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文化傳統不管如何深厚，總可以被人為力量所毀滅。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的文明都早已消失或僵化了，印加帝國和古地中海文明隻成為後世考古學家發掘的材料。中華文化發展了四五千年，是今日世界長期維持下來的、獨一無二的文化傳統。
倘若中華文化沒有什麽價值，對於現代人的生活害多利少，妨礙中國人的進步發展，不可能對全人類做出積極貢獻，那麽毀滅了也不足惜。但事實恰恰相反。西方強調機械與物質的文化體係，到今天遇上了重重阻礙，人類似乎漸漸走進了沒有出路的死胡同。中華文化正為全人類提供一條可行的道路。未必這是唯一可以解脫困難的方向，然而事實擺在這裏，五千年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直平安而富強地存在著，中國每次總是在憂患和災難中重新站起來，保持平安而富強。別的國家都不能，中華文化卻做到了。這樣的文化絕不會是沒有價值的。
我們愛中華文化，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價值，並非純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們生在這個文化環境中，吸取著它的乳汁而長大，不管它好也罷，壞也罷，就是熱烈地愛它。我們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偉大的人，我們愛父母並非由於他們的完美偉大，隻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父母，以愛還報愛，甚至也不是有意識地還報，而是內心不得不愛。對於中華文化，我們心裏同樣有這樣一份溫情熱愛。我們愛中國的音樂圖畫、唐詩宋詞、民歌戲曲、章回小說，並沒有去比較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國的更好，隻是為了我們說不出的喜歡，寵愛它們，寶貴它們，像每個人愛自己的子女一樣。對情人的愛，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對子女的愛卻完全不考慮這些，隻因為他們生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愛美貌的、聰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樣的愛心對待醜陋的、愚笨的、貧窮的子女，甚至對後者可能有一份更多的憐愛。
秦始皇要燒盡普天下的書籍，隻保留極少數的醫卜種樹之書。這強力的摧殘，使得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黃金時代風流雲散，然而，中華文化並沒有給他毀滅。隻因為秦朝統治的時期很短，來不及毀滅一切。有些書籍給人藏在牆壁裏，後來找了出來；有些書籍給人記在心裏，後來默寫了出來。如果秦朝延長到二三百年，很難想象今日的中華文化是否仍然存在。
《明報月刊》出版了十年，對於發展中華文化並沒什麽貢獻。然而我們似乎做了一堵小小牆壁，保藏了一些中華文化中值得珍愛的東西。全世界這樣的牆壁很多，我們是其中之一……我在《俠客行》小說中寫過一段話：
石清心中突然湧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傷害於他，我寧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屈，也磕下頭去。
我們辦這個刊物，無數作者和讀者支持這個刊物，大家心裏，都有這樣一份心情。
出版《明報月刊》這樣一份刊物的心願，蓄之已久，當我在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當副刊編輯時，我曾和劉芃如兄（十多年前因飛機失事逝世）、周榆瑞兄（目前在英國）一起籌劃，但沒有成功。後來創立《明報》有了基礎，更得到許冠三兄的全力推動，和海外陳完如先生、薑敬寬先生等旅歐十位學人長期通信，終於決定創辦。第一期中發表了一封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寫給這些朋友的通函，其中第五點說：“雜誌的編輯宗旨，簡單說來，希望是‘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夠有積極的貢獻。但它也應當有溫和可親、富於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麵。我們希望在經濟上，它每月的虧累能逐步減少，以至能自行平衡……不可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本雜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一個事業長期維持，必須企業化地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營利’的。”
十年來，編輯宗旨沒有改變，雖然做得遠還不夠好。經營方式也沒有改變，《明報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現在每個月結出賬來，有時賺一兩千元，有時蝕一兩千元，賺得多了，總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於房租、水電等費用，則一直由《明報》補貼。
回憶十年前籌備與出版《明報月刊》之時的情景，既覺得喜悅，也是大有感喟。那時我家住在九龍，為了決心辦成這份許多人認為絕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層樓，把間隔的牆壁都拆去了，連廚房也取消，成為空空蕩蕩的一間大書房，日日夜夜地在這書房裏辦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層樓，作為月刊的編輯部。最初協助我工作的是許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後來有孫淡寧、黃俊東、丁望、王司馬等幾位加入。現在許、王兩位去發展別的文化事業，各有成就，其餘幾位到今天還都是月刊的骨幹，一直辛勞了十年。
