不影響分析的結果。
從《閱微草堂筆記》的大量“原生態”故事裏，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社會從底層到高層的眾多趣事，人們對神仙的信仰，對鬼神的態度，對同性戀的觀感，婆媳關係，主仆矛盾，京師風尚，邊地民俗，窺見素來祟尚“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國人的為官之道，做人技巧，處世哲學……它無愧於一本清代乃至舊時中國的人情世故絕佳的教科書。
乾隆自認為自己有輝煌戰功，稱自己為“十全武功”，就想在“文治”上更上一層樓，他決定編修一部《四庫全書》。
於是，乾隆設立了四庫館，從公元1772年開館修書，任命負責的官員有360人，校對和抄寫人員有3800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總纂官紀昀，他把《四庫全書》中每一部書的淵源、版本、內容都作了詳細的考證，編寫了200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對編書非常重視，每進一篇都親自閱覽、審查。但結合編纂《四庫全書》，乾隆又實行了大規模的書籍查禁，先後被銷毀的書籍達7萬卷以上。經過10年的努力，《四庫全書》正式修成，收書3503種，共79337卷。全書共抄7部，分別貯藏在大江南北七處藏書閣。
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固然是為了誇耀文治盛世，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借此機會對曆代的書籍作一次全麵審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用編寫的辦法掩蓋和達到他禁毀圖書的目的，曆史上叫這種辦法為“寓禁於修”，這一招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損多了。
四庫館從全國采集到的圖書大約有13000種，其中3000種遭到收繳禁毀，將近總數的四分之一，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也被禁毀。其餘的書籍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凡書中有對清朝不利字句的文字，嚴重的整段刪除，輕微的則隨意篡改原文，就連宋代人指責遼國金國、明朝人批評元朝的話，都屬於觸犯禁忌。甚至曾經過康熙皇帝“禦批”的《通鑒綱目續編》，也因為記述曆史時出現“胡人”兩個字，下令將其挖改。這樣一來，很多古書都被改得麵目全非，失去了原意。編修《四庫全書》，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最大文化浩劫。
●吳敬梓諷刺清政
吳敬梓，公元1701年出生，字敏軒，晚年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清代著名文學家。吳敬梓18歲就考取了秀才，是個少年得誌的貴家公子。後來，他父親因得罪上司而丟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親丟官的前前後後，吳敬梓見到了官場中互相傾軋的醜惡。父親死後，近親侵奪他家家產的爭紛又使他看到這種書香門第表麵上講仁義道德，骨子裏卻是爾虞我詐。吳家敗落之後，族人鄉鄰都歧視他，嘲笑他，把他視為吳家的不肖子孫。受過他慷慨接濟的人也疏遠了他。他在家鄉住不下去了，就遷居到了南京城。這一切，使他對當時善於鑽營的讀書人非常厭惡，他再也不想參加科舉考試，下決心要寫一本書，把清廷官僚醜態及清代黑暗的政治記錄下來。於是，吳敬梓用辛辣的筆鋒，尖銳地寫出了中國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在吳敬梓筆下，大致有這樣三類士人：第一類是以科舉仕進為人生唯一目標的科舉迷；第二類是一群已經考取功名的士人，搜刮民財，殘害百姓；第三類是科場敗北、功名失意卻又不甘寂寞、以風流名士自居的人物。作品通過描寫他們附庸風雅、招搖撞騙的行徑，側麵反映了科舉對文人精神狀態的毒害和帶來的不良社會後果。作品自如地安排各色人等，組織情節，從而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對晚清譴責小說及現代諷刺文學都有深遠影響。
●蒲鬆齡茶換故事
《聊齋誌異》是中國文言短篇之冠，集有故事491篇。《聊齋誌異》為清初蒲鬆齡所作。蒲鬆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其書屋名“聊齋”，故世亦稱其為聊齋先生，蒙族人，為淄川（在今山東）人。今淄川東有莊名“滿井”，因莊東有井，井水常滿而溢，故得是名。井水溢流而成小溪，垂柳夾岸，故又有“柳泉”之稱。蒲鬆齡所著除《聊齋誌異》這一名揚四海的巨著外，還有詩1000餘首，詞100多首，散文400多篇，俚曲14篇，雜劇3本，以及多種雜書。
蒲鬆齡為著《聊齋誌異》一書，曾於滿井設茶攤，過路人口渴，免費供給茶水，不要他酬，隻要飲者講一故事，或軼聞異事。久而久之，四方異聞怪事盛集於他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繼”。然而，各地素材良莠不一、雜蕪不齊，一經蒲鬆齡神筆，則文采四溢，妙趣橫生。《聊齋誌異》雖以文言寫成，卻不枯澀難讀。其語言風格，既典雅工麗，又清新活潑，堪稱古代文言之典範。
●曹雪芹與《紅樓夢》