月刊創辦一年多之後，胡菊人兄由於誌趣相同，放棄了穩固的職位與優厚的待遇，來主持月刊的編輯。從那時起，我就完全不必為月刊的編輯工作費心了。他編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風格。能有這樣嚴謹負責的人來參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運之一。他是我的圍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說都相當低。台灣的《圍棋》雜誌給我的稱號是“香港棋壇聞人”，倪匡兄對這稱呼大大讚賞，因為這表明名字倒眾所知聞，棋力之低，卻也可想而知）。我是“衝動派”，下棋可以大勝，更常大敗；菊人兄是“穩健派”，敗而不潰。這兩種不同棋風，也分別反映在《明報月刊》最初兩年和其後八年的內容上。
月刊的印刷、發行和經理工作，十年來在沈寶新兄主持下順利進行。“十年中一切順利”，這句話說來輕描淡寫，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劃、監督和各種困難的解決，所花的心血當然殊不尋常。在經理部業務方麵，長期盡力的有戴茂生、陳華生、吳誌標、蔡輝霞、葉敏冰、王陵等幾位。還有處理秘書事務的莫圓莊小姐。
當然，必須感謝我們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讀者。然而在另一種意義上，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個刊物，不必由我特別提出來表示謝意。在執筆寫這篇文字時，回想到了十年前寫“創刊詞”時的心情，那時是興奮中帶著惶惑不安，現在除了興奮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當我在親自主編之時，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裏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她在這段時間中沒法照料孩子。我們的小女兒阿訥那時還隻兩歲多。這個向來文靜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鋼琴上，摔了下來，跌斷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電話後，忙趕回家去，抱了她去請醫生醫治。她沒有哭，隻是睜著圓圓的大眼望著我，我心中卻在想著，這一期的《明報月刊》還沒有找到適當的插畫，發稿的限期卻已經到了。
現在阿訥十二歲了，已會翻閱月刊中的圖片和一些最淺近的文字。原來，我們的孩子（我們夫妻二人的）和我們的刊物（我們工作人員與作者、讀者們的）都已長大了。朋友們都說我們的阿訥很美、很乖，也說我們的月刊辦得不錯。我隻希望，當我自己的生命結束而離開這世界時，阿訥（還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這樣乖，過得很幸福。我們的月刊也仍是像過去十年那樣，從不脫期地出版，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喜愛。
更加希望，到了那時候，《明報月刊》已不隻是消極地企望保存一部分中華文化，而在發展中華文化的工作上已做出相當貢獻；希望那時候保存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工作，有千千萬萬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報月刊》成為整個大工作中完全協調的一個部分。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文化傳統不管如何深厚，總可以被人為力量所毀滅。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的文明都早已消失或僵化了，印加帝國和古地中海文明隻成為後世考古學家發掘的材料。中華文化發展了四五千年，是今日世界長期維持下來的、獨一無二的文化傳統。
倘若中華文化沒有什麽價值，對於現代人的生活害多利少，妨礙中國人的進步發展，不可能對全人類做出積極貢獻，那麽毀滅了也不足惜。但事實恰恰相反。西方強調機械與物質的文化體係，到今天遇上了重重阻礙，人類似乎漸漸走進了沒有出路的死胡同。中華文化正為全人類提供一條可行的道路。未必這是唯一可以解脫困難的方向，然而事實擺在這裏，五千年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直平安而富強地存在著，中國每次總是在憂患和災難中重新站起來，保持平安而富強。別的國家都不能，中華文化卻做到了。這樣的文化絕不會是沒有價值的。
我們愛中華文化，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價值，並非純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們生在這個文化環境中，吸取著它的乳汁而長大，不管它好也罷，壞也罷，就是熱烈地愛它。我們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偉大的人，我們愛父母並非由於他們的完美偉大，隻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父母，以愛還報愛，甚至也不是有意識地還報，而是內心不得不愛。對於中華文化，我們心裏同樣有這樣一份溫情熱愛。我們愛中國的音樂圖畫、唐詩宋詞、民歌戲曲、章回小說，並沒有去比較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國的更好，隻是為了我們說不出的喜歡，寵愛它們，寶貴它們，像每個人愛自己的子女一樣。對情人的愛，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對子女的愛卻完全不考慮這些，隻因為他們生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愛美貌的、聰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樣的愛心對待醜陋的、愚笨的、貧窮的子女，甚至對後者可能有一份更多的憐愛。
秦始皇要燒盡普天下的書籍，隻保留極少數的醫卜種樹之書。這強力的摧殘，使得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黃金時代風流雲散，然而，中華文化並沒有給他毀滅。隻因為秦朝統治的時期很短，來不及毀滅一切。有些書籍給人藏在牆壁裏，後來找了出來；有些書籍給人記在心裏，後來默寫了出來。如果秦朝延長到二三百年，很難想象今日的中華文化是否仍然存在。
《明報月刊》出版了十年，對於發展中華文化並沒什麽貢獻。然而我們似乎做了一堵小小牆壁，保藏了一些中華文化中值得珍愛的東西。全世界這樣的牆壁很多，我們是其中之一……我在《俠客行》小說中寫過一段話：
石清心中突然湧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傷害於他，我寧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屈，也磕下頭去。
我們辦這個刊物，無數作者和讀者支持這個刊物，大家心裏，都有這樣一份心情。
出版《明報月刊》這樣一份刊物的心願，蓄之已久，當我在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當副刊編輯時，我曾和劉芃如兄（十多年前因飛機失事逝世）、周榆瑞兄（目前在英國）一起籌劃，但沒有成功。後來創立《明報》有了基礎，更得到許冠三兄的全力推動，和海外陳完如先生、薑敬寬先生等旅歐十位學人長期通信，終於決定創辦。第一期中發表了一封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寫給這些朋友的通函，其中第五點說：“雜誌的編輯宗旨，簡單說來，希望是‘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夠有積極的貢獻。但它也應當有溫和可親、富於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麵。我們希望在經濟上，它每月的虧累能逐步減少，以至能自行平衡……不可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本雜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一個事業長期維持，必須企業化地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營利’的。”
十年來，編輯宗旨沒有改變，雖然做得遠還不夠好。經營方式也沒有改變，《明報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現在每個月結出賬來，有時賺一兩千元，有時蝕一兩千元，賺得多了，總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於房租、水電等費用，則一直由《明報》補貼。
回憶十年前籌備與出版《明報月刊》之時的情景，既覺得喜悅，也是大有感喟。那時我家住在九龍，為了決心辦成這份許多人認為絕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層樓，把間隔的牆壁都拆去了，連廚房也取消，成為空空蕩蕩的一間大書房，日日夜夜地在這書房裏辦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層樓，作為月刊的編輯部。最初協助我工作的是許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後來有孫淡寧、黃俊東、丁望、王司馬等幾位加入。現在許、王兩位去發展別的文化事業，各有成就，其餘幾位到今天還都是月刊的骨幹，一直辛勞了十年。
月刊創辦一年多之後，胡菊人兄由於誌趣相同，放棄了穩固的職位與優厚的待遇，來主持月刊的編輯。從那時起，我就完全不必為月刊的編輯工作費心了。他編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風格。能有這樣嚴謹負責的人來參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運之一。他是我的圍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說都相當低。台灣的《圍棋》雜誌給我的稱號是“香港棋壇聞人”，倪匡兄對這稱呼大大讚賞，因為這表明名字倒眾所知聞，棋力之低，卻也可想而知）。我是“衝動派”，下棋可以大勝，更常大敗；菊人兄是“穩健派”，敗而不潰。這兩種不同棋風，也分別反映在《明報月刊》最初兩年和其後八年的內容上。
月刊的印刷、發行和經理工作，十年來在沈寶新兄主持下順利進行。“十年中一切順利”，這句話說來輕描淡寫，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劃、監督和各種困難的解決，所花的心血當然殊不尋常。在經理部業務方麵，長期盡力的有戴茂生、陳華生、吳誌標、蔡輝霞、葉敏冰、王陵等幾位。還有處理秘書事務的莫圓莊小姐。
當然，必須感謝我們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讀者。然而在另一種意義上，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個刊物，不必由我特別提出來表示謝意。在執筆寫這篇文字時，回想到了十年前寫“創刊詞”時的心情，那時是興奮中帶著惶惑不安，現在除了興奮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當我在親自主編之時，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裏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她在這段時間中沒法照料孩子。我們的小女兒阿訥那時還隻兩歲多。這個向來文靜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鋼琴上，摔了下來，跌斷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電話後，忙趕回家去，抱了她去請醫生醫治。她沒有哭，隻是睜著圓圓的大眼望著我，我心中卻在想著，這一期的《明報月刊》還沒有找到適當的插畫，發稿的限期卻已經到了。
現在阿訥十二歲了，已會翻閱月刊中的圖片和一些最淺近的文字。原來，我們的孩子（我們夫妻二人的）和我們的刊物（我們工作人員與作者、讀者們的）都已長大了。朋友們都說我們的阿訥很美、很乖，也說我們的月刊辦得不錯。我隻希望，當我自己的生命結束而離開這世界時，阿訥（還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這樣乖，過得很幸福。我們的月刊也仍是像過去十年那樣，從不脫期地出版，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喜愛。
更加希望，到了那時候，《明報月刊》已不隻是消極地企望保存一部分中華文化，而在發展中華文化的工作上已做出相當貢獻；希望那時候保存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工作，有千千萬萬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報月刊》成為整個大工作中完全協調的一個部分。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