曹雪芹的曾祖曹璽曾經得到康熙的寵信，被派到南方當江寧織造。曹璽死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親曹頫接替了這個差使，一家三代前後做了六七十年織造官，家裏越來越富，成了一個豪門。雍正帝即位後，雍正帝認為曹家反對過他，不但革了曹頫的職，還下令查抄了他家。那時候，曹雪芹是個10歲的孩子。曹頫丟了官，在江寧呆不下去，隻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來越窮，家庭的災難又接二連二發生。到後來，曹頫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更加困難，隻好搬到北京西郊，在幾間簡陋的屋子裏讀書。有時候連糧食也不夠吃，隻好喝點薄粥充饑。曹雪芹家道衰落，接觸了一些窮苦百姓，再想起小時候家裏的豪華生活，免不了產生許多感觸。後來，他決心根據他的親身體驗寫出一部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小說，這就是《紅樓夢》。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寫了一個貴族大家庭賈家從興盛到衰落的故事。寫《紅樓夢》時，辛勞和疾病把他折磨得十分衰弱。當他寫完80回的時候，他的一個心愛的孩子得病夭折。曹雪芹受此打擊，終於放下了他沒有完成的著作，離開了人世。曹雪芹死後，他的小說稿本經過朋友們傳抄，漸漸流傳開來。許多人讀了這本小說，非常感動。但對這樣傑出的著作沒有全部完成，總覺得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後來，又有一個文學家高鶚，續寫了後40回，使《紅樓夢》成了一部結構完整的小說。小說《紅樓夢》經過再傳抄、翻印，越傳越廣。一直到現代，大家公認它是我國古代傑出的長篇小說之一。
●寫意大師吳昌碩
吳昌碩，名俊卿（一名俊），字昌碩（一作倉石），號擊廬、吾鐵，晚號大聾，浙江安吉人。他自幼受到家庭熏陶，成年後刻意求學，30歲方從任頤學畫。在任頤的指點下，他博采眾家之長，終於在繪畫史上獨樹一幟，成為近代最傑出的花卉寫意大師。
吳昌碩愛畫梅、菊、蘭、竹、牡丹、水仙等，寓意清高超逸，章法結構突兀，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緊密而得對角之勢。吳昌碩作畫參悟篆法、草書的筆意，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促成大氣磅礴、頗具金石味的獨特畫風。比如畫梅即脫胎於篆隸之法，所謂“蝌蚪老苔隸枝幹”；寫葡萄、紫藤則有狂草的奔放筆致，所謂“草書作葡萄，動筆走蛟龍”。敷色方麵，吳昌碩打破了明清以來文人寫意畫的陳舊格調，喜用西洋紅，有時畫花就大膽地把這種紅色（或大紅）堆上去；畫葉子又用很濃的綠、黃及焦墨，這是吸取了民間畫用色的特點。畫麵上的色彩渾厚複雜，對比強烈，而又顯得凝重含蓄，衝突中有和諧。
公元1904年，吳昌碩與吳隱等在杭州西湖孤山創立西泠印社，由他擔任社長。其書畫篆刻對近現代畫家頗具影響，尤受日本畫界推崇。有《缶廬集》《缶廬印存》等作品集傳世。
吳昌碩的存世作品很多，例如《葡萄葫蘆圖》《紫藤軸》《水仙天竹軸》《秋菊延年圖軸》《桃實圖軸》《墨荷圖軸》，等等。
●甲骨文重見天日
1899年的秋天，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也不見效。有位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其中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脊椎動物骨頭的化石，可以治療虛弱和破傷，一般出產在河南安陽。王懿榮看了看藥方，也沒有太留意。
王懿榮是北京城裏有名的金石學家，加之他人品好，不少名流學土都願意與他打交道。誰得了什麽寶物，都想請他給鑒定。過了幾天，有個同鄉的文物商人從河南搜求了幾樣寶物，請王懿榮來鑒定，其中就有一些“龍骨”，不同的是上麵有一些刻痕。王懿榮把這些“龍骨”拚拚湊湊，覺得有些像烏龜的殼。忽然，他頭腦中靈光一閃，意識到那些刻痕並不是隨意刻上去的，而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他激動得坐不住了，意識到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龜甲獸骨是珍貴的文物。為了收集到更多的“龍骨”，他決定出高價收購。
王懿榮開出按字論價收購的辦法，每字付2兩銀子。古董商人一看發財機會來了，把能找到的“龍骨”都送到王懿榮家中。王懿榮經過仔細研究，進一步斷定，這是商代專門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麵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甲骨文。
在商代，經常要舉行占卜活動。人們把龜甲或獸骨加工、磨光、鑽孔，占卜的時候，再把這種加工過的龜甲或獸骨用火灼燒，這樣就會在正麵相應部位出現裂縫，這個裂縫很像“卜”字的形狀。商王或掌管占卜的官員就根據裂紋的長或短、傾斜的形狀來判斷是凶是吉，並且在這個裂紋的邊上刻上所要卜問的事情的文字。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在湮沒了幾千年後重見天日了。
●三大小說譴清政
三大小說譴清政指的是《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三部譴責小說譴責腐敗的清朝政治。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是李伯元。李伯元，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名寶嘉，江蘇武進人，曾辦過多種報刊雜誌。《官場現形記》是他的長篇小說，共60回，描寫了晚清官場貪汙勒索、迫害人民和投靠帝國主義的種種現象，思想上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是吳沃堯。吳沃堯，清末譴責小說代表作家，亦名趼人，廣東海南人。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108回長篇小說，以描寫官場為主線，涉及商場和洋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樸。曾樸，譴責小說作家，筆名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1904年，曾樸創辦小說林書店，並著手寫作《孽海花》。該書以金雯青、傅彩雲的故事為線索，描寫當時一些官僚和文士的活動，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敗，對維新派抱有幻想。
●《閱微草堂筆記》
《聊齋誌異》觀察社會，基於底層的觀點，寫人寫鬼，刺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時思想卻不脫鄉間秀才氣，帶著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擊科舉製度不公。其實科舉製度應該被詬病的是選拔的內容與標準，而不是考試的程序。有清一代，對科場舞弊的懲罰尤為嚴厲，蒲鬆齡落榜並非考試不公正的結果。事實上，比照《聊齋誌異》幹淨利落的敘事，再讀讀被他敝帚自珍的驕四驪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憤來觀察科舉製度，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一種文本“抒憤感”的意識太強，往往會影響它反映社會現象的客觀。
相反地，紀昀是一個“絕對正確”的人。乾隆雖然循例推崇理學，但暗裏是打擊理學家的。因為一旦一種思想獲得了近於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維護皇權的，它的狂熱崇拜者卻有可能把“亙古不變之理”淩駕於皇權之上，造成與日益膨脹的皇帝個人權力的衝突。紀昀無疑對“最高精神”心領神會，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裏有大量對理學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魯迅先生曾論之）。既然他反對理學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極力標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間的平衡技巧。讀者可以發現，《閱微草堂筆記》無處不努力體現自己的持平與公允，也就是說，紀昀的道德評判，並非最嚴厲，也不會最前衛，而是“最正確”。他表述的觀點，是比較接近當時社會輿論的普遍標準的。
《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不同，走的不是唐宋傳奇，而是魏晉誌怪的道路。《聊齋誌異》是上天入地、曲盡其態的描摹想象，（閱微草堂筆記》則是近於“原生態”的短小故事。紀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於考據，著述甚豐，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而文學創作，就隻剩這本小說（詩文集係後人輯錄），偏偏在這本小說裏，他極力淡化創作的痕跡。《閱微草堂筆記》多數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來源。每個講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親聞，則必注明流通環節，輾轉相因，言之鑿鑿，推卸“加工”的責任。他有時提供一個故事兩個不同版本，甚至會質疑故事的真偽，偽裝得像對待史料般認真考據過一番。同時他也狡黠地提醒讀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於故事，就不必太認真了吧。《閱微草堂筆記》的分卷標題之一就是“姑妄聽之”。對一本談狐說鬼、神道設教的小說，其作者極力撇清與創作的關係，是十分可笑的。但是這無疑標明了紀昀是借神鬼小說還原人情世態的意圖。
《閱微草堂筆記》的文字特別的好。魯迅先生曾經讚譽：“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複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聊齋誌異》以情節和描寫引人入勝，紀昀則擅長不動聲色地講故事，寥寥數語，就包含豐富的信息，並把白己的價值判斷，不知不覺傳輸給讀者。他還非常喜歡作道德評價，往往在故事末尾，發一兩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這使得《閱微草堂筆記》的說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說教的時候，他還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時怎麽辦”的尷尬狀況，有時甚至來一場真實或者虛構（借神鬼之口）的辯論，讓讀者看到多方的立場與判斷。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會倫理觀更加完整。
紀昀和所有道德家兼小說家一樣，都有虛偽的一麵。蘭陵笑笑生寫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卻偏偏總要記起扮演“懲淫”的審判官。紀昀的出身和教養注定了他無論宣淫或者懲淫，都不會像笑笑生那樣直截了當，但是有時他“幹幹淨淨，開開心心”地講一個個黃色小故事，轉眼又要擔負起審判官的職責。這角色轉換得太快，臉上的笑容都來不及收斂，讀者其實不難察覺其間的言不由衷。但是，我們考察文本，不單要看一個人說了什麽，還要注意他為什麽要這樣說。紀昀既是一個“最正確”的人，他那些道德評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實的見解，但是他會有這樣的見解，恰是社會“需要”這樣的見解。所以紀昀道德判斷的真誠與否，往往並不影響分析的結果。
從《閱微草堂筆記》的大量“原生態”故事裏，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社會從底層到高層的眾多趣事，人們對神仙的信仰，對鬼神的態度，對同性戀的觀感，婆媳關係，主仆矛盾，京師風尚，邊地民俗，窺見素來祟尚“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國人的為官之道，做人技巧，處世哲學……它無愧於一本清代乃至舊時中國的人情世故絕佳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